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为何中国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120年前的1895年5月，年方而立的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了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就职演讲，对蔓延于德国东部跨国流动的波兰农民发出了“驱逐令”，呼吁政府关闭东部边界。
又过了20多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出版。这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也是有关移民史方面的经典，描述了100年前美国的“进步时代”涌入的外来“农民工”问题。
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尝试着让外来移民“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将来自50个移民家庭的信件作为研究对象，再现了新移民与旧家庭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衰变过程，这同时也是他们逐渐倾向本地文化并摆脱原生文化影响的过程。书信这一载体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一个封闭的双向交流的管道，有很好的私密性，较之研究者直接访谈，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透视研究对象的心灵世界。类似的研究如果在今天展开，注意力或应放在微信和微信群。
工业化和城市化褪去了传统农民身上的文化胎记，上足了发条，时间开始了。货币化和市场化使农民改变了农业劳作不计工时的习惯，而这一点在今日中国的农村大地上仍随处可见。当你问一个农民他的成本收益时，尽管他可以把市场化的部分从机耕、种子、浇水、施肥、打药、收割到雇工成本比较清晰地描述出来，但对于自身的劳动仍是不计入成本的。换言之，尽管在国家统计局的官方口径中，农业劳动力日工资是要计入成本项的，但在农民那里，劳动本身还没有被视作是商品化市场的一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则很快转变了这一观念，即在100年前身处美国的波兰农民也是如此。
城市车间里的工作与农村田野上的农作大不一样，虽然同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意义却有不同。农作给人一种时间安排上的自由度，务农首在不违农时，可相对于精细化计量的工时来说，农业的时令毕竟是粗糙的、慢生活的。传统农业状态下，农作所具有的天然性和自给自足特征，并不带来特殊的压迫感，农民也更多地是安于现状，并不期待通过劳动而发达起来。换言之，没有进入到波兰尼意义上的“为卖而买”的轨道。初入城市的农民，却必须背负更大的生存压力、追寻更好的生活状态，认真回答“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
从波兰裔农民工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工作状态和职业前景的描述，体现出农民工与本地城市工人的职业观念有两点不同：其一，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兴趣与职业本身并不一定甚至多半不吻合，工作不过是谋生手段；其二，农民工往往因此蔑视自己的劳动，只当做是一种临时状态，并不视其为更长久的人生目标。工人心态使预期更加持久明确，努力获得生活的舒适惬意。农民心态更强调财富积累，压抑自身的生活需求，推迟享受。
如果按照上述尺度来衡量，当下中国的农民工对于工作的持久性缺乏信心，能够摆脱农民心态的恐怕还是少数。户籍制度的高墙和此前较长一段时期内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维持和加强了城市、工业对农村、农民的相对优越感。
这也坐实了“农民工”这一称谓的所指，即相当比例农民工确实还处于半工半农的兼业状态，每年农忙时节还要抽身回到老家帮忙出力。农村移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家乡的土地或流转给亲戚，或转包龙头企业，貌似退路渐断，其实灵活性却大得很，徒有其表的城市化大跃进并没有带来身份认同的变换。坐高铁从上海穿越浙江、江西、湖南一路西去，你会看到，农民把在外务工赚来的钱又投在房子的改建翻新上面。事实上农村房屋更新往往是波浪式的，与农民收入和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些身处都市的内地农民，他们的根还在农村，随时准备在生命历程的某个阶段退出产业工人队伍，回归田园故土。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显示，波兰裔移民之间也会互相通信，提供就业信息和指导，形成类似老乡会之类的松散互助组织，以帮助自己逐步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这些互助协会的主旨，是为了适应城市环境，而非固守原生乡土文化。
当下中国大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有类似的同乡组织，有的是以专业合作社形式出现的，表现为不同产业中往往有非常明显的地域色彩和排他性特征。
青年社会学者谭同学、冯军旗注意到高校打印复印市场多半由湖南新化人垄断，相类似的现象还有上海郊区遍布的来自安徽的葡萄农、来自浙江的瓜农和来自福建的菜农。面对城市的深沟高垒、软性拒斥，外来者自有妙计，他们会基于地缘、亲缘并附加一定的只在内部传授的技术门槛，构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圈子、同乡会，在产品价格和送货渠道上资源共享、同气连枝。也有一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互助性”组织，做的是“溜缝儿”的生意，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左右逢源，替同乡出头向有钱、有权、有关系的本地老板讨债，也替后者在外来劳动力用工方面居中协调。
外来人口高度集聚形成的土客替代与冲突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对称导致的要素流动的自然结果。所以，不仅有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冲突，还有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冲突，还有水源上下游之间的冲突，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的冲突。一些大城市自觉竞争力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忧心于倚重外来劳动力甚至土客倒挂的既成事实。其实若换个角度想，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人家不远千里前来投奔，恰是一座城市最值得骄傲的资本。
对于外来者，本地人多持异样的眼光。张学友有首歌叫《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多少描绘了外来移民遭遇的这种精神窘境。在美国的“进步时代”，外来移民数量巨大，甚至很多城市中移民已经占人口多数。一些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自己的文化、宗教、种族同一性受到了威胁，遂产生了排斥态度，通过议会立法加以限制。移至今日的中国也很相似。
比如，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大都市郊区奉行的多是抓大放小的驱逐式政策。一方面由于本地农民越发懒散，同时也由于有更多的务工机会，无暇从事需要倾注心力的蔬菜种植，故而只好任由外地农民来填补空白，但同时又对于将市民的食品安全交予这一干外地人心存顾虑、很不踏实。这是因为外来人口没有稳定的地权预期，因而在有限的甚至是朝不保夕的土地租期内，的确存在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的可能。
本地人逐渐退出一些辛苦劳碌的产业部门，但对外地人的进入又持戒备心理。在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宏大叙事与政治正确之下，城市的管理者为合理合法地驱逐外来者，可谓绞尽脑汁。最近，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上的门槛抬高与政策退步，似乎成了一些特大城市制定新一轮五年规划时一个隐而不彰的指针。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波兰裔移民当初成立的那些基于地缘的同乡互助会，后来大多淡化其地缘色彩和乡党情感联结，强化其阶级识别和抗争动员功能，逐渐转变成自组织的、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现代工会。就近些年来中国不少地方的案例来看，恰恰是相反的。所谓共同的阶级意识或阶级认同，远不如共同的地缘符号更能凝聚力量。地域矛盾在经济矛盾的引导下，经济矛盾在地域矛盾的掩盖下，常常把原本简单的劳资纠纷搅成一团混战，最终停留在就事论事、一事一议、从一哄而起到一哄而散的层面，既不可持久，也缺乏建设性。
波兰裔移民与他们家乡亲人之间的通信多是单向的，来多回少。慈母、爱妻所抒发的远方思念，换不来浪子回头片语只言。虽然波兰的社会团结、民族意识、宗教传统都很醇厚，但已经呼吸到城市空气的农民工是断不会回头的。这是恬静的农业文明与火热的工业文明相隔一道大西洋的较量。义无反顾投身城市的浪子与叶公好龙把玩乡愁的文人，同在一片天空下，倒也相映成趣，徒留村庄的凋零与都市的浮华。
这种历史大势和文明分野的意蕴，当下中国农村不可计数的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想必也深有体会。而这样的人伦悖谬出现在追求进步和幸福的现代化进程中，大约是传统中国很难理解也颇费思量的。曾国藩当年初到京城后，备尝思乡之苦，痛感“家书抵万金”，乃不断要求家中亲人来信“务以烦琐为贵”。这些挥之难去的“家本位”情愫，始终剪不断理还乱地贯穿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连续统”，在困顿中给人一丝慰藉和希望。看起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的“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还远未过时。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托马斯、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译林出版社，2000年1月
【注】本文原标题《身处都市的内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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