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六十年，读书取得学位不是最大的任务丨大家

1957年秋天，我从台湾跨过大洋到了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进修。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1962-1970年间，我主要在台湾工作。1970年，我才来到匹兹堡定居。在台湾的八年，由于工作单位分配的职务，我还是往返于台、美之间。初次离台时，一位美国的访问教授吴克（Richard “Dixxy” Walker）提醒我 ：此行不是只在按照课程修读学位，更需把握机会研读一本大书，真正在生活中，理解现代文明最新一个章节：“美国人和美国社会”。他的建议，引导我数十年，至今我还在继续研读这一部大书，转眼间竟已一甲子，也见证了许多变化。

整体说来，从1957年到今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美国的动静。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理，只是变动快、慢之分而已。回顾前尘，这六十年来的演变，不仅见之于美国一地，而且因为美国是现代世界的重要部分，一切在此地发生的变化，都影响到全世界的人类。今天我已经八十几岁，来日不多。在这个时期，趁我还没有昏聩糊涂，将自己的观感贡献给大家参考。

我在1957年八月中旬，到达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在那前后，有两桩大事值得一提。第一桩发生在九月底，在穿越巴拿马时，从当地的报纸知悉：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正在为了黑人儿童入学的事，引起社会极大的辩论，这种紧张情绪几乎到了爆炸的临界点。果然，十月份阿肯色州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族群冲突——这也是内战以后，美国州政府第一次运用武力，以平乱为由阻挡黑人群众的抗议。这还是第一次，联邦政府将州政府管辖的州卫队（state troopers）收为联邦所有，等于解除了州政府的武装。这一事件在美国的民权历史上，乃是一个里程碑。联邦权与地方权之间，州的自主权与人民的公民权之间，这两重的冲突震惊了世界；也开启了美国社会内部的严重分裂，至今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另一桩大事，则是1957年十月，当时苏联发射了“伴侣号”（Sputnik），人类第一次发射卫星进入了太空，这是震古烁今的大事！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人类是大海中的鱼类——居然有一条鱼跳出海面，停留在离海面几丈的空间，可以瞭望陆地，也可以回顾海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尝试，而且居然成功地使得卫星离开了大气层。

伴侣号

对于美国而言，这个令人震惊的刺激，使得他们忽然警觉：美国并不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第一个反应是要迎头赶上，不仅在科学上要重新争回领导权，在国防上他们也开始发展太空战争的机制。从此以后，列强之间的军备竞争不再是武器层面而已——整个的科技发展，几乎都在为军备竞赛做技术储备。从那时以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逐渐失去了为知识而知识，却转变成为了安全——或是为了利润，美国科学的发展，更注重于现实实际的需求和应用。这一转变，以英文的俗语来说就是变成“Horse drawn carriages”（马车成为，车前马后）的形势了。

在芝加哥我住了五年，感谢导师顾立雅先生（Herlee G. Creel），他放任我自由学习，我才得以涉猎汉学之外的学科。他自己是古史名家，一对一的讨论课上，他却经常告诉我他对于美国社会的意见。我从他的谈话中，学到英国费边社的自由社会主义，才认识他在专业学科之外对于社会的关怀。他自己身体力行，于专业研究外颇致力于撰著通识性质的著作——凡此言传身教，我终身受益。在此，我向他致谢。

校方考虑我身体的残疾，让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上课大半在对街的东方研究所，那是两河埃及考古的研究所。然而，其他文化的古代史研究人员也在这个地方，利用许多有关古代研究历史的图书馆。我们的饭厅就是神学院的餐厅，在宿舍的左边对街。这三个地点，是我日常生活所在；三个地点我能接触到的对象，却是很不相同。神学院除了学生和教师，还有各种不同教派的神职人员在此进修；不仅有基督教派的神职人员，许多其他宗教的神学生也在这学比较神学。由于这个餐厅价廉物美，芝大许多的教职员和研究生也在这用餐。芝大的特殊风气是，端了盘子可以随便找空位，也不管桌子另一边或邻座是否认识——而且常常挑不认识的邻座坐下。坐下之后第一句话往往是：“你现在研究什么题目？”在这种环境之下，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面和交谈的题目，就非常广泛。

神学院中一大批的神学生，尤其年轻的牧师来自四面八方，属于不同的基督教会教派。在美国基督教历史上，芝加哥一地有相当特殊的传统：许多年轻的神学家，对于有势力、有资源的老教派，往往不满其官僚老大作风。于是，他们往往在此地另辟门户，自立教派。这些新教派的年轻牧师崇尚自由，有时候甚至非常激烈。然而，激烈的革命者等到自立教派成了气候，自己却也变成老大的当权者，又有新的教派革他们的命。因此，在芝加哥神学院中的年轻神学生和年轻牧师，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激烈的反叛和自由意识。

战后，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美国的年轻人从欧洲和东亚的战场回家，他们见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和美国完全不一样。欧洲和东亚都是有古老文化作为背景，但是大战结束后，都有最激烈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兴起。因此，在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之间，美国年轻人也开始发动思想上的解放运动；到六零年代大概到了颠峰，其中一部分人走向虚无，另有一部分人则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芝加哥的年轻牧师们，就在这种空气之下，常常是社区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先锋队。我与这些人天天接触，大家同桌用餐，共同讨论，吵翻了也无所谓。白天，宿舍中的学生各自上课，客厅之中空空荡荡；黄昏以后，大家从四面八方回到宿舍，客厅就是大家辩论的场合。由于各人来自不同教派，甚至不同的宗教，这种辩论就不限于严格的神学范围了。许多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也变成大家讨论的题目。到了深夜，每个楼层的浴室又称为讨论的空间——在那个休沐的时间，往往一个题目引起抬杠，双方彼此僵持不下，其他人也各自加入战团。像这种“浴室讨论会”多种多样，比正式的学术讨论会的气氛还要热烈，难得看见他们在十二点以前各自回房间。

这种气氛下，我耳濡目染搜集来的信息，其复杂和古怪程度，实在是难有其他地方可与比拟。在神学院宿舍，我有幸结识了一位赖威廉（William Lyell），他帮助我了解不少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为我开启了一个认识美国的重要视角。

和这批神学生混成一团，也就避免不了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芝大的校区，跨过一条宽广的草地就是六十三街，这是当时芝加哥著名的复杂地区。六十三街火车站，是从南方进入芝加哥的站口；附近另一地方灰狗巴士的“石岛”站口，也在芝大附近。经过公路和铁路，从南方来的非裔劳工，成批地进入芝加哥寻找职业。新来的劳工到达大城市，职业的介绍行、工会的人员、和当地的帮会，三方面都抢夺新到的劳力。芝大神学院的年轻神学生，看不惯工会、帮会以及那些“猪仔佬”（职业介绍行）争夺这些无知无识的新到劳力，于是也介入战团，帮助这些新到的劳工摆脱各方魔掌。

再者，在芝大四周围许多弱势族群居住的地方，年轻牧师们参与民权活动，也主动组织民众抵抗各种恶势力的利用。我和这些小牧师们，既然是同一宿舍的朋友，我又驾驶一部小的高尔夫电车，后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许多宣传资料和其他的用具。于是，他们常常借用我的电车，出动参加各种活动。有时候，我自己也驾车帮助他们运送必须的用品。如此这般，我不知不觉也卷入这种活动，见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现象，也学到了不少书本上读不到的知识。尤其在民权运动的时候，这群神学生们发动各处的年轻教友，抵制地方政客把持市政府的所作所为，揭穿他们偷窃选票的伎俩，从旁争夺选民，使选民不受政客控制。这些活动其实相当危险，可是当时自己年纪还轻，初生之犊不畏虎，根本就不觉得危险就在身边，时时有可能发生。 环顾四周的中国留学生，大概很少有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见到社会剖面的深处。

我在芝加哥读书五年，每年有两个月到四个月，都在医院接受免费开刀手术，矫治我先天的残疾。我住院之处，是一家以帮助贫穷病人，矫治小儿麻痹症的基金会的医院。在病房之中、走廊上、饭厅内，经常会接触许多残废儿童的家长。从聊天中，也了解了这些来自各方、家庭背景不同的病童，和他们的家庭情形。这一段的经历，也是一般正常留学生未必能遭遇到的。我在这种场合结识的朋友，在出院以后，如果他们的住所不甚遥远，他们的家长常常会邀请我访问。我也因此结识了一些劳工阶层，远乡近郊的朋友们。从他们那里，我所获得的见闻是非常直接的，可能无法从书本上体会。

资料图：匹兹堡大学

1962年我回到台湾，1970又到美国。第二次来美长住，落脚匹兹堡，居然一住将近半世纪。十年不走并州路，却将他乡做故乡。我对美国真正的深入观察，是这五十年之间的所见所闻。我任教的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当年是由Sam Hays担任系主任。这位老同事是桂格兄弟会教徒，也是坚信自由主义的学者；在他手上，重组了整个历史系，将教研重点放在社会史。我们二十八位同事，大概一半是研究农业和农村，另外一半是研究工业和劳工，都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趋向。他自己又是环保运动的自然主义者——这几种理念的趋向，使别人把匹大历史系看做激进派。其实，我们是持守自由理念，实践容忍的一群人。

我们系的二十八个人，所从事的专业相当均匀地分配在美国、西欧、东欧、南美、远东，再有一小部分是非洲和非裔研究。这种分配方式，又和一般美国大学以美国本国史为主，甚至全部集中在美国本国史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同事之中，固然有非常激进的老共产党员，其激进的程度比当时的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员还要厉害，是第一代最原始的共产党。其中一位最老的同事，曾经参加西班牙自愿军，介入西班牙反佛郎哥的内战。可是，另外一位同事却是极端的天主教徒。我加入匹大以后，第二年开始，同事们曾经有连续三年组织两个专题平行的讨论会，分别以工运和农村为主题；各人分别加入两组之一，也有人跨两组都参加者。我是属于农村这一组，但是只要有空，我也会去参加工运那一组旁听。这也是难得的机缘，从专业的学者讨论之中，我学到了许多对美国社会的理解。

在匹兹堡，我曾经迁徙过五次，每次的邻居都是不同的人物。将近五十年中这五次的迁徙，我深深体会到，邻居的关系如何逐渐趋于淡薄。最后这一段居住在共有的公寓，即使邻居关系淡薄，由于共同参与管理大厦的会议，在公寓事务讨论会上，会前、会后也就在近距离可以观察到，不同职业、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人的想法和作风。至于前面几次迁徙，却是邻居关系基本相当良好，也相当密切。

资料图：匹兹堡

在住家之外，当然和匹兹堡本地的华人社区有相当密切的交往。我也亲眼目睹大型钢铁业，在上个世纪黄金时代兴起的基础工业，如何经过他们的辉煌岁月，又如何逐渐蜕变。以至于到最近的新科技，包括医疗和信息，又在匹城生根、发芽，以至于茁壮。许多华人朋友，在这些企业单位服务。他们在不同年次一批批进来，又一批批离开。有人原本有着稳定的生活，忽然随着工作变动搬家，或者因为工厂减缩甚至倒闭而失去职业。这些经历，于我而言非常切身。将近五十年来，在近距离中，我观察到人生的喜怒哀乐，命运的变化无常。更重要的是，学习到如何在个人的命运之中，看到了美国大环境。

在这第一篇，我只是将自己初到美国的印象作为楔子。此后诸篇，则按照不同的题目，陈述美国六十年的变化。那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你我之间的生活，更影响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甚至人类文明未来的前景。是福？是祸？却谁能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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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的美国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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