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关于台湾选举，我只想讲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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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有一个短篇，叫《一件很小，很美的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叫安妮的年轻母亲，到一间小面包店订了一个宇宙飞船蛋糕，跟师傅说下周一，她儿子生日那天会过来拿，留了电话。
然后叙述跳到星期一下午，那男孩放学回家路上，被一辆车撞了，一开始似乎没事，但等他自己走回家时，突然瘫倒在沙发上。生日派对取消了，男孩住进了医院，轻微脑震荡加上休克。
他的父母像雷蒙德·卡佛笔下常见的美国小镇的男女，都有一种对生活本身的刨木屑般干燥的，轻微的忧郁、愤怒或茫然。儿子一度昏睡不醒，他们当然都很着急，但医生，以及医院里来来去去病床的护士、实习医生，都告诉他们，这男孩没问题，他只是处在一种“深度的睡眠”中。当然他们还是非常焦虑，并不全信医生说的。而这陪院看顾的几天，他们分别回家，喂家里的狗、冲澡、睡一下，但回去的那个，会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一开始是那丈夫接到，对方说：“你们忘了那个蛋糕吗？”丈夫不知有这个蛋糕，不友善地挂断了。之后安妮回家（那时忧郁更扩大了，因孩子没醒过来的天数增加了），这次接到的电话，有点像希区柯克的电影，那头的男人阴沉如地狱来的声音：“你是不是把史考帝（那个昏迷男孩的名字）忘了？”但挂断电话。以为是医院打来，急播去医院，但她先生说什么变化都没有，孩子还在昏睡。她哭着告诉他这通怪电话的事，而他先生安抚她那可能就是个酒鬼或神经病。总之，等她再到医院时，又过了一会，男孩突然醒来了，但接着在那短短一两分钟，两眼紧闭，狂吼一声，然后张开嘴，就那么断气了。
之后医生跟他们解释，这男孩的现象叫“隐性脑阻塞”，出现的机率是百万分之一。这之后医生安抚他们，并约定验尸的手续。小说到这里，那个荒谬、人的脆弱，很有马尔克斯的短篇《我只是来借个电话》、《你滴在雪地上的血痕》的味道。这一对遭遇这不可思议之悲痛的夫妻，开车回到家后，又接到那通怪异电话。
“你的史考帝，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男人说，“你忘记他了吗？”
他们愤怒、惊恐、悲不能抑，这人又不断打来，然后挂断。电话那边的背景，似乎有一种机器的嗡嗡声。这时安妮想起来了，是那个面包师傅，她向他订的那个生日蛋糕，他们开车到购物中心，那时已入夜，所有店铺都打烊了，他们敲门，不断敲门，那面包师傅让她们进去。这安妮简直想杀了他。面包师傅说，那个蛋糕已经放了几天，过期了，可以以半价卖给她。他说别闹事啊，我在这里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才能勉强过日子，他得回去干活了。
这时安妮告诉他，“我儿子死了，星期一下午被车撞了。”他们骂那不断打电话骚扰的面包师傅：“你真无耻。”
这接下来的描写，短短约一千字到小说结尾，真是我读过最美的小说场面之一。
雷蒙卡佛写着：
“面包师傅把擀面棍放回工作台。他解下围裙，也把它抛到工作台上。他站了一分钟，看着他们，眼神呆滞而痛楚。然后他从放着报纸、收据、计算机和电话簿的桌子底下，拉出一把椅子。‘请坐，’他说。他又去前面带了两张铁皮椅子回来。‘请坐下吧，两位。’”
他向他们道歉，“我只是一个做面包的师傅。别无所求。好多年以前，那时候我是一个跟现在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并不能用这些话做借口来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我太难过太抱歉了。我为你们的孩子感到难过，我为我自己夹在事件当中搅局的行为感到抱歉。”
“不知两位是否能够真心原谅我？”
小说写道：面包店里很暖和，那一对原本悲愤无告的夫妻脱下大衣，面包师傅倒了两杯咖啡。“我希望两位愿意尝尝我做的热餐包。在这种时候，吃是一件很小，很美的事。”然后他端上刚出炉的肉桂面包，面包上的糖衣还软呼呼的。他把牛油和涂抹牛油的小刀放在桌上。小说写道：“安妮突然间好饿，那餐包又热又甜。她一连吃着三个。”
他们坐在那儿，听那面包师傅说他人生的孤单，他迈入中年时那疑惑彷徨的心情，他们频频点头。他又拿了有糖蜜和五谷杂粮味道的香酥黑面包，掰开给他们。结尾是这样几句：“他们不断的听他说，不断努力的吃。他们把黑面包吞了下肚。在日光灯底下，屋子里亮得就像白昼。他们聊到了清晨，窗户上已经透出灰白色的天光，他们还不想离开。”
对不起我抄引了这么多小说的原文。但因为它的收尾，那将人世的恐怖哀伤托起的温柔，知道这个温柔是“彼此都是被生命重创的脆弱人们”，在那气味中，暗淡光影中，哀矜、疲惫让嘴部咀嚼面包，啜饮咖啡，那破了洞之后的“很小，很美的事”，那个温柔在读完后，真是一阵热气从我鼻腔上钻到眼眶。
这一个多月，我和几拨不同的大陆哥们，在台北的咖啡屋遇见，他们总会在一阵话题之中，问起对“台湾选举”怎么个看法。那里头有一种情感底层的“惘惘的威胁”：“为什么台湾很多人那么不喜欢我们。”
我总解释，我作为外省第二代，二十多岁时，常疑惑某些非常好的本省长辈，一旦讲到某条隐密换日线，突然脸上原本的善意便收去了，因为有很多我并不在场，但确实曾发生的历史暴力，或屈辱，它深深沉浸在这些长辈的记忆里。
当然快速翻拨的情感柔软内褶，有太多把过去、现在、未来，个人，国家，历史不同的屈辱、伤害或自尊，混淌在一起的争辩。世故些的会绕开那深水黑雾之区，但确实无法真正理解对方眼中所见，是怎样一个爱丽丝梦游记的，忽大忽小，忽隐忽现，奇诞变貌的模样。就很像上半年，或也会说起复兴航空的坠机和天津爆炸。或也遇到一些幽微、反质疑“铜锣湾书店连续失踪事件”，但发觉这样的经辩方式，只是在这样的出牌、换牌、解读牌面花色数字时，被关闭了，拒绝聆听，厚道一点的哥们会苦笑说：“这是在我们已知道这样物种（文明）演化中，被这样设定的。我们脑中的隐藏卫星定位，闭眼驾驶躲开黑洞，比你们知道的要像螺旋开瓶钻子插进软木塞里，深深的进入啊。”或说起罗胖的“逻辑思维”，那就聊得很欢。不光是一种“这边注定贫穷手工的，像红猪那些螺旋桨飞机的抚娑，进入内向的黑洞”，在那边早已可以暴涨演化成，不只疯狂的数字，疯狂的未来的想象，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那种类似美国1930年代暴富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公众英雄，明星，而这个狂欢的充满冒险的气氛，确实在台湾失落了。但它就算是怎么失落，萧条，甚至惶然，其实都还是一拨一拨人在这样的实验，失败后的愤怒，疯狂时有人跳出来提醒，或一代人在眼睛所见之景象，想要告诫下一代人；或上一代极稳定的某种结构，它在某个时间点发现是占据资源形成不公……最后一层一层形构的心灵岩页。简言之:“哥们各自在摸石子过河，找寻修复这个社会层层伤害的，权力交涉的方式。”台湾正用的这个“面包店方式”，正就是“选举”。
但事情总不是他从外面所见到的那样，一如卡佛这小说《一件很小，很美的事》，那对愤怒的夫妻，站在面包店玻璃门外看到里面的，他们认为伤害他们的那面包师傅。他们推门进去前，那只是带着威胁和伤害的灰影。
后来又发生了黄安检举周子瑜的事件。黄安这样的人，在人类历史任何时期，都是告密者，纠举者，甚至诬陷者。不论在纳粹德国时期，藏匿而希冀得一活命的犹太人；或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或有仅因私怨，检举对方为匪谍，造成逮捕，冤狱，甚至枪决者；或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指出某人的阶级有毒，批斗，施暴，弄死……譬如王小波《黄金时代》里，那个人的田园诗永远被剥夺，“满城尽是告密者”。大陆这边的哥们，可能无法理解，黄安这样一个演艺人，这样一个小丑的行为，为何会造成台湾整个社会那么大的愤怒或厌恶？如果一个历史上告密者层出不穷的文明，对告密者（其实是诬陷者）习以为常，厘不清那“该觉得可耻”的底线，一种嘿然苦笑，或已在心灵面被硫酸永远烧破，结不了痂的筛洞感。这个文明将盛不了人心之间最珍贵的信任。那这正是人类文明的堕落。两边各自有太多历史债务，历史魅影，要做清理吧。哥们问我对“台湾选举”的想法，我就无端想起雷蒙德·卡佛这篇小说，“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注】本文原标题《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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