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人的反抗：西安奔驰车主维权与996ICU丨大家

2019年1月，自有赞公司开始宣布实行全员“996”工作制（每天工作从早9点到晚9点，一周工作6天）后，这种在业界本就遮遮掩掩长期存在的非法工作模式堂而皇之半公开化、正式化。有赞高管甚至声称如果工作家庭不好平衡，可以选择离婚，更引发热议。3月27日，程序员们通过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揭露和抵制互联网公司的996工作制度。

2019年4月12日，阿里巴巴通过其官方微信号上分享了马云有关996的一些观点，加之京东的刘强东关于他可以“8116+8”（指周一到周六6天，从早8点工作到晚11点再加上周日工作8个小时）等言论，事件进一步发酵。尤其是马云讲“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引起轩然大波，引来包括《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主流媒体和各种新媒体的众多批评和部分支持者，在舆论压力下，阿里巴巴在公众号上又罕有地发了一篇《马云再谈996》，相关争论达到高潮。

西安奔驰车主的维权也在同一时段成为另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话题——女车主坐在奔驰车引擎盖上哭诉购车遭遇不公的视频几乎传遍了所有的微信群和各类自媒体，4月13日奔驰北京公司已向其道歉，并派工作组去了西安。随着双方沟通记录、证据等更多细节的逐步公开，对涉事4S店和奔驰厂商的批评、谴责更是排山倒海，还有业内人士爆出该行业的诸多潜规则及“必杀技”。

女车主坐在奔驰车引擎盖上哭诉购车遭遇不公

这两个事件的核心都是维权，只不过前者是劳动者对工作时长的维权，后者是消费者对购买奔驰车及相关服务的维权。联系到一个是来自劳动力市场的维权，另一个是在商品市场（包括了相应的金融服务）领域的维权，就不难发现，其问题的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市场中，市场主体对双方的责任、义务产生了严重分歧。

程序员们认为不应该在“八小时工作制”之外再将大幅度延长工作时间，并将之固定成为工作制度；西安奔驰车主则是不接受4S店对其所购漏油的奔驰车更换发动机的处理。只不过，马云、刘强东等业界大佬更多的是讲未来的福报、自己怎么吃苦创业的奋斗史“动之以情”，奔驰厂商和西安利之星奔驰4S店则终于让有学识的女车主有机会“晓之以理”。

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更何况“这件事让我几十年的教育受到了奇耻大辱！”是如此振聋发聩，毫无悬念得戳到了众多苦学多年但举步维艰的读书人的痛点。所以，女车主通过撒泼视频获得讲理的机会后，立刻获得了社会舆论对其正义行为的支持。或者说，每篇声援女车主的评论，也都是在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的基本尊严和权益。尽管最新的消息说她受到了威胁，但相信事件出现神反转（比如女车主视频认错）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但关于996的争论就复杂得多，虽然包括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绝大部分声音都持批评意见——甚至有文章直指“周扒皮是假的，996却是真的”，但民间支持的观点也不少。这除了归因于马云等互联网大佬“动之以情”和诱之以福报，加之没有这么一个具体的当事人声泪俱下据理力争外，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从历史来看，“5+2”“白加黑”（按照刘强东的说法，996还是小意思）的创业奋斗本身就是互联网传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一种“赢者通吃”的自信，乃至“打了鸡血”的成功美学。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言，“人能够抵御军队的入侵，但不能抵御观念的入侵”。

这种“存在即合理”的观点与国内企业长期缺乏商业伦理教育和价值观层面的管理密不可分。其中关键在于将商业决策和伦理决策分开，仅仅将企业利润、股东价值与员工个人收入（或职业发展）作为共同的利益目标，并没有考虑到价值和伦理都是企业决策的核心，也忽视了在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之外，健康安全、生活幸福也都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诉求。更何况，如果没有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总体考虑、保障，单纯去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或者员工“福报”的利益诉求，也为企业长期持续性发展埋下了隐患，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富士康一年发生十余起跳楼事件殷鉴不远，年仅25 岁的大疆员工在过劳状态下猝死的噩耗也令人震惊。

要知道，“八小时工作制”本身只是劳动权益保障和法律救济的一般性原则，如果劳资双方同意，在具体执行中已经留有巨大的操作空间。如果将996固化下来合法化，成为一个新的最低劳动时长基准，其后果又将如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处于世界前列，但中国目前的商业领袖在公开主张在工作时长，而健康保护要比世界标准大幅度降低，这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据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德勤发布的《2020年健康医疗预测报告》，“过劳”已成中国职场的新常态，而过度加班又是导致“过劳死”的首要原因。数据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中国的“过劳死”威胁对象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广告、媒体、医疗、金融、教育等各个行业都不能幸免，其中996事件所直接涉及的IT产业是重灾区。据该报告，目前，中国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高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白领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足3%。

就伦理而言，与企业不同，员工的利益诉求多元化，收入并不是全部，员工的个人自由、选择和尊重都需要兼顾。而且，按照商业伦理中主流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员工是企业首要的利益相关者，是企业首先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对人的责任包括职业健康、生产安全、反对歧视、就业机会均等多方面的劳动者权益等诸多底限，而不是简单粗暴且未必能够得到保障的“福报”。在互联网奇迹下的新商业图腾面前，如果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智主义没有清醒认识，毫无原则的牺牲这些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向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努力和进步。

商业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伦理彰显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过程中不断失衡和平衡，最终能够在现代文明中能够相得益彰。对此，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有过经典论断：“不能把人仅仅当作手段，而是永远当作目的。”——这是任何鼓吹996的互联网企业都值得深思的。

令人难堪的是，马云在谈996的两篇文章，不仅在商业伦理上都犯了致命错误，而且在公共讨论中，对价值观在其中的重要性浑然不觉，尤其是第二篇文章的问题和危害性更大。比如，他在文中说：“但今天的社会不缺正确的话，我们缺的是实话、真话、让人思考的话。”殊不知，正确当然是最重要的，是所有讨论的前提。正确的价值观是一个公共社会的最核心的公设，是社会的最基本共识。跳开“正确”去谈“实话、真话、让人思考的话”，不但混淆了价值观的前设地位，而且将本不矛盾的两组概念对立起来，显然经不住推敲。至于“关于996对不对，法律自由规定摆在那里，这个问题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认真思考过自己的选择了没有”，轻描淡写把法规撇在一边大谈励志鸡汤，就更是话术了。要知道，作为一位在中国享有极高地位的商业领袖和公众人物，这些言论可不能随便说说而已，这对中国的法律契约精神、劳动保护制度和社会价值观的变革恐怕具有重大现实影响以及历史性的意义。

在商业社会中，劳动者、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极为普遍，“伦理缺失”已成为全球商业社会问题中的一个症结，但像996和奔驰车主维权事件这样，置违法、违规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交易契约中强势的一方“动之以情”和不让讲理，触动了社会遵从的核心价值观底限，也消解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动能，是典型的“双输”。这些“无知无畏”的恃强凌弱情况在崇尚特权、缺乏法治的前现代社会十分常见，但为什么还会出现且如此恶劣、荒谬的情况，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制度弹性在西方社会发展进步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弹性，其实也正是说理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和机制，这是维护一个社会公正、稳定、和谐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劳动者权益和消费者权益的维护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程序员和西安奔驰女车主在维权中所运用的法律武器和舆论力量，不仅是中国社会多年来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保障这种制度弹性和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作为知情权、控制权等相对弱势的一方，而采取的行为，其背后是更为广泛的“沉默的大多数”。去认真倾听这些声音是否合理、利益诉求是否能够解决，比以说教的方式灌点鸡汤，或者以傲慢、拖延的态度逼迫其接受不合理的解决方案，都会更加积极和富有建设性，也是符合企业自身发展诉求的做法。

好在有失望就有希望，西安奔驰女车主的维权固然令人愤慨，但如果以后整个行业的霸王条款、恶劣服务、套路乱收费有所改观，那么还得感谢这位才华出众、勇气可嘉的女车主。世道变好，是从老实人抗争开始的。

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面对资本和效率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商业伦理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20世纪60年代，面对各种频发的劳工权益保护、公司治理、商业贿赂、环境污染、安全事故、商业欺诈、虚假广告等问题，欧美发达国家关于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用户利益至上的消费者运动不断高涨，商业伦理得到显著发展，这种积极的互动到1970年代越来越显著，最终推动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共同进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其目的是拓展人们的基本自由；否则，发展作为最有价值的人类过程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便不复存在。如果马云及众多互联网公司高管能够对此次争论的批评意见有所反思，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从业者有所觉醒，对员工健康和劳动保护等人的全面发展和新经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是一次难得的“启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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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996与西安奔驰车主维权其实是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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