一提起“清净禅林”四个字，我们脑海中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场景，便是深山古刹一片宁静，沿着绝壁上的蜿蜒的小道，一个或几个僧人拾级而上，密林深处传来阵阵的钟声。然而，这一场景却不一定是中国人才独有的。实际上，西方也有这么一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那便是“修士”。

跟一般人对佛教的想象有所不同，佛教起初也没有遁入山林之中，在《金刚经》中，佛陀也是在城中乞食之后，再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在中国，一些重要的佛寺更是会坐落于城市之中，熟读古典小说的人必然会对“大相国寺”这样一个地名非常熟悉，它在《西游记》和《水浒传》里都有所出现。更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诗篇可为佐证。

那么，中国的僧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山林之中的呢？实际上，当佛教与世俗过度密切接触之时，便已经有僧人感到不满，高僧慧能在皇帝下诏班请的情况下，就表示自己“愿终山林”。及至南朝末年，因为战祸频发，社会混乱，便已经有很多僧人乐居于山林之中了。

西方的修士们其实亦持有类似的观念。在公元410年的欧洲，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城破，帝国曾经最辉煌的城市，连续三日被外来的蛮族之人所践踏和掳掠。而他们曾经也是帝国的臣属和佣兵，可如今却颇有要取而代之的意思。

在彼时，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自觉已经生活在了世界末日的前夕了——周围的蛮族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觊觎他们的财产，信仰着异端的野蛮国王们也在迫害着他们。除却战争之外，四处还弥漫着疾病和贫穷。这每一处场景，你甚至都能在《启示录》中找到或多或少的经文来验证。有些联系在今天看起来是牵强附会，但在这个时期可能却是无可置疑的论断。因此，已经生活在城市之中或者周围的修士们也开始逐步逃向了旷野之中。

一、基督宗教中的苦行僧

当然，我们在说中国佛教一开始的主旨并非在“遁入山林”的时候，也不是说所有早期的佛教徒都会热衷于参与到世俗生活之中，实际上佛教之中亦有很多的大德高僧不愿意生活在人烟密集之处，甚至他们在这种孤独之中，主动地进行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的行为，即所谓的“苦修”。譬如，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创始人的米拉日巴尊者，在当年学习佛法的时候，便钻入了山洞进行苦修，身上只着一件衣服，以采食野菜为生，以至于浑身变为绿色，让人误认为鬼怪。他甚至为了拘束自己的行动，而要在身上套上一个绳环。

这一现象在基督宗教亦可找到类似的现象，这便是在埃及地区的被人们尊为“荒漠教父”的一群人。这些基督宗教的苦行僧的修行方式在各个方面都与米拉日巴尊者的这样的苦行僧的修行形式都非常之类似。

譬如，他们也会找来一根铁链绕颈而过，模仿犯罪分子。双手也戴上类似手铐的铁环，最好脚上也捆上两个，这样便将自己的行为约束起来。衣服呢？对他们而言也是累赘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因为，圣经上有云富人要想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甚至，躺在地上用什么羊毛毡都是奢侈的堕落，而且大概因为也没有什么出行要求，一些苦修之人只用自己尝尝的头发遮体。

那么，这些隐修士一般都会住在哪里呢？他们一般都会去寻找那种天然的山洞，又或者是遗弃的采石场的石洞中，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天然居所的话，他们也会选择自己挖掘一个“防空洞”，然后住在其中。总而言之之，这些隐修士大概都是“洞穴爱好者”，而且还必须注意的是，他们甚至不能住在一个有窗户的环境内，这是因为窗户会让人类起舒适的生活！他们一般都会离群索居，但如果想要一位“邻居”，也不是没有办法——很多隐修士会挑选一座坟墓来居住。因为在古代罗马时期，坟墓的结构之中是会有一个穹形拱顶，这其中会有石块砌成的小密室，但是这个空间几乎容不下站立的人。这就意味着，很多隐修士只能蜗居在里面，不过好处就是，他们的邻居会非常的安静不会打扰他们的清修。但是，据说还是会有些住在坟墓里的隐修士会对这些过于安静的邻居抓狂，他们有时候会把它们幻想成魔鬼来跟自己作对，他们会神志不清的与这些骸骨作战。

他们看起来形销骨立，衣衫褴褛，以至于他们走出坟墓的时候反倒会吓坏了别人，被别人当作魔鬼附身的怪人，甚或被狠狠的给上一棍子放倒在地。这是因为在《新约》福音书里，就曾经有几个被恶魔附身的狂人从坟墓里跳出来，放大胆子跟路过的耶稣挑衅。结果魔鬼们不仅没有胜利，反而被发配到一群猪的身上，跳海去了。

当然，这其中最为个别的居住方式，便是选择住在一根离地面60英尺的石柱上（一般是高塔或者高崖上的平地）。在石柱顶端，这些苦修者当然不是为了登高去浏览原野风光，而是为了尽量减少自己与这个五浊乱世的接触，同时尽量地接近上帝。他们每天都会做一些看似锻炼身体的瑜伽，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些重复的礼拜动作。

据说，曾经有位好奇的旁观者，观察过这么一位在石柱之上的苦修者，看他在柱头上不断做礼拜动作——这位隐修士身体站直，然后以额头碰脚面，一共做了1244次。观察者事后承认，他一直想看看这位柱头神人能否能从上面掉下来，以便让他看到些更新鲜的内容，而不是让他在地面上数羊一般地数他的磕头次数。但是，最后这位从容淡定的柱头修炼者也没有让类似的观察者如愿。因为他在自己的柱子上住了三十年之久，连死亡都没有让他离开自己的岗位。而这位柱头人物也被后世的人们奉为圣人，他就是“柱头修士”圣·西门。

在饮食上，这些基督教的苦修者亦不会落后于佛教的苦修者们，可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体重超标的，当然这可能会让一心想减肥的现代人好奇他们的食谱。但是如果浏览下你的食谱，就会发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其实都不咋吃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禁食”。

要知道他们对于饮食的观点就是这么的奇特，他们觉得吃的太多，就容易让人发困，倦怠以至于能够忘记祷告，忘记世界末日，甚至会忘记上帝还偷偷的在天上一刻不停的盯着这个世界。因此基于这种观点，世界上的一切食物对于他们来说仿佛都是累赘，这倒颇有一些道士所追求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意思，当然，还没有听说哪位隐修士完全可以修炼到“饮风吸露，辟谷不食”的水平。

不过如果实在非得吃一些的话，他们的食物也几乎不见荤腥，有的只是面包蘸盐水，盐水煮蔬菜，蔬菜就面包。而且，他们还尽可能吃的少，说句玩笑话，他们吃的还绝对要比蔡依林更少。如果不是那些关心他们的人会不断地劝他们多进些食物，否则这帮古代的瘦身专家可真要活活饿死在那个自己的那个幽闭空间里了。

二、西方的“寺院”的出现

修士们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独身修道，就像我们之前举例的圣·西门。他们散居埃及的旷野里的苦行者，群众们对此倒是十分喜闻乐见，因为这些圣人除了是道德楷模之外，还往往身负异能——尽管他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但是他们往往能治愈其他人的疾病。可是，这门手艺又没法直接传给俗人，只能是圣人们的专利——圣·西门对此就表示过无奈，他自己就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咋办到的，以至于不断来找他治病的人越来越多，使得他都无法清修下去。于是，他只得另觅他方。

鲁迅先生说过，路走的多了，自然就成了路。同样道理，旷野之中就算再空旷，矿洞之中就算再荒芜，也架不住人数越来越多的修行之人。他们本来寻找的就是一个单身独处的清幽场所，结果大家拥挤在一起还成何体统？这于圣人的身份是掉价的。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在最初的“末世盼望”疯狂过后，一些修士大概发现世界末日到来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尽管他们表面上不敢质疑，但是大多数人内心里或多或少的有那么点儿怀疑上帝是不是暂时的忘了按下重启整个世界的按钮了。

虽然说，革命队伍走到后面就越纯粹，不过在修道问题上，这道理是反的，因为世界末日似乎越来越不会来，所以越来越少的人采用那种圣·西门的孤独修行了。而且圣·西门有一点普通人也做不到：他在修道之前可以说是个富二代，但是他愣是就打算活得像济公一样，铁了心要散尽自己的万贯家财，独自一人跑到那旷野里去了。

不过，随着门槛的降低，却带来了另外一项好处，那便是修道之人越来越多了。随着修士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地也不再像自己的前辈一样患有“群体恐惧症”。大家选择住在了一起，而集体生活也带来了诸般好处：生前无论是生病遇难，彼此能有个照应；死后也不至于自己曝尸荒野。另外，如同早期的佛教有僧团组织，基督宗教早先也有教团，耶稣在云游四方的时候，就经常带着自己的门徒们。

不过人总是个麻烦的生物，一旦生活在一起，总难免有个摩擦。虽然个个都是自诩是隐逸高达之士，但马勺也难免不碰锅沿儿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来协调，来分配大家的集体资源。

不过，第一个建立起集体修行制度的人，可不是什么天生的住在石柱上面的修道士，反而是一位名叫帕可米乌的退役军人。他带着自己手底下的几个士兵，给大家修建了一个集体宿舍——这也许是第一座基督宗教的“寺庙”（修道院）的由来。在这所隐修院里，人们的生活颇有军事化管理的风格，每个人各司其职，按照一定作息时间起居，然而最关键的是，都要统一服从修道院的院长。这条规章大概也是这位前罗马帝国的退伍士兵，自军队里学习而来的管理方式。

其后的千年之久，圣·帕克米乌的思路在欧洲的大陆上被拷贝了无数次。越来越多的修道院被一座座的建立了起来，从东边的小亚细亚，希腊地区直到西边的英伦三岛，爱尔兰岛，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修造隐修院也不再只是修道士们的个人活动。同样还有很多贵族为了跟风，也建立了不少自己私人的隐修院，捐给“高僧大德”们。这样一方面能亲近圣人的恩泽，为自己的来世修功德；一方面仍然他们过着自己奢华的生活，享受着现世的三俗欢乐。

不过，也有些贵族子弟自幼就参加到了修道活动中。他们有的是主动的，有人从小也许就有这慧根，有的是被动，因为自小身体不好就被养在修道院中，希望上帝能多关照下孩子。不过日后，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因为自己显赫的世俗身份成为了修道院的院长。由是之，这样的修道院往往也就成了某个显贵家族的私有财产了，不再是修道士们的公共财产了。

另外，修道院也不仅仅是个修道场所，它还一直扮演着几项额外的工作：首先是软禁的监狱或者政治避难所。如果先王死掉，子嗣们相互争权夺位，失败者往往主动申请出家，以免杀身之祸。因为修道院属于神圣的场所，多少政敌会有所顾忌，就跟中国古代的皇帝们也不愿意在清静之地染上血光。当然，还有更多的政治斗争失败者是被强制出家的，而且他们还不能随便外出，这是因为修道院的修士若要想迈出寺庙半步，都得需要院长的批准。

同时修道院还兼职养老院：贵族老年了，往往恐惧自己无人照顾，或者被人杀害。于是往往先把修道院当作养老金的储存地，等到自己从位置上退下来就进入到修道院生活。这样一边偶尔出来享受下世俗生活，一边偶尔回去品尝下神圣的味道，倒是颇有点“小隐隐于院”的味道。读过金庸的人都知道，大理段氏的几位皇上，晚年都躲到了皇家寺院中去享清福了。

可是，当某一处隐修院甚至成为了一个家族的财产，又有这么多功效，人们肯定要想办法世代流传下去。至于怎么流传呢？当然是通过自己的孩子啦！实际上，在十一世纪之前，修士都并非是强制独身的，他们可以有妻子，甚至是可以结婚的。然后，他们让自己的孩子长大结婚，再找一房妻子生下一辈的人之后再出家。这样修道院里的血脉，就会一直被把持在某些特定的家族的手里。譬如，在爱尔兰地区的修道院长的职位甚至是可以世袭罔替的，正所谓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这种行为不光是现代人会觉得这不妥，就连同时期古代人有时候也觉得不妥，修道之人总得拿出点清静的样子。否则修道院的高墙之内，总不是养活孩子的地方。不过，修道士们娶妻的理由也很充分。

尽管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堕落开始也许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第一对人类夫妻开始了性行为，偷吃禁果一词甚至也是我们现代人对是这一行为的隐讳。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也祝福人类要在大地上多多的繁衍，试问若没有偷吃禁果，人类自问还不能做到草履虫那样的无性繁殖。

另外，在当时还存在着所谓的男女共住的修道院，这其中丑闻也是时常发生。这倒不是因为男女之事有多么不正当，这往往是因为时常有三角恋情的发生，一些“修道士”们争风吃醋，大打出手实在有碍观瞻。

当然，也还是有极端相反的例子，有很多新婚夫妇会一起报名参加高尚的反三俗的修道活动，这样的故事往往有着老套的情节：结婚前夜，新娘以泪洗面，为自己将要失去贞洁而哭泣。而性急的丈夫居然能被新娘子的坚贞所感化，然后俩人在次日黎明一起报名参加了隐修院，互称兄妹，永不相沾。

三、无规矩，不成方圆

曾经一度在网上热传，辽宁海城的大悲寺的僧人在进行苦修，拒绝使用手机之类的电子设备，然而亦有相对比较现代化的寺庙过着比较现代化的生活，比如北京龙泉寺著名的信息技术组。不同的寺庙对于僧人的要求往往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其实中西同理。早期的西方“寺院”制度也可谓是非常的不一致。有的十分严格，达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程度，甚至在修行中出现死伤。有的则过于宽松，其生活简直可以用灿烂多姿来形容，你几乎很难把这种生活同什么修行联系在一起，饮酒，狂欢，纵欲。更有甚者，很多的隐修院还成了那时候强盗窝赃的据点。

甚至很多隐修院的院长在出家之前，都是开黑店的老手和惯犯。晚年或者被军队追的无处可逃的时候，一头钻进某处隐修院，这倒真是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架势。不过，他们经常也是本性难改。这些隐修院长们随时随地能拿起刀来的，重新带上手下的“修士”们开张营业，为非作歹。这样的故事，你可以在图尔的主教格列高利（St. Gregory of Tours）所写的《法兰克人史》看到。

正因如此，所谓时势造英雄。终于有那么一位圣人出现，他注定要把这混乱的场面收拾一番了。这就是努西亚的圣·本笃。

不过这位圣人的经历，也让人感觉颇为无奈。年轻时，他与圣·西门一样也是富家子弟，但是他同样立志投身于修道活动。在修道生活中，他因为厌烦不虔诚的修道活动从而主动避开人群，但是随着当地的寺庙“方丈”（修道院院长）过世之时，人们都认为他才是这个职位的不二人选，于是人们又把他拉回来担当此处的方丈。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甫一接手这个职位，便所颁布下了严格的律令。然而，他的严格竟然令他手下过惯舒服日子的修士产生了谋害他的想法——据说，一位修士曾端来了毒酒让他祝福，并请他饮用，但是当我们这位圣人伸手在酒杯上划十字架的时候，酒杯竟然自己碎裂了，毒酒撒了一地，这方才令他逃过一劫。于是，他当机立断且诚惶诚恐的留下了封辞职信，就又躲回到山区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并非说所有的修士都是那么贪恋凡尘，甚或要谋财害命。仍旧有很多虔诚的人们希望与这位圣人一起的修行。但是在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之后，我们这位圣人学乖了，只收留下来矢志学道的弟子，并要他们立誓不得反悔，于是他们在此又重新建了一个修道院。

数年后，圣人但观时机成熟，便携众弟子下山，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感化当地的异教群众，捣毁了当地的偶像和神庙。并建立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修道院。由此在基督宗教上的第一个修道协会——本笃会正式开张营业，而圣·本笃也为基督宗教的修士们，写下一本影响后世深远的本笃会规，这部会规不似现代的企业管理章程，有多少条文要遵守，触犯了x条第y款就要受罚等等。这更像是一部对于圣经的精神解读。圣·本笃把他的团体当作是一个学校，而非一个企业或者某个需要管理的政府部分。他教学生所追求的是关于来生的知识，其主题无外乎一心抵制着三种世间最大的诱惑——财富，性欲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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