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一个事先张扬的自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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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张——这是……一家餐饮店的店招？一个乡村重金属乐队的名字？还是一个人？如果是人，他肯定不是个风雅的人，风雅的人哪能这么给自己取笔名呢？有地位的古人把自己的籍贯挂到姓氏后边，成为别人嘴里的尊称，康南海，孔北海，之类，如果一个姓张的大同人给自己取名“大同大张”，用今年的一个流行说法，就仿佛是给自己“摆烂”。
事实上他是个“艺术家”，如果愿意，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书写他的身份：“艺（jing）术（shen）家（bing）”。
一群前卫艺术实践家、观察家和批评家，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大同大张研讨会”，来到现场我才明白，“大同大张”确实是一个姓张的大同人。他的简历就是这么写的：
大同大张，本名张盛泉，生于1955年，山西大同人。由于他那一米九的身高，人们多呼之为“大张”。后来，他便索性以“大同大张”为名。
▲大同大张的LOGO
一个“索性”表明他不是轻率的渴求功名的人，至少他的审美诉求与一般功名之人不同。生于1955年的他，年轻时模样很有几分俊气。“大同大张是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中一个罕见的存在，他是一个天才，一个艺术的殉道者，一个坚持纯粹艺术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智者，一个孤独而自由的灵魂……”我对这些话毫无感觉，直到看到接下来的一句：“2000年1月1日，当世人欢呼千禧之年到来之际，大同大张于家中自杀辞世。”
他是自杀的。
这让我肃然。既然一个做前卫艺术的人选择了死，你就很难说他跟那些扒光衣服跳泥坑的人，比起往嘴里塞蛆虫的人，比起给自己拍张遗像捧着到处走的人，是同一级别的。倒不是说艺术家不死不足以自证真诚，也不能简单地说死者为大，而是说，在任何时候，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总有一些值得尊重之处。
大张留下了许多油画，装置作品的草稿，还有很多卷文字，包括一些电影剧本，一些泛小说，一些随想，也可以说它们都是胡言乱语。1986年他同另外四个同道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研究架上绘画，小组维持了七年，他留下了一批抽象画，画作的名字具有很浓烈的挑衅意味：“火葬场”、“吊丧”、“煤场行为”、“我看见了死亡”、“史前生物在北京下蛋”。1993年后，他去搞“邮寄艺术”，自己印刷一些册子寄给全国主要城市里的艺术家和重要的批评家。所谓“邮寄艺术”，一部分是装置、行为的草图，另一部分是诗歌、艺术笔记和艺术方案，两者各有名字：草图名为“东西”，诗歌之类文字作品名为“右兵卫”。
他的油画，与涂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他做的行为艺术，夸张而震骇，触犯禁忌，踩踏人心中的敏感点，是每一个此道中人都会认可的。1995年的，他有一件《禁止性交100天》，作为向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次年，他受邀参加拉萨“水的保护者”艺术活动，在那里他实施了行为艺术《渡》，现场照片里，他一头长发，穿着他一辈子没有卸下来的绿军装（他曾有三年入伍经历），肩扛一只山羊涉过一个很浅的水泊。关于这件作品，他在1996年一本《邮寄艺术》中作了一番阐释，或者说“活动总结”：
《渡》——作品说明
时间：1996年8月29日下午
地点：拉萨大桥上游
实施：背羊过河，然后杀之并埋葬。
▲ 背羊过河即为渡，有普度众生之意。
▲ 杀羊即为超渡，有轮回之意。通过血和暴力，能刺激人想到自己的同类。
▲ 与宗教不同，在神面前，人和羊都是祭品。
▲ 我们都看麻木了！成群的羊死在我们刀下，因为我们有绝对的理由——吃！
▲ 但在此时，在这个艺术的层面，人和羊平起平坐，杀羊无异于杀死我自己！
以上是他写在纸上的原话。
这是一桩很成熟的策划，追求的就是惊吓并激怒观众，引起讨伐（比如“你自己怎么不去死？”），就此搞臭“艺术”的门匾。行为艺术就是干这个的，解构，颠覆，爆破，用故意制造的丑闻来击破由社会强行维持的体面。人们把屠宰活羊、食其肉、寝其皮视为天经地义，却无法容忍一个当众宰羊的行为，而大张更以“普渡”的阐释来显示其中的虚伪。他要吸引炮火和愤怒，要让人们看到他的行为的阴暗与肮脏。他写过的一句话：“哦！艺术，好一个美丽的名词，在它的掩盖下，人的阴暗心理倒成了灵感的源泉。”
“艺术家必须永远是极强大的逆流。”
“艺术应是不得不为的事。是艺术家心理暗伤报复性的发泄，完全是个人的事。也是不考虑后果的事，如果后人对你进行公正的评价，多半也是出于偶然。”
“艺术家为什么具有悲剧精神，那是因为全人类都在创造商品，而艺术家却在摧毁和创造生命”
“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些厚颜无耻的人，居然胆敢用艺术在赞美生活。”
……
大张关于艺术的语录大抵如此，句句劲爆，而且同他的实践完全吻合。19世纪印象派之后，艺术史就混乱不堪，表现客观世界的艺术落伍了，主观主义大行其道，如果说行为艺术也能厕身艺术史的话，那么关于艺术的概念大厦确实必须推倒重建：它不能只是崇高与优美的实践，它不仅要包括所有被社会良俗认为是血腥、肮脏、淫秽、下流的举动，而且实践者自己也必须引人反胃和唾弃。
有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在“正常人”的眼里，他们打着自由表达之名，行不知廉耻之实——杀生，露阴，强奸，谩骂，无所不为；如果说在今天，“搏出位”、“炒作”是对这路行为最简练的评价的话，在八九十年代，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简单。研讨会上，我见到了当年与大同大张结为至交的两位同道，以及他的弟弟（按照那时的人典型的做法，小张被取名为“张小泉”），他们亲历过所谓的“八五”文艺热，在他们看来，大同大张是在以生命实践他心目中的艺术，被孤立和被边缘化，穷困潦倒，衣衫褴褛，都是他内心所求；他要的就是介入社会，引发公众强烈的情绪反应，乃至觉醒。
1997年，大同大张表演了行为艺术《给鸡蛋注射胎盘注射液》：用针筒把胎盘注射液打入到生鸡蛋壳里，然后用手掌捧着生鸡蛋，蛋清顺着指缝很恶心地滴落下来；1998年，他把一组名为《我看到了死亡》的照片寄了出去，照片里他瞪着惊恐的两眼，脸上皱纹密布，嘴唇抹了一大圈牙膏沫，口型酷似西方神话里在夜间惊吓人类的恶灵。这是他“邮寄艺术”计划里寄出的最后一件行为艺术。此时，死的灵感已经像癌细胞一样布满了他的全身，现在看那种眼神，你完全有把握断言此人命不久矣。
但是，当然，这是因为他已经死了。而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即便征兆显著，别人还是很难想象他的死亡。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自杀的人在其熟人中得到的反馈，永远都是震惊：“他怎么会自杀？”然后就是新的一大拨关于抑郁症的新话语和新数据，一大拨自检和互相检查。大张很早就在跟人讨论自己的死亡，只是绝大多数人，包括寥寥无几的密友，都一笑置之，因为整天嚷嚷着要寻死而活得好好的人，他们实在见得太多了。
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写过一段黑色寓言：一个喜剧演员站在悬崖上，向围观者大声宣布“我要跳下去”。众人皆笑，在笑声中，这位演员一跃而下。其实，不管他不是喜剧演员，“事先张扬的自杀”得到的待遇总是一定程度的漠然，人心自带一种机制：人永远会假定最坏的、最严重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迟迟不予相信，因为，所有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都企图活得轻松一些。
于是，这一事先张扬的自杀，成了一个前卫艺术家所能扔出的大boss级别的炸弹，刺激最大，杀伤力最强，前提是他必须信守诺言，去死。
把自己做成了一件作品——我找不到比这个更高的境界了。大同大张的自杀又吻合了他所写下的每一句话：“世界上绝不存在所谓艺术品，只有存在着的艺术形式的个人”。没有半点玄秘，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屋里，挂着坦坦荡荡的一个死男人。杀掉一只羊，然后说“杀羊无异于杀死我自己”，无论怎样表演，终究逃不了事关“虚伪”的指控，而当这个人真的杀了自己，看客们还能怎么说呢？
还是有话可说的：走火入魔，变态，把自己玩死了，死要出名……
策展人温普林说，对于他们那代人而言，在死亡面前肃然是他们的底线，一切都可以是表演，是投机，唯死不可以。但我怀疑这一观念是否还站得住，更怀疑像张盛泉这样一个人，在去世十五年后首次进入博物馆，还余下多少热度。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消费的呢？离开了1980—2000年的情境，隔着安全的时空距离，我们不知道那些搞前卫艺术的人，他们的愤怒、忧郁、乖张、疯狂究竟都因何而来。难道这世上还剩下什么东西不属于“玩”的对象吗？死是不可以玩的，但只要是“艺术家”把自己杀了，别人就可以说：哈，他在玩。
当代艺术馆，某人在大门上悬梁自尽，三天后尸体才被发现。——这个有名的段子其实已经道出了真相。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是大同大张们的墓志铭。抱团取暖or治安拘留，除了这两者外，我不知道摆在这些追求纯粹的前卫艺术实践者，走完全非商业、非表演、彻底不妥协的路径的人的面前，还有哪一种可能的未来——尤其是在当下，在这个“成功”已成为一个被妥妥地、严严实实地界定好的概念的当下。
关于《渡》，有一件事不能不说：
1996年表演的现场，出了个意外（当然了，出意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北京艺术家宋冬“强行介入，打破了原作品的规定情境”。当时，宋冬来到大张的刀前，把羊护在身后不让他杀。大张写道：“他实际上成了这头羊的代言人”，“面对突然的变化，我找不到除艺术之外非杀不可的理由”。
非常有意思，以圈内人的眼光来衡量，这次表演称得上“精彩纷呈”，就仿佛一场出现了争议进球、红牌、点球、点球不进等各种情况的足球赛一样。在场的人都声援宋冬，于是大张放生了羊，他总结道：“原作品只是一种个人行为。现在扩大了，所有在场的人都成为介入者……这头羊像脱缰的野马，劈河而逃，奔向自由的原野。这一幕使在场的人感慨万千。”我生也晚，并不知道这起著名的事件，温普林在他的祭大张一文里写道：“拉萨之《渡》，杀之放生，视牺牲之羊如己，彼岸激辩：艺术、权力、生命，与人类为敌者，却是大爱无边。”
预期中，人要杀羊以杀伤观众的神经，实际上羊没死成，正因此，杀伤观众的任务就落到了大张自己的头上：剧本里规定必须有一场流血，有一场牺牲，不是羊，就是人。从这个角度看，大张之死，是一种守诺，也是一种还愿，是一个必须由他自己来画完的圆。世上奇人何其多哉，如大张这一型的，又有几人呢？
大张昔日的战友说他既不痛苦，又不抑郁（除了睡眠障碍），他所做的都符合他的理想，他生前没有得到的，比如名声，比如热情洋溢的反馈——据说他连年寄出的邮件很少得到回应——都是他所不在意的。姑妄信之。他留下的除了完整的作品资料，丰富的手稿，还有遗言，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个事先张扬的自杀者，他都显得过于专业：“不要给我换衣服，也不要骨灰盒，就把我扔在火葬场外面，沿着一条拉砂的土路，一直往里走，你就会看见一个大沙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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