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想象的共同体》，一剂民族主义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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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印尼东爪哇去世，非常让人意外，几天前，他还在当地一家大学做了一场有关民族主义的演讲。而在2014年春天，他来到中国，到清华大学讲学半个月。中国，印尼，这两个地方对安德森来说，都是很特别的地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旅程仿佛是一次“落叶归根”之旅。
他大概不会喜欢“落叶归根”这个词，对他来说，没有所谓的“故乡”，而“民族”也是可疑的。他的父亲曾在中国生活近30年，为中国的“帝国海关”（晚清以来，英国人长期控制、管理中国海关）服务，他在昆明生活到5岁，到1941年，为了躲避日军入侵所带来的危险，他们全家准备从美国返回“故乡”爱尔兰，但是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被困在美国。他进入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教育，后来搬到爱尔兰继续读书，并考入当年他父亲没有考上的剑桥大学。在爱尔兰，他有美国口音，而在英国，他又有爱尔兰口音，这给他带来疏离感。
最接近他“故乡”的地方，其实是印尼，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这是他精神上的故乡。他从剑桥到康奈尔，跟随乔治·卡欣从事印尼研究，并与1961年到1964年在印尼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这时他还不到30岁。他接近成为一个印尼本地人，因为当时的印尼在苏加诺的威权统治下，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热情（这属于他后来所说的“最后一波民族主义”），这是比较左倾的他所喜欢的。他和印尼人一起，反对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压迫。1963年，一群暴民袭击并火烧了英国在吉隆坡的大使馆，他穿着当地人的服装，以一种爱尔兰人的幸灾乐祸旁观。但是，一位他熟悉的暴民领袖过来告诉他“不必惊慌”，这却让他“惊慌”起来，因为他才发现，当地人并不把当做共同体的一员，他仍然是一个外来者，一个需要警惕的西方人。1966年，他因为一篇文章得罪新掌权的苏哈托，并在1972年被驱逐出境，长达27年。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接近于爱德华·萨义德后来所推崇的“精神上的流亡者”。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同情和支持印尼和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他厌恶美国政府谈论“低度开发国家”时的傲慢语气，当苏加诺拒绝美援时，他给予同情，而后来胡志明与美国的对抗，他也持同情态度。他认为，越南与美国的对抗，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族主义的。
他同情和支持小国和少数族裔的民族主义，属于一种“逆转的东方主义”，或者正是由于其在中国、印尼等地的经历，让他能够时常提醒自己避免“东方主义”（西方人看待东方的方式），而且更进一步，他甚至能够设身处地为亚非的民族主义考虑。但是，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同情”只不过是一个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已，他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相反，他毕生最大的洞见，是对民族主义的反思。
他最经典的著作是《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出版于1983年，1991年重印，1999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推出中文版，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简体中文版，首印6000册。据说，这本书几经重印，成为近10年相当畅销的学术著作，这大概是出版社和安德森本人都没有想到的。相比之下，2012年引进的大陆的他的另一本书《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所引发的热情就要小很多了。
▲《想象的共同体》有诸多版本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大陆影响最广泛的思潮之一，台海危机、南海撞机、美国“错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和日本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交织在一起，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以至于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粗制滥造的书籍，都能出现几百万的盗版。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等学术著作得以引进并产生广泛的影响。霍布斯鲍姆认为，世界范围内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在1968到1988年这20年出现一个高峰（其中《想象的共同体》占据重要位置），而在中国，对民族主义研究的阅读热潮，晚了差不多15年。
安德森的核心观点，就体现在这本书的书名之中。民族和民族主义，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一种现代的产物。民族作为一种共同体，是“想象的”，是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要点在于“想象”二字。“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甚至都没听说过他们，但是，这种相互联结的意向，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尽管在每个民族的内部可能存在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和剥削，“同处于一个民族”，却总是为设想为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这种想象中的联结和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教科书中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实是来自于斯大林在1913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5页）。尽管关于民族的定义有很多种，最近几十年的研究共识是，民族和民族主义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在走向现代性过程的产物。我们必须牢记安德森的教诲，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什么真理。
《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把民族主义浪潮划分为四波，拉丁美洲独立运动，1820年西欧的“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拉丁语的衰落和德语、法语等民族印刷语言的兴起），1848年后的“官方民族主义”（比如亚历山大三世搞的俄罗斯化政策），还有最后一波——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这一波是对前三波的各种“盗版”和模仿。在形成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印刷术的普及和方言的崛起（安德森特别喜欢分析地方报纸和小说对共同体的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中国为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大众媒体的兴起与白话文的普及就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国自1840年后的民族主义浪潮，毫无疑问属于“最后一波”，但又是非常独特的：中国没有彻底殖民地化，而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一度不把帝国主义而把满清统治者视为头号敌人，1921年后，又迎来了共产主义探索，而共产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性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这一切，都让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更为复杂，可惜这没有成为安德森的研究重点。他2014年在清华的讲学，应该多少谈到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思考，不过文本似乎并没有传播出来。
民族主义是“想象”的产物，但却是这个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观念之一。霍布斯鲍姆曾做过一个假设，地球发生核战浩劫，来自银河系外的星际史学家来到满目疮痍的地球，在残存的图书和文献中，寻求地球毁灭的真相，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他得出结论：要想了解地球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必须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这是一种苦涩的幽默，但是却告诉我们，对生活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体来说，要像安德森那样跳出观念的束缚，而又进行内部的反思，是无比困难的。
当然，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只有中国人才有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是“国际范儿”的美国人，其实也有民族主义的偏见。安德森曾问一些美国人，把阿拉斯加卖给俄罗斯和中国怎么样？普遍的反应是，“不行，阿拉斯加自古就是美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忘记了，阿拉斯加其实是美国人从俄罗斯那儿购买的，而且价格超级便宜。这种反应，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人发现美国远动员戴着口罩前来而感到不快，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因此，对普通人来说，读一读《想象的共同体》还是十分有益的，至少在某一时刻，它会成为“民族主义”的解药。
【注】本文原标题《安德森，一剂民族主义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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