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一点儿书后，看到的山河有何不同｜大家

本文原标题：

纸上的山河

（一）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南浔。下了火车坐汽车，接近南浔镇的时候，看见好几座瘦高的电梯塔，问了才知道，南浔现在最大的买卖是电梯和木材，镇上的首富就是做电梯生意的。古镇旅游区和镇上的生活区连在一起，每天早上，都有工作人员穿上古装，在旅游区门口迎接游客，锣鼓声中有四个精壮汉子抱拳行礼，说我们是南浔四象，一个个说出四象的名字。看他们的装束，更像家丁而不是富翁。

南浔

清末，南浔因丝绸业发达而富裕起来，于是有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说法，大意是，家族财产在五百万两以上的叫“狗”，财产在一千万两以上的叫“牛”，家财在两千万两以上的叫“象”，金额的具体标准说法不一，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就是早年间的福布斯富豪榜，位列其中，生意上就有了信用的保证。

四象中最出名的是刘家和张家，在镇上留下了大宅子和园子。我住的那家精品酒店，就曾是刘家的一处房产，解放上海时曾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医院。出酒店，走两分钟，就是张家张石铭的旧宅，两百多间房子，占地六千平米。门厅处悬挂一副对联，“图书金石作述之林，罗浮括苍神仙所宅”。头一句说张石铭喜欢收藏古籍，喜欢碑帖金石，后一句，罗浮括苍都是神仙所住的山。

在这里见一位当年修复旧宅的专家沈先生，问这对联的来历。沈先生说，这宅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上海茶叶公司的仓库，从湖州收了茶叶，存在这里。1980年代开始修复这栋宅子时，里面已被拆得七零八落，现有的装饰都是一点点修补上去的。沈先生雅善丹青，画了几幅画，就挂在张宅的门厅里。那副对联也不是宅子里旧有的东西。

昔日南浔镇上的首富叫刘墉，他儿子修了刘家的私人园林小莲庄，他孙子刘承干建了一栋藏书楼，叫嘉业藏书楼，曾是江南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刘承干1920年开始建藏书楼，家境慢慢衰败之后，又变卖了不少珍贵图书。

小莲庄

而今的藏书楼里密密麻麻堆积着木雕版，有一间小屋，两三个工人正在用百年前传下的雕版印刷《史记》，这样一套《史记》专供收藏，价格不菲。我问修复专家沈先生，每天镇上的人从这些昔日富翁的豪宅和园子边上走过，心中感受如何。沈先生说，钱财是虚幻的，文化才能流传下来。嘿嘿，文化传下来没有我并不知道，钱财是真的没有传下来。

嘉业藏书楼

鸦片战争后，上海变成通商口岸，生丝的外贸生意，造就了南浔大批的富翁。在刘家张家发财致富的这个阶段，棉花正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商品。英国人从印度买棉花，在非洲贩卖奴隶，到美国南方种棉花，棉花运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纺织厂，织成棉布，棉布再贩买到全世界。工业化生产让棉布越来越便宜，似乎那时候有一个大趋势，人们对服装的消费骤然增多，棉花和丝成了风口上的买卖。跟上这个风口，南浔就涌现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

在南浔夜里没事干，拿着手机看了一遍老电影《野麦岭》，开头是欧洲贵族阶层的舞会，贵妇人的裙摆摇曳，慢慢镜头叠化成日本女工雪地里跋涉的脚。电影中讲到日俄战争爆发，日本生丝行业协会开会，说生丝是唯一能给日本带来外汇的行业，日本要买大炮买军火就要靠生丝出口了。电影中也讲到了缫丝的标准。

第二天早上，在南浔镇上的丝绸博物馆，我参加了一个体验项目，一位老蚕农教我缫丝，一盆热水里泡着几十个蚕茧，牵一个线头系在木轮上，脚底下像踩缝纫机一样踩动踏板，我折腾了半天，也没弄出几根丝线。这要是在纱厂里干活儿，估计早就被工头打得皮开肉绽。

缫丝

然后我就想起了中学课本里的那篇课文《包身工》，当年不太懂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手里摸过蚕茧和丝线之后，忽然明白了那篇老课文。所谓“包身工”，就是要跟工厂签一个卖身契，《野麦岭》里的女工，也都是这种工作契约。

日本人将纱厂开到上海，获得了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南浔的富翁们也曾开过纱厂，但在工业生产上，不敌日本商人。有一本书上说，南浔富翁不会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比如说他们总是分家，一个人创下的家业，分给几个儿子，儿孙们各有各的爱好，不能把钱集中起来办大事。

（二）

我去南浔，是为拍摄一个旅行节目的样片。年轻导演总是问我，老苗，你的旅行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你想去南浔呢？我说，这里出现过好多富翁，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想象一下，1840年代的某一天夜里，这里的小商贩听到消息，说广州打仗了，鸦片战争开始了，他们担心从广州出口的生丝贸易会受影响，却没想到，以后他们只需把生丝运到上海就好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将降临此地。

我给年轻导演讲《野麦岭》和《包身工》，他一脸茫然，好像没多大兴趣。后来我终于明白，他的担心是正确的，我的旅行动机根本无法在视频节目中体现，我的旅行动机只能在阅读中实现，在自己的想象中实现，很难表现出来，也很难传递出去。

能讲讲刘墉是怎么发财的吗？怎么就从一个店铺的小伙计变成了首富？很多记述都说刘墉聪明又勤劳，讲究诚信，能抓住机会。商人发财的故事很容易就变成一些道德训诫。我看到一位刘氏子孙总结刘家的生意经：一是官府里要有人，二是要和洋人做生意，三是儿孙们还是要读书。这个生意经放到今天也许还有效。

有一本书，记载了刘家和张家后人的境遇，有的成为钢琴老师，有的成为昆曲研究专家，有的在上海做大学教授，每到清明，张家的后人还会回到南浔祭祖。书上说，刘家人的一大爱好是置房子置地，在西湖边上买地建别墅，在上海法租界附近买房产，1957年，刘家在上海的房产充公，共计13万平米。

南浔水乡，细雨迷朦，我们坐着一条乌篷船，喝着“三杯茶”，去一个叫“洗粉兜”的地方，在那里下船转了一圈，看见一小片菜地，种的是当地特产“绣花锦”，一种绿油油的蔬菜，像油菜也像小白菜，炒熟了是绿油油的，包馄炖也特别好吃。洗粉兜出过一位作家，写《哥德巴赫猜想》的那个徐迟，徐迟的爸爸徐一冰，在南浔办过孤儿院。

乌篷船

如今的洗粉兜已经看不到徐家的什么痕迹了，不知道南浔镇上出过一位作家，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会有什么影响。我问一位祖籍湖州的姑娘，你生在这样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她想了想说，上小学的时候必须上书法课，我们这里出过赵孟頫，所以我们都要写点儿毛笔字。

我在高德地图上查了一下“徐一冰游泳池”，就在景区边上，这座游泳池是以徐迟的父亲徐一冰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去那里游泳的孩子或许都知道徐一冰的事迹。

徐一冰曾在日本的一所体操学校留学，回国后在上海办了一座中国体操学校，那是1908年的事。他还创办了一份体育杂志和一张专业的体育报纸，后来他把体操学校迁到了南浔，校舍占地五十亩。他兼任南浔小学的校长，还在洗粉兜给贫困儿童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贫困儿童上午学文化，下午学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手艺。为了教育事业，徐一冰变卖自己的家产，他42岁英年早逝。

徐一冰（1881—1922），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体育教育家

如果不是到南浔转一圈，我是不知道徐一冰这个人物的。一个镇子出了一个人物，当然在乎其名声传播了多远，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也在他为家乡做出的贡献。古时候的富裕人家，会拿出一部分田地的收入办义庄，照顾同姓家族中的孤儿寡女，供贫困儿上学，这是为了维护自家生活的稳定，你富裕了，不搞好邻里关系不搞定穷亲戚，遇到灾年，他们真的会到你家来祸害。徐一冰先生不是办义庄办慈善，他肯定有更强烈的道义上的冲动。

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努力将一方水土变得更美，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力量。

（三）

南浔的样片拍摄完成之后，这个项目就进入停滞状态。按照我的想法，第二站应该去腾冲。我对腾冲的兴趣，缘自一句广告语，某一次在机场，我看见一幅旅游广告，上面的大字是“腾冲，中国人的精神故乡”，我不知道这句广告语是谁想出来的，据说，腾冲是抗日战争中我们收复的第一个县城，把腾冲与精神故乡联系起来，肯定是因为滇西抗战。我找来余戈先生的滇西抗战三部曲，《松山战役笔记》《腾冲之围》和《龙陵会战》，也请余戈先生介绍了几位腾冲的当地朋友，然而，计划中的探访始终没有成行。

腾冲

余戈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就职于解放军出版社。早年间他看到一部日本战史，发现日本人把战事写得非常细致精准，余戈就想，我也要写一部像样的战争史。他选择了滇西战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偏远，松山上还有当年的战壕、阵地，腾冲的古建筑上也还能看到弹痕。当地一些中年人，小时候玩打仗还能从旧战场上捡来头盔和子弹壳。《腾冲之围》这本书非常细致地记述了每一天的战斗是如何进行，每一块土地是怎样夺回来的，读起来很累，我一边读战争史，一边读诗来调剂一下。

首选的诗人当然是穆旦。他本来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当年昆明的生活场景是什么样呢？王佐良先生的《一个中国诗人》里这样描述——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师生们外表褴褛，然而一直对智识生活保持着兴奋。

在抗战初期，图书馆很小，从国外运来几本新书，都会被当作宝贝似的迅速阅读。到了下午，文学青年喝着茶，讨论着奥登这些英国诗人。离开茶馆，他们就围着校园一圈一圈走，热切的聊着精神生活的话题。对他们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学生时代，靠的是政府微薄的公费。毕业了就去当小职员、小公务员，拿着很低的薪水，结婚，洗衣服买菜做饭，为茶米油盐发愁，为房租发愁。

这些文学青年，陷在污泥之中，但生活的压力稍稍放松一点儿的时候，他们就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偷出一些时间来，干什么呢？写诗。你看，当年的文学青年，和现在的文学青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当时在打仗。整个中国在抗战中。

青年诗人穆旦参军了，他加入了中国远征军。远征军配备了许多美式装备，军队中有美军顾问，所以需要大量翻译人才。年轻的穆旦以翻译官的身份，在1942年2月，随中国远征军由畹町镇进入缅甸作战。战事不利，他经历了异常残酷的滇缅大撤退，有统计说，远征军约有四万官兵丧生于中缅边境的山林中。穆旦后来写下了名篇《森林之魅》《一个战士也需要温柔的时刻》等等。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

由着穆旦，我又发现了一位以前不知道的诗人，叫杜运燮，他在抗战期间担任过美国空军的翻译，最出名的诗歌叫《滇缅公路》，写的就是这条公路的修建，为这条公路献身的劳工，歌颂他们“无知又勇敢的牺牲”。1938年，滇缅公路修建，为了从缅甸运输军用物资，大批劳工像蚂蚁一样从事繁重艰辛的修路工作，“像蚂蚁一样”，写到滇缅公路修建的文章中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描述。

读完诗，再回到《腾冲之围》，飞机会改变你的距离感，从北京飞腾冲不容易，要在昆明转机，但也嗖的一下就到了，坐飞机体会不到崎岖的山路，体会不到当年的战事之艰难。

远征军反攻，要从高黎贡山上打过来，怒江西岸是高黎贡山脉，山中很少有道路，要沿着古道，经过三个海拔四千米的垭口一点点打过去。日军在险要位置都构建了工事。当时的一位美军参谋说，以单兵作战能力而论，日军士兵以一敌十并不夸张，中国的士兵不爱护装备，素质差，但远征军及从军的劳工，能一点点从怒江打过去，实实在在地印证了中文里“苦力”这两个字的含义。我好像没法再拆解这个词，苦是吃苦？力是力量？应该不是吃苦，而是痛苦，忍受痛苦，忍受极大的痛苦，从中释放出绵长的不息的力量。

读完《腾冲之围》，回头再读穆旦的《赞美》，读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读田间的《给战斗者》，

读抗战期间的其他诗歌，看青年诗人徐迟的呼声，那一场抗战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众多诗人的心灵感受和表现手法。那些五月的麦酒，九月的米粉，那些十月的燃料，十二月的烟草，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飘散在幻想的领域，这些前辈写下的诗篇，让我从纸上再次体认祖国的山河。

（四）

大概是两年前，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寓所里，我第一次看到京都大学出版社第一版的《云冈石窟》，皇皇十五本，当时惊叹于这套旧书的价格及日本学者的细致，那位朋友收藏许多珍贵图书，其中一套《奈良六大寺大观》也非常精美。

《云岗石窟》

当然，我也记住了长广敏雄的名字，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在1939年至1945年间，多次前往大同考察云冈石窟。1951年，两人编纂的《云冈石窟》开始出版，总计十五卷的巨著是云冈研究的巅峰之作。长广敏雄留下了一本非常薄的《云冈日记》，记述他在云冈考察的过程，其中有一张照片很有意思，一位身着纳粹军服的德国军官，在云冈石窟参观，和考察队合影。

伊东中太多次到中国考察，他写的《中国纪行》，行程之广令人叹服。在日本人看来，是他在1902年开始的考察“发现”了云冈石窟。后来有了木下杰（上木下工）太郎所著的《云冈日录》，这一位以文学家的笔触记录了他在云冈的观感，开头的描述有一种穿越感，他从西直门上火车，车过青龙桥，车过下花园，车到张家口，由张家口再去大同。

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所谓远方的探索好像也是这样开始的，从西直门上火车，去八达岭长城，有一所车站叫青龙桥。现在，我们要去张家口滑雪，高速公路上会经过下花园。

1933年，梁思成也是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去山西考察古建筑。至1937年，梁思成一共去了四次山西，和营造学社的社员对佛光寺、晋祠做了细致地测绘。至抗日战争爆发，梁思成的山西之行中断了。从1938年开始，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扎根在大同的云冈石窟。这其中应该有“国破山河在”的苦楚。

1938年3月，水野清一、摄影师羽馆易、北京的拓片工人徐立信来到大同，开始对云冈石窟的考察。第一个难题是，怎么给佛像拍照。有些石窟，借助日光就能完成拍摄。有些石窟，前面有密集的阁楼，石窟内有巨大的塔柱，当时的云冈没有任何电源，他们的办法是用镜子反射，从大同的理发馆里买来大大小小的镜子，石窟外的助手先将日光反射到窟内，窟内的助手再用镜子反射到要拍摄的佛像上，摄影师羽馆易爬上脚手架，从取景器里看见被照亮的第六窟的巨佛，大吃一惊，佛像被积存千年的尘土包裹着，尘土有五六厘米厚。摄影师只能拍摄被尘土包裹的佛像。第二年，他们在拍摄之前，先进行清扫，灰尘像烟雾一样在石窟内漂浮，要一周时间才能平息。

1939年，长广敏雄来到云冈石窟参加考察队，此后几年，他在云冈一共待了两百多天，他说，在这两百多天的深夜里，好几次都有错觉，听到雕凿的声音，静静的微弱的从黑暗中传来，心中充满苦涩，但是对古代的石匠极为尊崇。

北魏时，有一位高僧，为推广佛法，说北魏的五个皇帝都是佛，应该做成佛像。公元460年，在大同西郊十六公里的沙岩层断崖上，匠人开始雕刻工作。当时，大同是北魏的国都。北方的冬季漫长，无数雕工，一手拿着凿子，一手握着锤子，不断雕凿追加线刻，历时七十年，他们的千辛万苦造就了云冈石窟的壮观。1500年之后，我们还能看到这些佛像，能与之凝视片刻。

1939年9月27日，中秋节，长广敏雄在日记中记载——下了台阶，向西走去，踏着月影，没入苍茫的月光，走在石窟前，向第20窟的露天大佛走去。不由得跪在佛前，自然而然低下头。月光尚未把大佛全身照住，脸部有一半的光，在月光下，说不出的崇高、严肃。

1941年10月14日，长广敏雄在日记中说，这一年的考察作业完成了，结束了第20窟大佛像的测量。撤离云冈的行李收拾好了，他和几个同伴去临近的水泉村去买鸡蛋。“水泉村是个安稳的村子，树挺多。这一线风景气魄太壮大了，与伟大辽阔的高原相比，石佛也不过是一个山谷。在我的头脑中，频频响起了音乐。与这个高原相匹配的是巴赫那样的音乐。如果不是具有永恒性且特别有生命力的音乐，就不能对抗自然。近6时，夕阳像木雕一样清晰地浮现在山壁上。北魏人从这个自然中创造了大石窟群。今天的人们又从这个自然中得到什么呢？”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考察之时，村民还依石窟而居，日本侵略者开始迁移村民，并且立下告示，“破坏石窟者，格杀勿论”，他们甚至还规划了石窟公园，好像能长久占领似的。战争结束，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返回日本，他们在京都大学出版了《云冈石窟》。水野早逝，长广敏雄到1984年等到了重返云冈的机会。日本人组织旅行团去云冈石窟，邀请长广敏雄随行，并且给旅行团员讲解，这应该是高规格的旅游了，能由这样一位学者陪伴。

旅行的动机是什么呢？年轻时总容易找到理由四处看看吧。大概三十年前，我去过一次大同，印象中城里路边上有许多熟肉铺子，刀削面非常好吃，我在同学家里一顿饭吃下去五碗面。去看了云冈石窟，那时候云冈石窟还没有修建出规模宏大的广场和博物馆，门口就不断有运煤的大卡车经过，似乎有尘土飘散在佛像上。

年轻时去的一些地方，浮皮潦草地瞎看，现在多读了一点儿书，看到了先人为这片山河做出的努力与牺牲，看到了前辈诗人为这片山河写下的诗篇，也看到了他者的目光与凝视。我尝试着写下我的感受，也希望你能看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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