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岛刚：日本人在历史面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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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日本人的历史观为什么容易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所误解？
“为什么无法理解我们呢？”
这是很多日本人心中的一个朴素想法。
为了寻找答案，我来到爱知县的一个偏僻乡村。登上了位于西尾市、蒲郡市和幸田市交界处的“三根山”，这座海拔350米的小山面朝美丽的小港伊势湾。在山顶上我发现了一座足有3米多高的大石碑。碑上刻着“殉国七烈士庙”。七烈士是指谁呢？
东京审判在1948年11月对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武藤章这七人下达了死刑判决，在如今天皇的生日12月23号那天，这七人在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
“七烈士”就是东京审判上被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死刑的这七人。
我转到这块巨大石碑的后面，发现这里深深的刻着几个字：“第56任、57任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书”。显示岸信介曾在“殉国七烈士”的石碑上挥毫题词。
岸信介是日本前首相，也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这个姓氏，是因为安倍的父亲、前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从岸家入赘到安倍家做女婿。安倍非常尊敬外祖父岸信介。岸信介也是二战时东条英机内阁的重要阁僚之一，虽然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逮捕，但后来又获得释放。
安倍首相作为领导人如何看待甲级战犯和东京审判的问题，不在本文的主旨范围内，故暂且不谈。
可以明确的是，岸信介认为这7名甲级战犯是“烈士”。若非如此，他也不会为石碑挥毫题字吧。在政治上岸信介和美国走得很近，在战后的日本，从战犯嫌疑人的身份登上权力宝座的顶峰。而在思想上他对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所作出的判决心怀不满，一直想制定“自主宪法”。
战后日本为了实现复兴，当时的日本人选择接受东京审判，实现重新起航，这一立场我本人是支持的。关于东京审判，我认为确实曾存在“胜利者的裁决”的问题点。可是历史上有多少次战后处理不是胜利者的裁决呢？我觉得当时日本的领土没被美中苏瓜分掉，这已经非常幸运了。战后处理的前提是东京审判的结果，考虑到接受这一结果后日本所得到的东西，就不能说接受东京审判是个错误的决断。
可是在日本，不这么想的当时大有人在。岸信介当属其中之一吧。问题是，在日本社会，有多少人抱有这种想法呢？
日本人对于那场战争深刻地反省，日本政府经常向海外做出这样的说明，但另一方面，像岸信介这样的身处政权中枢的人却把甲级战犯颂为“烈士”。海外的人当接触到这两条截然不同的信息时，肯定会怀疑“日本人表里不一，自相矛盾”的。
然而，实际上日本人并非“表里不一，自相矛盾”，而是在日本国内，存在“两种观点”，两个历史观并存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
极端点说，就是接受东京审判的人和不接受东京审判的人并存。而且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如岸信介那样“政治上接受东京审判，但思想上不接受东京审判的人们”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一直存在。就连日本人自己都解不开的迷却让外国人去理解，不得不说这本身就强人所难了吧。
在爱知县发现了七烈士的石碑后，我又来到位于静冈县温泉胜地热海的一处寺院“兴亚观音”。这里也有块石碑，写着“七士之碑”。这七士同样也是甲级战犯。在碑上题词的也是曾经的日本最高领导人——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吉田茂。
为什么在爱知和热海，分别建有纪念甲级战犯的石碑？为什么都是前任首相亲自提词？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得知道被处死的甲级战犯的遗骨的故事。这其中隐藏着战后日本的“另一种声音”——否定东京审判论。我有这样一个推论。
2013年，杀死本拉登的美军把他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撒进印度洋，为的是让人们无法再崇拜他，祭拜他。看到这条新闻后我脑海里想到的是，日本东京审判后美军把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遗骨从火葬场拿走，撒向太平洋的“传说”。美国似乎挺喜欢把对手的遗骨洒向大海。可是，实际上那时候遗骨并没有被撒进太平洋。
1948年11月，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武藤章这七人死刑，在当今天皇的生日12月23号这一天，在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在场见证的情况下，这七人在巢鸭监狱被绞刑处死。遗体被运往横滨的久保山火葬场火葬。
GHQ似乎想让日本人每到天皇生日那天就想起战犯被处死，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可日本人已经彻底忘掉了这一点。
执行处决后，两辆卡车驶离巢鸭监狱。货架上摆着棺材，卡车前后都有吉普车护卫。跟随这列车队进行采访的是SUNPHOTO新闻社的白山弘治等两名摄影师，白山在手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卡车行驶在深夜的第二京滨公路上，白山等人驾驶的吉普紧随其后。突然，后方的卡车停了下来，手持自动步枪的美国兵跳下车来命令他们“回去”！各家报社就这样返回去了，只有白山他们把车往横滨方向开，在山间发现了火葬场。路面上卡车轮胎碾过的痕迹又粗又深，清晰可见。
“只见高高的烟囱上冒出灰色的烟。火葬场位于谷底，我们的吉普停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貌似白色骨灰罐的东西正被人搬上卡车。过了一阵子卡车在我们面前开走了。”
看到四周静了下来，白山进入火葬场后，看到黑板上用罗马字母写着“东条”、“木村”等人的名字，白山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很显然这是七名甲级战犯被火葬的场所。
到此为止，基本都是历史上被证实过的内容。问题是在此之后，遗骨被运到哪儿去了？就连日本人都几乎无人知晓。
▲东京审判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报告。报告尝试用GHQ的机密文件探索这段秘闻。它就是记者德本荣一郎发表在《周刊朝日》上题为《前首相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遗骨下落》的文章。
根据这份报告，横滨市中区的JR根岸线山手车站附近的住宅区里，有一座会所风格的建筑。这里是“横滨田园与竞技俱乐部”，通常被称为“YCAC”。这是一个以外国人为主，有140多年历史的体育俱乐部。这有宽广的草坪和网球场，每到周末，携家带口的会员把这里变得热闹异常。在这些会员中，有个战后一直流传着的“传闻”，据说甲级战犯的遗骨长眠在这里。
据德本介绍，数年前他到访YMCA的酒吧时，别人介绍给他一位年纪很大的资深会员，不经意间对方透露了一个消息。
“好像是1950年代吧，我曾听说东条英机他们被处决后，火葬完的骨灰就被扔到这里了。”
“具体在哪我也不知道，或许就在俱乐部用地下面的停车场附近。那周围原来是沼泽地，据说就撒在那边了。”
我也到了那个停车场看过。附近有网球场，能停数十辆车。现在地面全部铺装过，没有任何沼泽的痕迹。确认有没有遗骨埋在下面已经不可能了。
为什么麦克阿瑟等率领的GHQ要把战犯骨灰的处理方法和场所当做机密呢？对日本人来说毫无疑问亲人的遗骨有着特别的含义。即使作为战犯被处决，希望早日拿回死去的丈夫或父亲的骨灰也是遗属们自然而然的心情。只是，虽然美军没有把这些遗骨用作什么政治目的的想法，可为什么美军在遗骨的处理问题上如此绷紧神经呢？
关于此事的原因在一份会议记录中能够找到答案。这份会议记录中记载了旧金山和约确定后，遗属们要求归还甲级战犯的遗骨时GHQ所做的对应。德本发现的这份1951年11月29日的文件里这样写道：
“（返还遗骨）从以下三点来看极其不适当。A. 事实上将使我们对待战犯的长期方针发生逆转。B. 将给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复活提供绝好的集结点和依据。C. 很多日本人不把东条等战犯视为英雄，而是虚伪的背叛者，和我们之间产生距离。所以对于这样的请求，应该回答（遗属们）当年为了永远无法返回遗骨，已经把遗骨毁弃了。”
这里所说的“长期方针”，被认为是指当年GHQ所开展的针对军国主义者的打压运动。GHQ在日本各地展开宣传：日本国民被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者欺骗，被裹挟滑向错误的战争之路。虽说甲级战犯里从战争责任的角度来看有的人也可以判更轻的罪，但美国强行让这七人承担责任，使日本的舆论稳定下来，试图以此维持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定，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
战后在日本，GHQ的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开始对军国主义者展开打压行动。确立了一个印象，那就是国民们被东条等军部势力欺骗，误入战争歧途，是受害者，甲级战犯是把日本带入深渊的最大的叛徒。在这强行的审判和舆论引导的背后，暗含GHQ以及美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和共产势力在中国扩大的担忧。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持续了6年零8个月。占领统治过程中包含了“让日本社会安定”、“改变日本人的内心思想”、“把日本改造成反共国家”等各种各样的目的，所以内部存在复杂的矛盾元素。
战犯遗骨，可以说是充满矛盾的那个时代的象征。
在久保山殡仪馆，有一个没被美军运走的骨灰留了下来。据说当时目击这一切的火葬场长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战犯的辩护律师三文字。三文字律师把骨灰送到离久保山火葬场很近的兴禅寺。该寺的市川住持接过骨灰后一直保管到第二年5月。
久保山火葬场至今还存在。离它很近的兴禅寺也保留了下来。兴禅寺规模不大，是一座临济宗的寺院。有趣的是，火葬场的周围有很多寺院。兴禅寺就是其中之一。我发现，面向道路一侧稍微被建筑物的阴影遮挡的地方有座石碑。
“市川伟雄大和尚彰显碑”。上面写着：
“获知其全部遗骨为归还遗属，愕然。以出家人之身默默隐忍置自身之安危于不顾，搬出其遗骨。秘密安置于本寺。作为祈其冥福之禅僧，其气概豪迈风姿高伟。为后世所瞩目。”
被安置在兴禅寺的遗骨，还是离火葬场太近，为了不被人发现最后还是运往别处。去处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热海的兴亚观音。兴亚观音是由七名甲级战犯之一的松井石根自费开设的，他曾追悼日中战争的死者。
兴亚观音的正式名称为宗教法人礼拜山兴亚观音，于1940年建立。据说里面供奉的观音是用取自日中战争的激战地大场镇的土壤制作而成的。高3.3米，重600公斤的观音由雕刻家小仓右一郎创作完成，至今屹立在兴亚观音的入口处。
后来，松井石根被处死。上文提到的他的骨灰被人从久保山火葬场秘密取走，送到兴禅寺，1949年5月3日又被相关人士送到兴亚观音。
据现在管理兴亚观音的女性住持伊丹师介绍，有人曾拜托前任住持、也就是伊丹的父亲：“这是那个人的遗骨，希望你把它保存好，直到合适的时机到来。”前任住持察觉出这是战犯的遗骨，什么也没问就接受了。在兴亚观音的用地内经常变换隐藏地点，秘密的保存起来。
后来，经过旧金山和约，战争结束后经过近15年的1959年4月19日，由前首相吉田茂挥毫题词的“七士之碑”建成，据说骨灰也被深深埋在石碑下。
初夏的兴亚观音，雨过天晴，晴空如洗，四周绿树葱葱。从热海车站打车5分钟后，爬了10多分钟的山后，来到半山腰的一座小寺院。这里展示了许多与日中战争相关的资料，据说经常有人来访，为战犯双手合十。他们被认为是战犯的亲属。
然后，以这七人的遗骨为起点从热海再向西，那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殉国七烈士石碑所在的爱知县的三根山顶。为什么在三根山顶建成了这个设施？这也是反对东京审判的人们努力运作的结果。
当时，三文字正平律师、林逸郎律师等人找到爱知县议会议员三浦兼吉商量：“能不能想办法建个能让遗属们安心祭拜的墓所？”三浦正好想起当地的三根山上登山公路在施工，想到可以在山顶建造墓地。三浦请求三根山当地的幡豆町的町长给予协助，做好了建造墓地的准备。刚好到了1956年最后一名甲级战犯被释放，1958年乙级和丙级战犯全部被释放。最后一名战犯被赦免后，1958年正式宣布建立七人的墓碑。
在韩国等媒体的报道中，参拜这处墓地的人每天络绎不绝，我去的时候刚好赶上晴朗的周末，但一个小时内来访者只有我一人，非常冷清。
距离这里最近的新干线车站叫“三河安城”，出站后租辆车开车将近2小时才能到这处墓地。在整个爱知县内也算是最偏僻的地方了。当地风景秀美，附近也有天然温泉，所以来旅行并打算住一晚的游客观光时顺路来看一下还可以。可是要说专门为看这座庙远道而来的话，没有强烈的意愿是不会有谁来吧。我若不是因为采访的缘故，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去那儿吧。
这处设施内刻着一首和歌，据说得知建造此庙的京都八坂神社的宫司松平静翁送来的：
“后代书正史，待此日，静安眠”
意思是：未来的历史应该会被正确书写，请静静安息，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岸信介等日本战后高官
可以说这里面包含着历史终会被修正的观点。
另外“墓志碑”上这样写道：
“美国的原子弹、苏联撕毁互不侵犯条约、物资不足等原因导致日本被迫战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印、菲十一国，开远东军事法庭，以事后法进行审判，通过投票作出判决，于昭和23年12月23日凌晨，对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七士执行了绞首刑。
……
昭和35年7月17日，远东军事法庭，辩护团发言人，律师林逸郎志”
战争已经结束70年了。无论是日本、中国还是全世界各国，关于战后历史人们写了大量的书籍，关于战争记忆的方法、评价那场战争的方法，提出了无数的观点。
涉及历史的理解问题上，在日本国内制造单一的认识，这与承认言论自由的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不符。同时，在对战争的认识方面，日本人也不可能和世界各国的人们都达成统一看法。可是，必须要和过去的历史进行对话，应该不断努力在历史理解上尽可能的分享其“核心”。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上，国际社会怀疑其“核心”暧昧模糊，实际上作为“核心”的东京审判，以及有关战争的评价，在日本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甲级战犯的遗骨问题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曾在1995年发表“村山谈话”的前首相村山这样说道：
“不少议员如此正当化那场战争：那场战争绝没有错。那是为解放殖民地而战的正确的战争。”
当时，就连作为执政联盟一起发表谈话的村山所属的社会党和自民党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分歧。
实际上，村山谈话的前两个月，日本国会出现了对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议进行表决的动向。决议文中对殖民统治和侵略进行深刻反省，似乎是为“村山谈话”做铺垫。
但是，执政党之一的自民党内相继出现反对这项国会决议的议员。虽然该决议被提上议程表决，但自民党等有70名议员缺席。大多数是对“反省战争”这句话心怀不满的年轻和中坚议员。其中就包括今天在日本政坛占据中枢位置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人。更令人意外的是被认为是鸽派的前首相竹下登、宫泽喜一也在其中。可见在有关历史问题上要达成统一的见解有多难，同时也证明在自民党内部不心甘情愿“全面反省战争”的大有人在。
这样的DNA从何而来呢？源自给甲级战犯慰灵碑题词的岸信介、吉田茂等战后初期的领导人，考虑到岸和吉田曾是位于帝国日本的政权中枢的高级官僚，日本的战前和战后看上去以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和东京审判为界限，实际上至少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毫无疑问存在种种一脉相承的东西。
当然在日本，类似“那场战争是错误的”、“给亚洲带来巨大的苦难”这样的历史认识毫无疑问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各种各样的重要场面，继承了战前DNA的人们表达出与主流历史认识不同的观点，反倒印证了日本社会存在“分裂的历史观”。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占据着日本政界的主导地位，给人们造成日本“表里不一、自相矛盾”的印象。这真是件不幸的事。否定东京审判的DNA如何在日本顽强的生存？看看爱知、静冈的甲级战犯遗骨和前首相们的题词，谁都会一目了然吧。
【注】本文原标题《日本人的两种“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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