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农村走的是“学校进城”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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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迪拜的国际摄影展上，一幅来自中国、作者不详的作品《乡村教师》获得大奖，在网络上热播。图像上大凉山彝族的乡村教室，与50年、100年前几乎无异。人们在诧异之余，会感到一种不舒服，它究竟是真实的吗？
今年6月在凉山发生的索玛花基金会事件，似乎提供了某种回答。凉山州越西县普雄镇12岁女孩木苦依五木的“最悲情作文”在网上热传，讲述的是她真实的生活遭遇：“爸爸四年前死了”，“妈妈病了”，“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女孩的悲情作文点燃了全社会的爱心，然而，舆论之火却“烧”向了致力于在大凉山地区支教办学的索玛花基金会。他们集万千爱心人士的捐助，历时半年、花费近300万元建设而建造的爱心小学被指占用林地，违法办学，被遭令强拆，理事长黄红斌本人被警方“拘传”。它引发的不仅是对公益慈善组织工作模式的关注，更是对地方政府的质疑，回应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焦虑：在那里最为短缺的究竟是什么？
对农村教育真实面貌的认知如同盲人摸象。我们看到许多焕然一新的农村学校，目睹农村学生大规模地进城上学，知道许多地方农村小学的标准化建设，正在将昂贵的电子白板、塑胶跑道作为“标配”；但是，我们还是经常会被另一种声音所“惊扰”。2014年12月4日，河南省禹州市数千名教师集体罢课，要求提高工资待遇。12月17日和18日，黑龙江省肇东市8000名教师集体罢课。12月下旬，安徽省含山县、江西省安义县的数百名中小学教师围堵县政府，抗议待遇太低。12月27日上午，河南省罗山县数百名教师聚集县政府楼前，要求按国家政策足额发放工资。2015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教师群体的抗议活动仍频繁出现。在素以尊师重教而闻名“高考状元县”甘肃会宁，去年底的一场警察招录引致大批教师离岗，招录的189名警察中有171名来自教师行业。去年媒体还曝光了湖北麻城的农村学生背着课桌上学的消息，舆论哗然。主管部门的危机公关，说这是当地的习俗，人们习惯了背课桌上学。须知，早在1980年代初期，农村学校的目标就是“一无两有”：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凳。其实，不仅是老百姓，财政部、扶贫办的官员也感到困惑不已：扶贫那么多年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令人更为困惑的，可能是一个“天问”：农村为什么如此贫困？
被媒体曝光的凉山、毕节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想知道这样的教育贫困究竟覆盖了多大地区、多少人群？是所谓“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吗？我隐约感到，问题比我们了解的更为严重。近年来国务院、教育部层面，出台了越来越多的“保基本”、“补短板”的项目，提出“底部攻坚”的概念，似乎是一个印证。2014年初，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文启动“薄改计划”，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打算再花三五年时间、中央财政投入2000亿元左右，地方政府4000亿，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室、桌椅、图书、实验仪器、运动场等教学设施满足基本教学需要；学校宿舍、床位、厕所、食堂（伙房）、饮水等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等等，补齐农村教育的“短板”。2014年2月，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答记者问披露的宏观数据，似乎提供了“全貌”。他说我国的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共1100个县，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占全国的40%，学生占全国的33%。据了解，我国目前共有2862个县（区、市），其中城市辖区852个，如果去除城区，那么1100个贫困地区县约占全国农业县的54.7%。33%的学生、40%的学校、54.7%的县，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薄弱的“底部”！
除了历史形成的城乡差距，农村不断衰败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城乡分治的社会制度对农村的剥夺，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缺失。但农村教育的凋零，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在近十年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和大规模人口流动，从2001年起，农村持续地大规模撤除村小和教学点，推动学校向乡镇集中和“学校进城”。它逐渐变成了一项行政驱动、“一刀切”的政绩工程，导致农村出现“城满、乡空、村弱”的局面，出现新的“上学难、上学远、上学贵”和流失辍学，出现农村教育的“空心化”和农村学校的“悬浮化”。
这是一场与20世纪以来农村普及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的逆动。近代以来新式教育在乡村的生长，众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传统格局，费孝通先生称之为“文字下乡”。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赶超战略，在普及教育的价值之外，出现了以输送尖子和培养专家为旨的新目标，形成了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此起彼伏的“二重奏”。尽管对农村的剥夺和歧视始终存在；但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字下乡”的基本态势仍然保持着，农村实行的是一种面向大多数儿童的教育，在国家投入很少的情况下采取“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村村办学、就近入学，是一种满足基本需求、低重心、低成本，也是低水平的教育。
近些年来农村教育的变化，则是一个“文字上移”的过程，再一次凸显了我国普及教育过程中的“两条路线”的冲突。一再出现的诘问是这样的：在中国这样农民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应当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是实行满足大多数人基本需求的教育，还是重点培养少数尖子、专家？在20世纪上半叶，陶行知、晏阳初等五四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建立了一种价值和认知。陶行知说在中国农村要普及教育，一要便宜、二要方便、三要实用，是一种粗茶淡饭、家常便饭的教育。它要抵制的是脱离农村生活实际、死读书和昂贵的城市化、正规化教育，由此产生了了平民教育的实践和生活教育的理论。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也做出清晰的回答。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在政治上无疑是错误和反动的，已有定论；值得辨析的是他所追求的社会乌托邦中重视农村和农民、重视教育平等的合理价值。他成为当时城市中心的发展路线和传统教育唯一的批判者，提出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他批评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广大农民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为“城市老爷卫生部”。他说“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强调的还是文字下乡、资源下沉。
也许，我们应当重新认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教育。在那个反智主义盛行、肆意贬低知识和打击知识分子的时代，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极大发展。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6.25倍，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增加了11.3倍。初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0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当然，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学制缩短为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二年，取消了考试和留级，教学内容以政治教育和工农业基础知识为主。如同当时的“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样，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解决的是有无的问题，满足的是农村学生的基本需求。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整整一代人从这种低水平的教育走进入了80年代的高等教育，他们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是文字下乡，还是资源上移，这一矛盾今天变得更加紧迫和尖锐了。与农村教育荒凉凋敝并存的是城区学校人满为患，巨型学校和大班额现象愈演愈烈，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例如信阳市息县某小学，最大班额达到了150人！部分超大班额班级，后排的学生甚至只能站着听讲。宏观的数据是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约为53%，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城镇化程度则达到了74%，超过人口城镇化20个百分点！城区教育的巨大压力，致使教育资源和建设重心向城市倾斜的呼声日高，即所谓“以城镇化的思路发展农村教育”。然而，这究竟是救治农村教育的良方还是饮鸩止渴？它所要强化的，难道不正是多年来城市中心主义对农村的强势攫取从而继续拉大城乡的教育差距？
有趣的是，虽然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问题和处境相同，但政府的“药方”却不一样，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方案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沉”，加强县级公立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建设，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切实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这难道不是农村教育改革需要借鉴的吗？农村义务教育的“底部攻坚”必须实现资源下沉，而不是相反，将教育资源更多地抽离农村集中到城区。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该设置初中，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寨要设置村小或教学点”；“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这一要求仍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不应被轻易地颠覆。如果以城镇化思路发展农村教育，有可能重蹈大规模“撤点并校”的覆辙。上一轮撤点并校、集中教育资源，撤除的主要是乡镇以下的村小、教学点；一旦出现新一轮的撤并，则是要将乡镇的学校上移到县城，是将农村教育“连根拔起”。那么，农村文明就真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了！
【注】本文原标题《“文字下乡”与“文字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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