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丁聪，希望有一天能在自由的国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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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人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成就。
别人都忌讳谈死，丁聪却满不在乎，甚至在中国美术馆为他祝寿的宴会上随便讲。
好多人去世要开追悼会。家属小心琢磨悼词的字句，准备跟领导争吵，一定要讨个最好的说法。丁聪最烦这一套。
他跟别人说，他死了，就把骨灰倒进马桶。亲朋好友围着三鞠躬，然后一摁开关，放水哗啦冲掉。那多痛快！
▍二
丁聪是大师级的漫画家，但他走过很曲折的路，才进了中国美术馆。
他在民国时期是有名的神童，四岁就在《世界画报》发了一张京剧人物速写。
这自然跟家庭影响有关。他父亲丁悚是上海漫画界的重要人物。“中国漫画会”的招牌就挂在丁家门口，艺术家们常在他们的客厅聚集。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丁聪从小就喜欢画画。但父亲不赞成他继承自己的职业。
丁悚跟儿子说：“画画养不活家里人。画一张就两块钱稿费，你能登出多少？”
除了漫画，丁悚还画广告、日历和杂志封面。但他在办公室里干，家里没有画具和纸张，他也不给儿子买。油画和水彩画的颜料挺贵，小丁聪没有钱，只能抓个练习本搞漫画。这决定了他的一生。
父亲不肯教他。对丁聪影响最大的是经常来串门的张光宇和各种外国画报、画册。他学着前辈的样子，出门总是带着速写本，见到有趣的题材就画出来。丁聪的技巧不断长进，十五岁开始在各种报刊发表漫画。他后来回忆说：“第一次发表作品很开心。一两元的稿费，能用一个月呢。”
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大学。丁聪高中毕业就到《小晨报》做事，画插图，采访社会新闻，还在联华影业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的画报兼职，画过不少电影明星。他抽空到父亲工作过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画了半年人体和石膏素描。这段时间打下的基本功跟他后来的漫画风格有很大关系。
1936年，丁聪还不满二十岁，就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他为影星王人美画的头像夸张简练，展览会开幕的第二天被外国观众买走。
▲ 丁聪画的王人美像
这幅画署名“小丁”。那是他刚开始用的笔名。因为繁体“聪”字笔画多，在漫画上写小了看不清。张光宇说：“你爸爸是老丁，你就叫小丁吧。”丁聪觉得挺好。这笔名一直用到他九十多岁去世。他自己还为这个笔名找了条理由：“小丁”的意思是小人物。“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小人物，从来没有自作多情过。我个子矮，长得丑，不喜欢罗曼蒂克。所以，就‘小丁、小丁’地叫了几十年。”
《小晨报》关门，丁聪转到有名的《良友》画报当编辑。抗日战争以前，他画过一些揭露社会问题的漫画。例如《发薪的日子》：老板把钱藏到抽屉里，却对工人说：“厂里实在一个钱也没有了。”
不过丁聪多数作品表现的是娱乐性的幽默。例如《测验》：老师叫学生讲出热胀冷缩的例子。学生站起来回答：“热天日长，冷天日短。”老师气得张嘴瞪眼。
▍三
1937年8月，日军攻打上海。
丁聪很气愤。漫画家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出版《救亡漫画》，丁聪是编委。他画了一幅又一幅宣传抗战的漫画，艺术风格大变。丁聪后来回忆说：“在‘八一三’之前，我的漫画固然有爱国的积极主题，但总的来说，实在不乏小市民阶层趣味。”
因为鼓动抗日，在年底日本人全面占领上海之前，丁聪跟着张光宇坐船逃去香港。正好《良友》也转移到那里，丁聪继续为它当编辑。他还是不停地搞抗战的宣传画。
画家叶浅予从武汉带来一包照片，丁聪把它编成画册《日寇暴行录》。1939年，抗日战争宣传画展览在香港中环中央电影大厅举办。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去参观，看中了丁聪的《逃亡》，买去作为同盟的宣传画，大量印发。
▲ 1938年在香港海滨，左起鲁少飞、丁聪、特伟、叶浅予、黄苗子
宋庆龄跟一些画家合影，丁聪站在她身边。他个头不高，但不像后来那样胖墩墩，穿西服，戴眼镜，只是头发有一点艺术家的凌乱，清瘦的脸上透出青春的朝气。
在香港，丁聪结识了廖承志和潘汉年等中共官员。年轻的画家对他们的主义没有多少认识，但觉得他们为人挺好，以后经常受共产党的影响。
他想更直接地为抗日出力，在1940年秋去了战时首都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正在排练话剧《雾重庆》，讲一群北平青年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导演叫丁聪搞舞台美术设计。他说不会，人家不松口。他一向好说话，于是拼命学，仔细想，搞出了很好的布景，还自己琢磨出一些新招。
第二年1月，皖南事变，国共冲突。丁聪不愿在重庆呆下去，经仰光、新加坡回到香港。在香港，他为《大地》画报当编辑，又被旅港剧人协会拉去为反法西斯话剧《马门教授》和其他演出搞舞台美术。
1941年底，日军愚蠢地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中国已经被侵略多年，也跟着向日本宣战。日本不再给英国人面子，进攻香港。共产党帮助一批文化人撤走。丁聪跟音乐家盛家伦、画家特伟他们经宝安、桂林到达重庆。他和一些画家把日寇在香港的暴行画出来，举办展览。
跟共产党有关系的报人唐瑜盖了一座房子，叫“碧庐”，聚集了不少文化人。作家夏衍、吴祖光，演员金山、张瑞芳和画家张光宇、郁风他们要么住在那里，要么经常去串门。这帮艺术家是夜猫子，往往大白天还在睡觉。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二流子，把碧庐叫做“二流堂”。丁聪也是“二流堂”的常客，但他没在那里住过。这段经历后来让他吃尽苦头。
▲ 1940年8月鲁迅诞辰纪念，左起郁风、张正宇、糜文焕、叶浅予、谢谢、丁聪、张光宇
▍四
他在中国艺术剧社做事。
因为他会画画，会编辑，会搞舞台美术，多才多艺，整天乐呵呵，特别好说话，是文艺圈里很受欢迎的人物，到处都拉他去帮忙。丁聪为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牛郎织女》等话剧设计布景和服装。这些演出有的是中国艺术剧社的，有的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的，还有的是怒吼剧社的。
1943年初，《华西晚报》请怒吼剧社去四川。吴祖光拉丁聪一起走，于是那个贪玩的画家去了成都。他为《牛郎织女》搞舞台美术和吹笛伴奏。丁聪是个鬼才，会摆弄胡琴和笛子。后来中国艺术剧社进川演出《桃花扇》，也是他在后台吹笛。女主角秦怡过了几十年还印象很深。
怒吼剧社一下挤满了《华西晚报》的房子。丁聪和吴祖光不约而同地看上了报社后院荷花池里的凉亭。他们叫工人用旧布景板给它装上墙壁和门窗，把亭子变成两个单身汉的浪漫雅舍。这座仙境里的小屋太吸引人了，大人、孩子都跑来看，经常把墙壁挤歪。丁聪在这里搞布景设计，还为鲁迅的《阿Q正传》画了二十四张组图。他早就对丰子恺画的阿Q不满，觉得丰先生太不认真。《华西晚报》跟他约稿，他就搞了这套漫画。丁聪的阿Q广受好评，许多人认为是经典。
▲ 丁聪的《阿Q正传》漫画
第二年春，丁聪进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素描。1945年3月，金陵大学的外籍教授介绍他去昆明，为美军战略情报局心理作战处工作。在那里，丁聪负责搞谴责日本侵略的漫画。日本侵略者号称“皇军”，丁聪的一幅作品画了留仁丹胡子的大蝗虫，用日本军靴踩着骨瘦如柴的中国百姓。画面上写道：“蝗军吃完了我们的粮食。”
抗战八年，在生活方面，丁聪是快活的。他说：“我没有过过安定的租了房子住着、自己做饭的日子，从来没有。”“（我）在内地、香港到处流浪，身上一个子儿没有，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生活蛮愉快。”
中国文化的大敌是统治者专制，所以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动乱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困苦，但由于统治者的控制被削弱，文化活动却特别活跃。抗日战争也是如此。外敌入侵，政府离开首都，不能像原来那样进行控制。丁聪和吴祖光他们的创作有了较大的自由，心情相当好。
当然，他们对日本侵略军是仇恨的。丁聪的抗日漫画还是用夸张变形的手法，但主调是愤怒，而不是幽默。
▍五
1945年夏，日本投降。丁聪谢绝了去美国工作的邀请，从昆明飞回上海。
抗战结束，统治者严厉压制一切不同观点和反对分子。国民党早就非常腐败，官员在接收敌占区时大肆收刮。这使丁聪非常不满。于是，他的画笔转向对国民政府的批判。
刚到上海，他就画了《“良民”塑像》：一个石雕胸像，头盖被打开，思想警察盖了“检查讫”的印章。石像的双眼被不透明的眼镜挡住，耳朵让钞票堵上，嘴巴挂了一把大锁。
▲ 《“良民”塑像》
接着丁聪又画了《无所不在的“警管制”》：一男一女坐在沙发上，背后是一个警察巨大的阴影。当局的监视和威胁渗透了整个社会，那对男女紧闭双唇，一声不敢哼。
战后接收敌占区的过程暴露了国民党的极度腐败。丁聪画了《五子登科图》：一个肥硕的官员搂着女子，张开当官的委任状显示自己的面子，脚下是金子和车子，身后是房子。
他还画了《公仆》。标题是国民党不断唱的高调，画面是瘦骨嶙峋的百姓驮着肥大的官员艰难地爬行。
丁聪为吴祖光的话剧《捉鬼记》《嫦娥奔月》和陈白尘的话剧《升官图》设计服装和布景。《升官图》借荒唐的梦境，嘲笑当时官场的腐烂和勾心斗角。丁聪发挥漫画家的想象，把舞台的框架做成一张大钞票，台上的柱子是金条，边上的小门是保险箱，当中的大门是铸着“太平通宝”的铜钱，穿着古怪服装的省长、知县、局长和秘书在钱眼里进进出出。这是世界舞台美术设计的杰作。话剧公演，立即轰动，连演二百场，观众还非常拥挤。当局大为光火。
▍六
丁聪仍然三管齐下，除了搞漫画和舞台美术，还跟吴祖光一起编《清明》杂志。
《清明》表示争取政治清明。创刊号的编者题记说：“八年前抗战开始时，我们对国家的希望是殷切而热情的。意外在百战之后的胜利前夕，那热情却是比例地降低了。胜利后的今天，我们的心情更是濒于绝望的程度。……我们生于苦难，长于苦难，但从来没有人甘愿终于苦难。……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自由光明的国度生活。那时我们歌颂、欢唱，多于过去的抗议同诅咒。”
▲ 《清明》创刊号
丁聪细心设计封面版式，认真编辑图片，把《清明》搞成当时上海最漂亮的文艺刊物。但出版杂志要得到国民党的宣传部和市政府的内政部批准。办刊物属于言论自由。经过国民党的宣传官员准许才能发表言论，那还算什么自由？《清明》出到第四期，收到“不准登记”的通知。
最后这期杂志的《致读者》写道：“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们虽在题记里申述我们对这多难的祖国‘清明’之望，但如今则有的是血泪也洗不清的阴沉黑暗了。......这年月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年月，这地方也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地方。这样我们还苦苦维持这份刊物，原是属于不可能的事情。”
国民党把“民主”挂在嘴上，但不明白，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前提是不同意见的共存。如果思想统一，没有争论，没有“少数”和“多数”，那就没有民主。丁聪上了当局的黑名单。1947年夏天，共产党的军队从防御转为进攻，准备夺取全国政权。为了将来成立新政府有一批支持者，中共把一些不喜欢国民党的文化名人转移到香港。
这一年中秋，丁聪参加组织以宋庆龄名义举行的游园，为转移筹款。不久，他跟茅盾一起坐船离开上海。
▍七
到了香港，丁聪在永华电影公司画海报。
那里是英国殖民地，没有民主，但有比较大的自由。丁聪画了漫画长卷《现实图》。这是他喜欢的一种画法：从左到右，展现好些不同的空间。众多人物在做不同的事情，但以各种方式互相连接，串成一个整体。画画实际上是言论表达。公民应该可以褒贬任何人，也可以画任何人。但抗战结束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用漫画批评蒋介石是绝对不行的。丁聪憋了一肚子气。《现实图》一面是西方，另一面是中国。在左边，蒋介石点头哈腰，向美国人乞求金钱和武器。在右边，蒋介石凶神恶煞，捆绑农民去当兵。丁聪后来写道：“在该图中我画了两个蒋介石，以解我在国统区不能在漫画中画蒋介石之恨。”
他仍然是很受欢迎的多面手，到处都叫他去帮忙。1948年5月，中共华南局在香港组织演出歌剧《白毛女》，丁聪在乐队里吹笛子。永华公司拍电影《清宫秘史》和《山河泪》，也是他吹笛。张光宇还拉他去编杂志《这是一个漫画时代》。
▲ 1949年香港萧红墓前，左起丁聪、张俊祥、吴祖光、夏衍、张瑞芳、白杨、曹禺、沈宁、叶以群、周而复、阳翰笙
到年底，共产党得胜已成定局，党中央着手建立全国政权。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开了一个名单，打电报给香港的党组织，叫他们把那些名人送回大陆。1949年3月，丁聪上了共产党包租的宝通号货轮。同船的有作家阳翰笙、导演于伶、编剧史东山、画家陆志庠等人。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丁聪和影星张瑞芳在甲板上的合照：两人迎着清晨的太阳，微笑地盼望新中国。
这样一个被请回来的画家几年后却倒了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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