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乾隆为何要为抗清死难者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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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那是一个夏天，乾隆皇帝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颁布了一则足以颠覆大清朝理论界既有思想根基的谕旨。
如果不是确认这篇文章的确是出于皇上御笔的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绝对是一篇足以株连九族的超级反动檄文。震撼程度之深，以至于在第一时间满朝的理论大师都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接皇上这个飞盘，这在君臣素来一心的清政界显然是极为罕见的。
不卖关子了。乾隆这则谕旨主要是针对明清鼎革时代的历史叙述，提出了两项颠覆性的全新方针：第一，官方史书今后在叙述南明诸王及其他们的几个“小朝廷”时，不再需要冠以“伪（政权）”的前缀；第二，对于抗清的明朝大臣们，也不应因为他们的反清政治立场，而视他们为“叛逆”。
千万不要小觑乾隆此次的政治突破。将南明政权及其抗清臣子们视为“伪”与“叛逆”乃是大清朝自立国（入关）以来的一贯国策。无论是顺治抑或康熙、雍正，清朝官方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对南明的历史评价问题始终持一个保守态度，立场未曾有任何松动。
即使是此次的改革主人公乾隆，在他执政的前三十年中，也坚守着与父祖完全一致的历史评价口径。因此，乾隆在执政第二个三十年伊始的此次政治表态，便意味着大清朝公告天下，正式结束官方对南明史长达一百年的否定立场，正式揭开官方对南明抗清死难者的重新评价乃至“平反”的序幕。换言之，这则诏书可以视作“关于建国以来大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或许是所涉领域过于敏感，乾隆主导的此次理论突破竟然花了近十年时间方才再有大动作。乾隆四十年（1775年）年底，乾隆在十年前那封谕旨的基础上，又宣布表彰南明殉国者的忠节，从批判到平反，再到表彰，算是再进一大步。
这次乾隆是动真格的了。数月之后，大清朝廷便正式宣布纂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并于九个月之后成书。这尽管是一本代表了乾隆此次“历史重新评价工程”理论高度的“献礼书”，却也让当时大清朝知识界为之一振，视作乾隆对汉族士大夫与儒家价值观的一种妥协与示好。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
问题来了。在我们的印象中，乾隆在文化政策上是以“不开明”著称的一位帝王，但他为什么成了这一次政治突破的主角，或者还可以问，为什么不是政治形象比他更为开明的康熙？
陈永明先生在《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一书中认为，在顺、康、雍时代，大清政权根基未深，尚需以贬抑南明政权及其抗清运动，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在敏感的政治形势下，清帝对任何可能引发民间历史记忆、激起反清情绪的历史书写都会心生恐惧。背后的逻辑是，任何企图重新评价明清鼎革历史的主张，都可能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反清动机。
这也就决定了，即使康熙的确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盛主，他也无法超越历史情境，顶替乾隆来成为这个“历史破壁者”。
而到了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反清情绪已同灭亡时间超过百年的南明诸政权一样，逐渐淡漠，不再成为清政权迫在眉睫的威胁，考虑到乾隆时代的盛世基本面，对于历史的恐惧也会更为舒缓。
我个人的想法是，随之而来，清政权的性质在乾隆时代可能也发生了一些深刻转变。用现代政治语言来审视，顺治与康熙时代的清政权可能更具有“革命”色彩，刚刚完成了明清鼎革的大事业，其政治视野与政治考量也被“革命者”的自我定位所捆绑和限制；而到了乾隆时代，清帝的政治角色很显然已完全转向“执政者”的定位，必然也会逐渐与父祖时代的“革命思维”切割，对历史的观感与评价，也会更多的从“（利于）本朝”而不是“（防范）前朝”的立场出发。
那么，重新评价“前朝”南明与抗清死难者对“本朝”与乾隆究竟有什么好处？当然，这其间自然有回应民间压力的因素，同时以此完成与“历史和解”的政治软着陆。但还有呢？
这仍然要从乾隆的执政者思维出发来解释。乾隆作为远离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新生执政者，他在思考明清易代历史问题时，很容易切换到以下的思考模式：何种价值观更利于我维护这个政权的稳定？很显然，对于此时的乾隆来说，作为一个执政者，正如他在谕旨中所说的“宠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他更需要的是强烈的忠君观念，像南明史可法、张煌言、刘宗周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忠臣。
再说白一点，只有褒奖忠臣，宣扬忠君价值观，大清朝方才具备了与后世鼎革者斗法的理论储备与政治基本盘。这本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
这样的思维自然也不是乾隆独创。最神奇的是朱元璋，他似乎在登基后就迅速完成了从“革命史观”到“执政史观”的转换。朱元璋上台后，似乎遗忘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反元口号，转而感恩戴德地说“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同时，不断强调自己参加起义军反抗朝廷是迫不得已，是被裹挟所致，总之，不惜牺牲自己反元英雄的革命形象，也要宣扬造反是大逆不道的执政理念。
▲[清]郎世宁绘《清高宗乾隆帝朝服像》
不得不说，乾隆的理论转换升级比自污的朱元璋要高明多了。在褒奖忠臣价值观的同时，乾隆还在颁定《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时埋下了两根暗线（保险丝），以免褒奖走火，伤及清政权的鼎革合法性。
首先，乾隆下令扩大表彰前明忠臣的范围，不仅在书中加入了明初“靖难之变”的殉难者；还在书中收录了大量死于“不敢从贼”者，也就是对李自成起义军进行抵抗的殉难者。总之，全书真正意义上的抗清死难者比例只有两成多一点，由此，乾隆既肯定了南明抗清者的忠节，又极大淡化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抗清色彩，让这本书成为了一本“宣扬忠臣价值观”更为集中的健康读物。
第二，乾隆在大肆表彰明季殉国忠臣的同时，“一分为二”地继续查禁他们的反清文字。据《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一书所说，大多数受褒奖的反清忠臣文集，都没有逃脱被查禁的厄运。人都是好人，但书不是好书，乾隆也算达成了理论自洽。
有了以上举措的保驾护航，乾隆在理论战线上的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了起来。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颁定后仅一个多月，乾隆又出手了，此时全天下的人可能都明白过来了，这真的是一盘大棋。
这一次，乾隆的大招还是出书。
乾隆四十一年底（1777年1月），乾隆下令开馆编纂《贰臣传》。有了之前的理论背景介绍，我们对乾隆的动机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不解了。
在朝廷为抗清死难者公开平反，并在价值观上大力褒奖忠君价值观之后，自然就无法逃避地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重新评价那些作为对立面的投降者呢？
在此前的历史口径中，这些“投降者”的形象是“顺应天命”者，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对大清朝一统天下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合作者。对于“执政者”乾隆来说，以上的历史评价都属于鼎革时代拉拢汉人的“权宜之计”，现在天下太平，是时候对这些“大节有亏”者做一个历史清算了。逻辑也再清楚不过，执政思维是不会容许“投降者”获得什么好的历史评价的，这岂不是鼓励本朝臣子在大清发生危机之时继续“顺应天命”的投降么？
在《贰臣传》中，乾隆将这些降臣分为了两类。所谓的“甲编”收录了那些投降后对大清朝兢兢业业的降臣，乾隆对他们只是在道德上打入另册，但还算是客客气气，有批有褒，以免落下兔死狗烹的凉薄口舌；而“乙编”基本上就是大字报了，收录的都是品行不端，特别是那些降清后对大清没有全心全意，甚至仍与前朝不清不楚的人，其中就有乾隆最为看不上的钱谦益。
七年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底，乾隆又下旨编纂《逆臣传》。《逆臣传》可谓是《贰臣传》乙编的全新升级版，收录的都是如吴三桂耿精忠这样的“降而复叛”者，或是当年曾先行投降李自成，清军入关后再次投降清朝的明臣。在乾隆试图宣扬的忠君逻辑中，投降一次的“贰臣”已很不堪，投降两次的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了。
就这样，历史学家乾隆冒着否定父祖的政治风险，通过三本书实现了大清朝时代最为“惊险”的理论革新，从鼎革者彻底完成了“执政者”的角色转换。无论出于何种初心，为抗清死难者平反总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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