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新讨论公知的社会责任，有朋友发来议论，说近年公知沦落除了环境艰险，更因他们轻率的发言态度，既不愿意多读书、不断刷新知识，也不愿意亲自调查，结果就成了常识正义论者，以为简单地依靠互联网上一些片段、再用所谓常识逻辑就可以做出洋洋洒洒的评论，难怪经常被公众嘲笑为和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水平差不多。

进入五月的春夏之交，也是传统“菜花黄、疯狗狂”的时节，各地陆续传出大学校园流浪狗咬人的新闻，我也不敢大意，专门走访了北京市公安局犬只留检中心，俗称“七里渠”的神秘所在。

在犬舍一片吠声中，我看到不少善良市民正在办理手续，领养被送来的流浪狗。据工作人员介绍，那只不久前在青年路一带咬伤儿童的“疯狗”也在隔离室留置观察。

其实，通过多年的宣传和免疫，北京有超过80万只狗做过免疫，而现存犬只总数约100万只，而免疫率通常超过75%即可形成对狂犬病的有效免疫屏障。过去一年，只有5例狂犬暴露的报告病例，全国的报告病例也只有500多，比较五年前的1000多例下降许多。

按说，这个数字远低于许多其他恶性传染病，更远远低于日常发生的交通事故死亡和刑事死亡等，不足为患。可是，任何一件疑似狂犬咬人的消息似乎都能引起公众恐慌。我有时也很不明白，中国人到底在害怕什么，平常需要担心的事情不是已经够多了的吗？

这些年，无论动物保护志愿者怎么解释、怎么努力，无论狂犬病例下降多少，似乎都难以消弭公众对狂犬病的恐惧。一如数百年前的“叫魂”或者今天对孩子丢失、女大学生被拐卖、乘坐滴滴被奸杀之类的恐惧，中国公众仿佛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惧之中，连带着也对某些宗教、某些民族、对艾滋病、甚至同性恋人群都怀着极深的恐惧。

全民都陷入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癔症中，连那些所谓公知也不能幸免，常常加入到各种恐惧大合唱，或者鼓吹宿命论的个体绝望。事实上，每当狂犬咬人新闻出来，互联网上就流传一些明显是狂犬癔病的视频。无独有偶，最近巴以冲突加剧、酿成多达40余人死亡的大屠杀，一些微信群里便流传着几年前巴勒斯坦人的抗议视频，却指系今天巴勒斯坦人用来装死。

我只能抱着试图理解“这一代人的怕”的心理，翻看各种论文，仔细研读农业出版社的《狂犬病》，这是“动物防疫防控出版工程”丛书最新出版的一本大部头合编著作，也去了几家动物医院，采访了北京“天使动保”组织，那些曾经长期为阻止贩卖狗肉辛苦斗争、却不被更多公众理解甚至污名化的动保志愿者。

几年前，因为田野调查的缘故，自己也曾走访一些京郊的犬只收容所，都是爱狗志愿者倾家荡产租地收容和照顾。我无力帮助更多，只是在其中收养了一只小猫。几年过去，这只曾经浑身感染猫藓、留着鼻涕的流浪猫，历经掉下六层楼的劫难而存活，已经长成一只极有教养的“庞然大物”。

不过，直到上个周末参加了一个急救培训之后，练习了心脏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以及各种伤情和意外的处置方法后，尽管这些方法的大多数我都从小被家慈反复教导过、也在马拉松赛场和一些相似场景出手实施过，但是在一天的密集训练后才恍然大悟，恐惧来自无知。

譬如说，2014年2约17日深圳地铁水湾站发生一起猝死案件，35岁的女性白领梁娅突然昏迷，现场无数人经过，包括地铁站工作人员，但在整整50分钟里无人出手施救，急救人员到来后只能宣告死亡。

2016年6月29日北京地铁呼家楼站重演了这一幕，34岁的某网站副主编金波猝死。我当然理解普通人不愿多事的心理，2006年南京彭宇案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公众之上，但是谁也难以否认公众以及地铁站工作人员甚至警察都缺乏急救训练才是他们袖手旁观宁愿错过急救“黄金四分钟”的关键。

另一个原因则是AED自动除颤器的匮乏，公共场所普遍缺乏这一急救装备，地铁站服务员窗口最常见的是所谓针头线脑风油精之类半个世纪前“学雷锋”式的“物资”，而非现代社会理应配备的急救设备。

至于公立医院或急救中心的急救服务之不发达，也许更不用在本文里多说了，明白的人都明白，如果以急救服务或者大街上救护车的鸣笛声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的话，中国可能确实仍然处在毫无疑问的发展中国家。

对狂犬病的恐惧，大概也是出于类似的无知，和公共服务的匮乏。

例如，2009年陕西汉中再次爆发狂犬病，死亡人数超过12个，当地政府只以扑杀犬只为控制疫情的方法，一时间杀死约3.6万只狗，引发当地民众和全国各地和国际动保组织的抗议，而记者调查后发现，当地狂犬病发与当地防疫投入微少有关，造成地方犬只免疫率接近零。

这种政府失责、公共投入不足导致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形屡见不鲜，即使在汉中就可以追溯到1982年的狂犬病爆发和1986年的爆发，而这些爆发并没有促进政府增加投入，只是在酿成危机后一味滥杀，造成社会恐慌。

如果从1949年算起，中国狂犬病有报告的死亡总数略超过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最易引发恐慌的还在于狂犬病的致死率，几乎为100%。但是，狂犬病毒扩散对狗咬人的高依赖和高死亡率本身就阻绝了狂犬病的爆发，就像埃博拉病毒虽然可怕却因为高致死率而自我阻断了病毒的继续传播，难以超出狭窄地域范围，这和低致死率且依靠人际传播然后屡屡造成世界范围灾难的流感病毒截然相反。

在电子显微镜下，狂犬病毒呈子弹型，直径约60-100纳米，虽然理论上可能感染所有哺乳动物，但是每种毒株只和特定宿主相关并被其维持，很少发生对新物种的扩散，也就是作为一种宿主适应型病毒，不仅在犬、狐、蝙蝠等物种间存在毒株差异，还受到河流、山川等地理限制，存在明显的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特征。

这种差异不是无关紧要的。例如2004年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女孩Jeanna Giese发生狂犬病暴露后使用安非他命等鸡尾酒疗法进行主动大脑昏迷后治愈，被医学界认为是巴斯德1885年首次“暴露后治疗”、运用家兔脊髓制备干燥疫苗救活狂犬病人之后又一次革命性的治疗，但是这一疗法的成功前提是这位15岁的女孩Giese不是被狂犬咬伤，而是被蝙蝠咬伤，而蝙蝠体内的狂犬病毒株的毒性较低，成为关键。

甚至，这一差异还颇有文化意义，可以解释中国人对狂犬的恐惧来源。虽然中国的犬文化也算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有犬， 也就是今天汉字反犬旁“犭”的来源，但是中国文化中很是罕见对狗的友好，或者人类伴侣之情，反而以反犬旁构词建构起一个庞大的以对狗的偏见和歧视为中心的负面汉字集合。

虽然2016年还有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王国栋团队试图从基因图谱研究证明早在3.3万年前从狼到犬的驯化就在东亚南方完成了，然后向欧亚大陆传播，与非洲人向世界迁徙的方向相反，也与从新月地带向欧陆的小麦传播的方向相反，狗被驯化的标志之一是体内淀粉消化酶增加以适应人居食物；还有语音学家证实汉语狗的发音来自苗瑶语，连犬也是，和藏语、缅语相近，但是，从周到唐，中国对以犬以狼为图腾的犬戎族也就是今天蒙古人的祖先却始终充满恐惧，唐德宗期间的大臣柳浑称戎狄为“豺狼也，非盟誓可结”。

同时，中国典籍对狂犬病的记载却分外详细。最早在《左传》中就有记录，“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瘈狗”；哀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83年），有“国狗之瘈无不噬也”。瘈即疯之意。汉墓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里就有了“狂犬噬人”和“犬噬人”的区分。到晋朝葛洪已经清楚认知了狂犬病的发病周期，即“过七日不发则免也，要过百日则为大免”。后世医书记载和讨论层出不穷，非常接近今人对狂犬病的认识，例如《本草纲目》中便说“猘犬肉有毒，不可食，食之杀人”。

当然，按李时珍的说法，很多肉包括鸭肉都有毒，都会食之杀人。唯独对狐狸，本来狂犬病毒的跨种传播最先传给红狐，但是在中国古代神话里却对狐狸情有独钟，狐狸和人的关系比狗与人的关系亲近得多。最早从公元2世纪开始就以女性形象的狐仙出现在文学中，连汉人祖先大禹都在东汉时代的《吴越春秋》里被附会娶了九尾白狐，人们好像不太忌惮狐狸身上潜在的狂犬病毒，而更着迷狐狸精的人狐恋。

更有趣的，在狂犬病毒毒株演化树谱中，现在中国流行的狂犬病毒RABV属于亚洲演化支，起源于1412年，或1654年，不同于印度演化支、世界性演化支和非洲的若干演化支、以及北极演化支和美洲的蝙蝠演化支。

这一时间，和欧洲1500年后的狂犬病流行一致，且中国狂犬病毒的亚洲演化支明显存在向印尼、菲律宾的传播相关性，似乎与明朝开始的南洋交流、以及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有关。1412年是永乐10年，也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敕往赐满加剌、爪哇等国”，而1654年清军已经入关十年，似乎并没有带来优势的狂犬病毒北极演化支，或者在那之后与北极演化支发生了某种隔离，也许只能解释成明朝两百年间的灾荒和流民在推动这一类型毒株的空间密集化，而明代长城和边境对峙虽然最终没能阻挡清兵入关，却成功阻挡了来自北方的狂犬病毒。

时至今日，东北仍然是狂犬病的低发区，人们大啖狗肉却少有狂犬病暴露，和广西地区嗜狗且狂犬病高发形成鲜明对比。

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外来的满人政权能够迅速汉化的原因。他们没有带来新的狂犬病恐慌，相反，满人垄断的大量貂皮和狐皮贸易却满足了汉人精英对人狐恋的想象——母狐完全符合汉人知识分子对柔弱淫荡女性（狐狸精）和对多妾（九尾）生活的性幻想，并转为对清朝政权精细治理、怀柔风格的服从，才有临到清朝末期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可能，而迥然不同于更早蒙古人“狼图腾”一般较野蛮的男性气概压迫，如同被蒙古人人祖先犬戎族一杀一掳的周幽王和褒姒，尽管实际上正是元朝建立的行省体制及各项典章制度、等级制度等成为明清统治的基础直到今天，却在汉人心目中视为暴政。

有趣的是，197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生物学家通过反复杂交、选育试验也发现，狐狸的驯化是可能的，而且驯化结果是狐狸的面孔发生改变，耳朵耷拉，吻部变短，脸型变得柔和，更像人，大脑能够对人的指令和情感产生反应。

这种驯化后的性状改变大概很合乎中国人曾经的想象，也合乎今天许多年轻女性的整容方向，她们正在深层文化意识的层面自觉地迎合中国人的恋狐心理，自我宠物化。

相反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狗的恶感以及对草原民族的恐惧大概才是狂犬病恐惧的普遍认知基础，很类似一个最近的例子——1967年新加坡华人爆发缩阳（癔）症，其心理原因在于对穆斯林的恐惧。

新加坡两个近邻印尼和马来西亚先后在1965年和1969年爆发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生活在冷战中的新加坡华人大概很能感受当时马六甲海峡所弥漫的不安，最终因为猪肉的检疫问题而爆发。而1985到1987年海南、雷州半岛等地也爆发过缩阳症恐慌，那时也正是狂犬病的爆发期，两者的心理机制存在许多相同之处，都是教育低下人群对男性气概的自卑。

当然，社会恐惧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则来自狂犬病患的癫狂症状，这也是世界范围对狂犬病的通常反应。

狂犬病的单词Rabies，拉丁文Rabere原意是暴怒、狂暴，可能源于梵语的Rabhas，暴力的意思。狂犬病的另一个称呼是希腊语，Lyssa，对应英语的疯madness和Lyssophabia，即恐水症。两个词根，两种描述，分别对应狂犬病的症状和对他人的威胁。

这种病患有着异乎寻常的社会攻击性，俨然复制了疯犬的行为模式，即回复到动物状态，这让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恐惧不已。所以，在文明初始，便能见到对狂犬病的记载，例如公元前23世纪、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法典(Eshnunna Code)，就规定了犬致人死亡后主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到古希腊的荷马和亚里士多德，都描述过疯狗和犬只感染后的易怒，十分吻合狂犬病发后狗的狂躁表现，不过柏拉图却是用Lyssa 来形容情欲，丽莎也是今天一个好听和普遍的女性名字。

狂犬病的这种症状，和狂犬病毒侵入并作用于神经系统有关，也因此造成狂犬咬伤面部则发病更快，且在发病期表现出狂躁或沉郁，以及活动过度、方向感丧失、意识错乱、畏光、异食、不配合和筋挛性癫痫，也会因自主全身性兴奋导致不稳定的高血压、换气过度、肌肉震颤、性欲改变、体温过低或过高，最后发生呼吸和心脏功能衰竭，在十天内死亡。

狂犬病的现代想象是和近代文明社会的发端特别是对疯狂的管制和恐惧联系在一起的，如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考证，16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文学突然大量出现有关疯狂的描述。

因为，虽然自人类文明伊始就有记载，但是真正的狂犬病爆发还是在中世纪后期1500年以后。非洲的狂犬病是1772年由英国殖民者引入的，美洲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也无狂犬病毒，只有当西班牙人带入天花、流感和狗以后，才有了狂犬病毒的泛滥。而这些强烈、异常的病征在今天又被转化为僵尸形象，一个好莱坞特别喜欢的类型片，几乎未来所有的生化危机最后似乎都趋向狂犬病模式，然后导致人类社会的自我灭绝。

如果按照福柯主义的解释，他注意到那个时代精神自由则被视为精神错乱，疯狂意味着一种理性的表现，那么狂犬病的症状只不过比梅毒导致的癫狂更加短促激烈而已，后者都曾经被赞美、被认为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譬如尼采和列宁，那么狂犬病为什么只能带来恐惧呢？

或许要从狗和人的关系来切入。其实，在王国栋团队前，生物学对狗的驯化有多个假说，最近的是1.1万年前起源于欧洲，也有蒙古最先驯化说，证明犬戎族非虚也。

无论如何，驯化后，狗和人的关系是以人的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狗对人的依附，消灭了狗的祖先——狼所具有的社会性和群居性，切断了狗和其他狗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频密交往。这种情况下，狂犬病毒主要依靠狐、貉、鼬、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作为宿主保存，然后通过野生动物与家犬的偶然性接触再传播开去。所以，就如狂犬病的高致死率本身可能阻止传播，狗的驯化和依附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少爆发可能性，本不足畏。

一旦爆发，便表明人类社会的生活秩序发生异常，例如战争、瘟疫、灾荒等失序状况。若在平时，则意味着某种人狗关系的疏离，一种“不文明”的状态开始改变狗对人和家庭的依附关系。

最典型的，不是澳洲的野狗和印度的流浪狗，这些狗回到了一种野化、半野化状态，自然是狂犬病毒的危险传播群体，当20世纪末世界每年因狂犬病致死人数还在5.5万左右的时候，印度的死亡总数就超过3万；而是像中国乡村的散养状态，狗游走在家和村庄边缘，既吃主人提供的饭食，也自行觅食。这种情况下，家狗和野生动物的接触机会大大增加，咬人后又难以捕捉观察，很利于狂犬病的流行，还加剧狂犬病的社会恐惧。

但是，散养现象是人狗关系的疏离，这种疏离不止发生在乡村，在城市养狗家庭同样发生。

许多家庭因为怀孕、育儿或者其他原因就弃养猫狗，造成城市流浪狗泛滥，却不知有宠物陪伴却可以防治新生儿的过敏和哮喘等疾病。

大学校园缺乏自理能力、缺乏足够空间的大学生往往轻易抱养猫狗，同样容易随便丢弃，甚至在一个个寒暑假的间隙也无法熬过，造成校园流浪猫狗问题。而细究之下，这种责任感缺失、对伴侣动物的随意，背后可能正是人际关系的疏离。人们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对待亲密关系和陌生关系，似乎一直没有做好从前现代社会或者乡村共同体/单位共同体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准备。

这当然是个大题目。虽然近年来终于有人开始讲陌生人的团结，但是，陌生人问题仍难以解决，毕竟中国国民到今天也难以处身公共场所时面对其他人颌首致意或者微笑、留门、让行、保持安静、注意自身行止得体。

更现实的是，大多数人可能究其一生都没有学会处理亲密关系，然后将这种亲密关系的爱、平等和交往推及世人，只是困在先天血缘和纲常伦理的家庭中，并且把这种不平等的纲常秩序延伸到阶级秩序，让后者也成为先验的现实，并反诸家庭内部，也就是阶级不平等的永化。

这或许才是很难看到中国人尊重并且平等对待各种亲密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同性恋伴侣、恋人之间关系等）的原因，也是轻易弃养宠物的根源，而宁愿沉浸在蒲松龄式的文化想象中。一旦发生狂犬病暴露，其身体形态改变之剧烈，特别是男性患者常常伴有阴茎勃起、连续射精的异常，对此种家庭秩序便带来巨大心理冲击，而且常常以癫狂的癔症形式表现出来，只为获得家人的关注。这种癫狂与理性无关，而是反理性的，包括对公共生活的不信任。

例如，我们还可以把狂犬病爆发归结为乡村地区疫苗供应和医疗服务的不足，加上乡村地区疫苗和发病后的治疗费用等因素，每一次乡村地区的狂犬病爆发都意味着乡村公共卫生和公共服务的恶化，也就是乡村的贫困化。

例如陕西汉中地区，1980年代以来多次狂犬病的爆发，大概最生动反映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所难以掩盖的落后，公共服务和公共卫生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类似的，巴西的城市化也是一个狂犬病防治的例外，大量贫民窟的存在反而使圣保罗等大城市成为狂犬病高发区。

而在北京，犬只普遍接种疫苗已经形成有效免疫屏障，偶尔发生的狂犬病例几乎都是外来犬只随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引入北京的，证明城市化和公共卫生改善能够降低显著狂犬危害。

最成功的防疫发生在欧洲，不仅城市宠物普遍免疫，而且通过投放口服疫苗防止了野外动物的狂犬病流行，从而隔离了野外动物对宠物和人的感染，把狂犬病发病率降到接近零。这也给了世卫组织以信心，决心在2030年像曾经消灭天花一样消灭狂犬病。

另一方面，就是防疫知识和伤后处理。防疫知识也代表防疫责任，养狗人有责任为家犬定期注射狂犬疫苗，同时保持家犬的看养状态，遛狗时须系狗绳、戴口环等，这在即使免疫情况最好的北京也很难做到。

更重要的，还在于对狗的伴侣责任，不应随意因迁徙或家庭原因抛家犬造成流浪狗。这不仅会造成潜在的狂犬病问题，也极大伤害狗的心理健康，对人产生怨恨。

台湾自然观察者刘克襄曾经连续一年多观察过台北阳明山的野狗。在他的观察日记《野狗之丘》里，流浪狗通常保持一定的社会性，数只结伙生存，这和我们平时观察到的情况相同。而且，他注意到其中一只狗从家养到弃养然后流浪，眼神、毛色和体态都发生了相当变化，备受创伤。这样的流浪狗若在校园集群追逐幼童或者学生，大概正是出于某种人类可以理解的怨恨。

而最重要的，是被咬后的处置。

即使在我上周刚刚参加的美国心脏协会的急救培训课，也对动物咬伤后伤情处置缺乏更专门的提醒，没有强调保持伤口开放性，因为狂犬病毒是厌氧的，如果为了止血而包扎，只会有利于病毒的复制小环境。至于常规性的肥皂水清创等，似乎绝大多数国民都没有受过训练或者实践过，遑论心脏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

遇到咬伤、昏厥、中暑、心脏骤停以及普通伤情，人们往往不知所措，过分依赖原本就不足的公立急救系统，他们的姗姗来迟以及对急救很不友好的楼宇设计（如过于狭小的电梯间或缺乏电梯的旧楼房），一般情况下都会很自然地错过“黄金四分钟”，而这些其实收费的急救车和急救治疗往往首先被乡村和低收入人群拒绝，造成乡村地区狂犬病受害者的耽误治疗，也放大人们对狂犬病的恐慌。

虽然我们今天不至于动辄将这种恐慌与昔日的“叫魂”相提并论，但是，文化心理上的恐惧却难以消弭，城市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的低下却提醒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提高生活质量、政府服务和引进现代化的理念、制度，向社会和公共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不是一味几万亿地投入那些“铁公鸡”的基础设施。至少，在社会和公共服务提高之前，我们能做的，仍然是从自身改变做起，主动学习急救，承担起抢救他人、照顾动物的公民责任。这或许才是文明的本来状态吧。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