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是以吃货而自豪。自然界的万物，主要是牲畜、禽鸟和鱼类，当然还有各种山珍野味，构筑起舌尖上的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但讽刺的是，动物也用细菌和病毒回馈人类的“厚爱”。贾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感慨：“整个近代史上的人类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他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在人类中流行。”造物主的想法玩味，如果不是18世纪以后，现代医学、化学和微生物学的惊人进步，人类每隔百来年就要被自己的欲望再平衡一次。
1894年始于广州的腺鼠疫，以香港为传播源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瘟疫。这年香港鼠疫患者2679人，其中死亡2552人，成为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腺鼠疫，又名黑死病。
800年前的14世纪，法国人可能要感谢来自黑海沿岸的老鼠。也许由于某种黑色老鼠登上了从亚洲前往欧洲的货船，导致当时被俗称为“黑死病”的腺鼠疫席卷了欧洲，大概在全世界杀死了2500万人，深刻的改变了人类历史。
黑死病消灭大量目不识丁的农民，工匠和威尔士长弓手。正是这些长弓手，射出按照历史记载来说“下雪一般的箭雨”，在克雷西和阿金库尔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法兰西骑士。黑死病让英法两国在短期内无力再战，但让整体战争的时间被拉长。疫情对英格兰的摧残尤其厉害，因为英格兰人口更少，被黑死病夺走了100万人，当时英格兰总人口只有400多万。无疑，这对在军事上占据较大优势但在人口上少于法国的英国不利。时间的推进带来了技术的改良，法国人终于找到了对付英国长弓手的办法，那就是大炮。群炮齐发，英国最终输掉了百年战争。所以，除了奥尔良的少女——圣女贞德，老鼠也决定了欧洲的走向。还有一个结果，黑死病改变了欧洲不少国家的经济结构。以英国为例，由于黑死病的爆发导致大量的劳动力死亡，田地大量荒芜，催生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和职业工匠阶层。工人们公然反抗领主，向工资更高的地方迁移。在疫病面前，想奋斗也没人了，地主们只好转为养羊，小农经济向大农场转变。所以，比历史教科书中的重要名词“羊吃人运动”还要早数百年，英国就开始大规模发展以羊为主的畜牧业。但事实上，从传染疾病的角度来看，羊并不比老鼠更宜人。还是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得了严重流感的人。无论家养还是野生，无论是“两勺盐，两勺料酒，三颗大料”还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动物总有办法让人得病。
战争与征服之所以容易带来传染病，是因为过程中总有大量人口迁徙。这种人口迁徙，打破了古代社会各个民族聚居的孤岛状态，也带来了更多不可阻挡的细菌和病毒。公元前429年，一场瘟疫席卷了雅典，消灭了那里四分之一的人口，也包括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尽管在《圣经》里，已经有“摩西在埃及降下瘟疫，最终杀死埃及每个新生儿”这样的记载。雅典大瘟疫依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全面的传染病事件。
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不但在文化上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大师，在政治上，雅典的势力范围遍布整个东地中海。而为了应付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伯里克利制定一套在历史上被称为“伯里克利路线”的战略。用雅典占优势的海军，切断斯巴达的海上交通线，在陆地上避免和陆军强国斯巴达交战。雅典筑起被称为“雅典卫城”的城墙，守城不出。在公元前4世纪，西方还缺乏打破城墙的攻城器械，雅典的“塔防战术”牢不可破。听起来很像英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德战略。但人算不如天算，希腊时代商业与航海的流行，为地中海沿海的地居民“打破孤岛”大行方便。根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记载，疫病从埃塞俄比亚开始，经过埃及和利比亚，穿过了整个地中海，在雅典登陆。应该不是宙斯偏心，从现代医学观念出发，斯巴达人在城墙外的流动作战，可以远离自己的粪便。雅典人在城墙内，意味着他们的食物和水源更容易被排泄物污染。伯里克利本人也没有熬住。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明确死于传染病的名人。虽然在他葬礼上的演讲，因为对民主精神的升华可谓感人至深。如“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这就是民主。”雅典最终战败，终结了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希腊城邦民主制解体，各类僭主纷纷登场，直到迎来亚历山大大帝。无法完全确认毁灭希腊民主的瘟疫到底是什么疾病。正如很难从历史记录中推测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各场大疫到底是指鼠疫、天花、流感还是疟疾。不过从修昔底德对一些人发病细节的记录来看，历史学家推测，很可能是天花或麻疹。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年—前429年。他的这段演讲词，被后世作为制度典范而铭记：
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这就是民主。当私人纠纷产生时，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公共地位方面，都以每个人的所长而不是他所属的党团来获得名誉。如果一个人有德有才，只要他能服务大众，那么因地位卑微而造成的贫困便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我们总是遵从在职官员及法律，且尤其遵守那些保护弱者的法律及给予反乱者明确羞辱的不成文习俗。令人感慨的是，民主在希腊亡于病毒，差不多2000年后又去了新大陆，但同去的还有天花，流感等传染病。印第安人被传染病毁灭，是历史上最典型的“打破孤岛后的传染病爆发”。1520年，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以数百人的西班牙兵力和一些印第安盟友，征服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今天的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一度将科尔特斯的军队逐出首都，并予以重创。结果一场神秘的疫病席卷了阿兹台克军队，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今天的历史学家估计，欧洲人抵达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总数已经超过1亿，在墨西哥可能有2000万。他们面对天花、麻疹、白喉和腮腺炎这些旧大陆的传染病毫无抵抗能力。一位德国传教士写道：“印第安人死得那么容易，以致只是看到或闻到一个西班牙人就会使他们魂飞魄散。”也正是这种面对传染病的沮丧，让印第安人放弃了他们对太阳神和羽蛇神崇拜，快速改信天主教。正如罗马帝国末期的大规模瘟疫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一样，罗马官方主推的价值观斯多葛主义（和中国儒家有一些类似，强调理性与道德）无力解释为什么天降灾难杀人还不分穷富善恶。而黑死病流行又动摇了天主教的权威，薄伽丘的《十日谈》里，描绘了传染病肆虐中的“活在当下”。
爆发于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大瘟疫，据说使全世界两千五百万人丧生，仅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有40%的城市居民死亡。它使541年至700年间的欧洲人口减少约50%，可能也是阿拉伯人征服成功的原因之一。
不过信仰是无用的，到1568年，在科尔特斯征服不到50年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已减少到300万，约为科尔特斯登陆时的1/10，到1620年人口降到约160万。为了代替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开始从非洲大量输送黑奴。印第安人、欧洲人、黑人，因为传染病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族群迁徙。但也许是一种报应。旧大陆的天花，荨麻疹消灭印第安人的同时，新大陆也给旧大陆带去了一种可怕的疾病，那就是梅毒（梅毒是否来自美洲，现在有争议，但梅毒和斑疹伤寒等新疾病，确实在发现美洲后出现在欧洲）。目前已知关于最早符合梅毒医学形象的画作，绘于1498年，维也纳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写道：“法军一路轻松地攻入意大利，无意中就拿下了热那亚、那不勒斯和梅毒。然后他们就被人赶了出去，从那不勒斯和热那亚被驱逐。但他们没有失去一切——梅毒始终跟随着他们。”梅毒也是一种名人病，据说因为早期症状会引发精神亢奋，特别适合艺术天才和政治导师，如弗朗茨·舒伯特、爱德华·马奈、居伊·德·莫泊桑、阿图尔·叔本华、弗雷德里希·尼采，梵高和列宁等。伦勃朗所画的杰拉尔·德·莱里瑟画像。德·莱里瑟是一名画家及艺术理论家，罹患先天性梅毒。此病使他脸部严重变形并在最后使他失明。约1665–67讨论这个话题时，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中华民族是不能缺席的。中国古代拥有世界上体系最完整的历史记载，当中有大量灾疫记录。
史载，东汉末年几十年间，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多次。患者往往高烧喘息，气短而绝。发病急、死亡率高，身上有血斑。桓帝延熹九年，「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但这些记录早期基本以编年体的形式出现。所以，相比于“人口增减之下土地兼并”这一显学，瘟疫，也就是传染病，到底对到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直到近年来，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等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疫病阶梯”。所谓疫病阶梯，是指古代社会的人类迁移过程中，进入新的地理环境，需要面对该地自然环境巨变带来的各种恶性传染病。如果觉得这个名词太高大上，我们可以换一个接地气的：水土不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确实有什么在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如果按照传说里的记载，华夏文明进入华南地区（黄帝对阵三苗部落的蚩尤）大概是在4000年以前；春秋时期楚国的兴起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祖龙秦始皇帝派“我从河北来”的赵佗征服岭南大约在公元前204年。而我们知道，直到唐宋时期，或者说要到宋代，中国经济中心才逐渐完成南移，才意味着大量先人迁徙到长江流域乃至更南部定居。如果不是五胡等北族入侵造成各种南渡，这个过程可能会更加缓慢。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从秦汉到隋唐的穷苦大众宁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不南下打工呢？真是因为我甜党咸党自古汉贼不两立吗？原因固然有很多，南方奇特的病毒与细菌（所谓瘟疫、瘴气等）一定是重要障碍。
直到唐宋时代，华南还是流放犯人之地。如果谁到南方去做官，几乎意味着寿命的大幅削减。如韩愈，被发配到潮州做官以后，上表抱怨：“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髪白齿落，理不久长……”从被发配到去世，只经过了4年。唐代诗人柳宗元于《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行文》写道：南方多疫，劳者先死。《黄帝内经》里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其民嗜酸而食胕（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元代医生曾世荣认为“北人水气多，南人瘟疫盛，地气天时使之然也”。也有观点很有趣，认为南方疫病和诸多“大吃省”有关。如元代医生危亦林认为：关中土地，俗好俭啬，厨膳肴馐不过葅酱而已，其人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饶足，海陆鲑肴，无所不备，土俗多疾，而人早夭。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南方暖湿，意味着有很多的宿主，如蚊子、钉螺和小型野生动物等，带来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等传染病。2003年肆虐一时的SARS，也曾被认为和果子狸有关。（编注：后来经证明，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SARS病毒最初的宿主是蝙蝠）
不过，北方的咸党也不要太有优越感，有一种可怕的病毒是北重南轻。中国很早就有天花的记载。在汉人武德衰退后，更成为了游牧民族杀手。与汉人不同，蒙古人和满族人对天花完全没有适应性。1661年，天花就夺走了清朝世祖顺治皇帝年仅26岁的生命。出于对天花的恐惧，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下，顺治指定了年仅8岁的皇子玄烨继承了清帝国。是因为在众多皇子种，玄烨是出过痘的，也就意味着他对天花具有了免疫力。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如果顺治帝不死，如果玄烨不能成为康熙帝，中国历史也可能有新的变化。天花在中国王朝的兴衰中也构成了一个变量。早在入关前，满清已经开始设立各种避痘所。这类“避痘所”通常是独立宅第，而且会有河水隔绝。清代痘医曾香田这样观察：“京外如蒙古等处，其人在本土则从未闻有是疾，及来京师遂传发焉。”连现代人所写的各种清朝宫斗剧如《如懿传》里，天花也成为清朝后宫主子们互害的利器。
还是那个问题，“征服与交流”造就传染病爆发，但适应传染病又只能继续依靠接触。这就是“孤岛与病毒”的悖论。当中国北方移民经过一代又一代，逐渐跨越了疫病阶梯后，南方逐渐变得宜居了。正如在19世纪，法国军队中的来自农村的士兵容易患病，而这些传染病在城里的同龄人那里已经接触过了。结果强壮的农民子弟比那些来自城市贫民窟营养不良的士兵死亡率更高。在1942—1943年，阿拉斯加的公路建设让一个偏僻的印第安群落，仅在一年时间内就接触到麻疹、德国麻疹、痢疾、百日咳、腮腺炎、扁桃腺炎、脑膜炎以及黄疸性肝炎等一系列传染病。所幸的是，患者被及时空运到现代医院接受治疗，130人中只有7人死亡。出于对天花的恐惧，康熙及以后的清朝统治者对西方传来的天花治疗方法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大概用了100多年，西方来的牛痘法才取代了中国传统的人痘法。1933年，鲁迅写了一篇文章，生动记述他第一次接种牛痘的经历，当时他两三岁，是在老家绍兴。在家里种的痘，而不是在种痘局，这“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他还记得痘官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鲁迅还称赞上海“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因为那里牛痘接种很流行、也很方便。
最后，感谢列文虎克、路易·巴斯德、罗伯特·科赫、爱德华·琴那、亚历山大·弗莱明、野口英世、卡尔娄·武尔班尼和千千万万的医学家、科学家及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社会管理者。
文/张子宇：先后在纸媒及互联网行业工作，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和伦敦大学学院现代史硕士。
大家一周阅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