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波：赞成还是反对，不再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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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将于2月15日举办颁奖礼的第58届格莱美的提名名单早已放出，近日，依其一贯的商业流程，辑选提名艺人当红歌曲的精选唱片《2016 GRAMMY Nominees》发行。我于是听了这届格莱美最热门的人物，获得包括年度专辑、年度最佳说唱歌手等11项提名的Kendrick Lamar的《Alright》，这首歌也是年度单曲的候选之一。
《Alright》被誉为“政治意义深刻”、具备“反抗精神”，其谈及的东西其实尽是底层黑人说唱的老一套，以一名黑人青年充斥着暴力的黑帮成长经历为线索，并牵扯到种族歧视、阶级压迫、警察欺压、宗教拯救等等，在抵抗社会压制和自我救赎的同时，并始终荡漾着一股破罐子破摔的虚无气息。
▲ 《Alright》mv剧照
作为音乐工业和文化殖民的老牌大型发动装置，格莱美是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保守代表物之一。毋庸置疑，格莱美所表率的是它背后整个体系的正当性。而《Alright》这首歌揭露并旨在对抗的社会／政治问题，正是由赋予它荣誉的上述体系造成。如果说它是一种控诉和指责，台下为其鼓掌和台上为其颁奖的人，似乎正是由于遭到了控诉和指责而决定这么做。
此等咄咄怪事，最好的例子莫过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那首力图勾勒出整个英国摇滚乐／流行音乐史的串烧联唱里，竟然有性手枪的《神佑女王》。这首朋克运动里最著名的政治反动歌曲将英女王作为第二人称：“……法西斯主义把你变成了一个蠢货，你不是人，你和我们都没有未来……”奥运会场响彻这首歌时，女王亦在座。
▍二
某个体通过反对某体系不但没有伤及，反而成全、加固了后者——这一过程违背了矛盾律，而矛盾律是人得以建立知识的根源逻辑和先验形式，所以这一过程不可能。一件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A又是非A，存心要造成此等假象的骗子只能设法在被骗者对非A的认定上使花招，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当骗子希望捏造矛盾时，非A其实就是A，但通过对鉴定者的教化令之看起来不是；第二种，当骗子希望掩盖矛盾时，非A确实不是A，但通过对鉴定者的教化令之看起来是。
第一种情形常常发生在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同仇敌忾时，如前段时间大陆小粉红们翻墙用表情包清洗台独青年一事，以及介于多数恐怖分子的来源，主流世界对穆斯林的普遍嫌恶，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两国发生战争时双方人民的相互憎恨。作为憎恨、嫌恶的主体的个人，他这些反对情绪来自需要他具备这些情绪才方便被摆布的体系，如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阵营等等，他自以为属于，实则是被编入这些体系（在他有能力或愿望对此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之前），进而，他对其身份的承认皆来自这些体系的教化。若他愿意望得远一些，把头探出这些莫须有的体系之外去重新审视其身份，或许会发现一些更基本、更真切、更广阔、更值得去捍卫的价值体系，如人的自由、独立、对压迫和剥削的反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乃至生存权等等，接着你会发现你们与你们的反对者不仅都属于这些体系，并从根本上来说，你们的矛盾恰恰都来自对这些体系的维护。这种将A认成非A，将同伙视为敌人的荒唐结果，正来自民族、国家、世界秩序这些体系的狐假虎威和存心作梗，并且，以上足以证明它们正是靠榨取个人的自由、独立乃至生存权来成活，是压迫和剥削的源头。
总之，当你意识到对某一群体滋生厌恶时须格外警惕，要去仔细审查令你获此授意的系统，并越快越好地将对那群体的反对转移到对这一系统上来。这样你终会发现，赋予任何群体（无论你属于的还是你反对的）以定义和根据的正是这些系统，对这些系统的反对也就落实为个体对自我群体成员身份的摆脱乃至对群体本身的颠覆。
前文提到的格莱美和奥运会的两个例子则倾向于第二种——掩盖乃至湮灭矛盾，令反对落入无物之阵的荒谬境地。其实，捏造矛盾和掩盖矛盾在本质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体系通过制造个体间的矛盾来弱化、掩饰个体与系统的矛盾，甚至从而加强个体的从属身份，令自身更稳定强大，如战争成为滋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沃土，阶级斗争完善民主制等等。时至今日，这一过程已进化并简化到直接将矛盾（包括直接指向体系的反对）归入对体系合法性的展示和证明中去。
作为被骗者，对大众来说，性手枪的《神佑女王》已不具备任何政治反动力，它已完毕地成为象征英国摇滚乐辉煌伟大的符号之一；《Alright》最终落到大众耳朵里的也不是对体制的声讨，而是Kendrick Lamar出众的说唱技巧，或编曲上的新心思，即便在审美之外，它激起的也不是人们对制度的反思，而是对他们身居其中的，令这一反对意见得以发声的民主社会的得意与赞美。
我不认为这种已沦为陈词滥调的反对是言论自由，或者说，这种丧失反对力的反对的随意表达权恰恰证明了言论自由在政治上的失效。相当程度上，言论自由已成为一种统治骗术。
约翰·穆勒是最早对言论自由在政制上的必要性做出全面诠释的哲学家。他认为来自任何人、任何社会阶段的一切观念都存在“可能错误性”，可能错误性的客观存在基于这一错误的“可能改正性”，而对某一观念的改正只能来自对它的反对（对其错误的指出），即，令某一观念得以显现其全部意义（尤其是错误）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对它的反对。所以，将对某一观念全部、广泛，包括哪怕仅来自一个人的所有意见公布并讨论（即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来自对这一观念的正确性的暂时保证，这一正确性保证包括对这一观念的改正乃至推翻。
而当下社会的处境是，反对的声音不会生成反对的行为，指出错误不会带来改正，对一个观念逻辑缜密、有理有据的否定并不会撤销，甚至不会影响这一观念继续发挥作用。对错误的指出在它所指出的错误中通行无阻，反对在反对物里得以自洽。在言论自由导致对其所依附的社会的正确反对的同时，这一反对却仅仅成为证明言论自由及其所依附的社会的正当的证据。错误将改正消化掉了，任何意见不再发生提请改正的作用。整个社会就此陷入一种通透的无赖和呆愣之中。
言论自由的失效令民主失效。当任何意见都如泥牛入海般消失不见，反对成为仪式。民主制令你误以为生活在一个你参与了意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意见的世界中，所以，任何反对都带有自责的成分，一个将民主制度视为现阶段人类可能拥有的最好的社会制度的人，也同时将他所在的民主社会视为眼下可能最好的社会。可能最好即不可能更好，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反对所暗藏的那一小块儿自责里脱身，从而像块石头一样沉入这一不可能更好的黑暗的深处去。就此，这一政制过程导致个体最深刻的精神麻痹。
不管怎么说民主的目的就是统一意见（政令），这令它不得不成为一种专制，其专制的程度随其囊括的范畴的加大而加剧。全球化令之趋向极端。试图统一叙利亚人和法国人的意见只能是一种专制，且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那类。但伊拉克小男孩还是用塑料袋给自己做了一件梅西的球衣。全球化令包括专制国家在内的主流世界，在某种暧昧不明却不言自明的全体共识和共同价值之上，令上文中提到的个人的民主处境在体制意义之外得以实现。民主驯养的精神麻痹和专制规诫的精神麻痹就此统一。
你为什么在反对雾霾的同时继续参与制造雾霾并坚持生活在雾霾之中？这种隐忍里暗藏自责，仿佛相关这一雾霾机制生成的决议过程里，你曾投过一张神圣的赞成票。全球资本主义所携的进步观和技术主义之所以获得广泛的迷信，因为它即便带来更悬殊的贫富差距，但多数穷人不至于再会饿死。任何阶级和一切个人从这物质／技术进步里的分羹，令你获得这样一种教化：对技术无度发展造成的负面结果的反对将指向你自身。看来你并没有真正去反对雾霾，因为你是生成雾霾的系统的支持者和一部分。
根本上说，令大众混淆A与非A的教化，就是政府和资本家分别通过暴力和资本运作在大众身上实现的统治术，这一统治术的实现必须伴随着对其合法性的不断维护。阶级剥削、政治压迫、技术进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多元／独立文化的消灭、人的械化等等这些问题日益严重，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它们却甚至丧失了得以解决的倾向。这就是雾霾，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毒害你、穿透你，并由你亲手制造。雾霾就是你落在你反对它的背景上的影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主义和“屏时代”人际交流模式对人的异化导致人的械化，令主流观念的产生成为一种将个人立场和自由意志摈弃在外的客观生产／消费过程，共识成为不假思索的笃信。爱国主义、功利主义、成功学、技术至上皆为此类。这种笃信在程度和生成上直逼信仰。宗教的一种不合逻辑自证是：你既然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那么上帝存在。即，用无法确定一种说法错（这一结论互补于无法确定这一说法对）来证明这一说法对。魔鬼把自己藏起来是为了令人们不信上帝，那么，反对令人们对体系的信仰更虔诚。
▍三
将以上社会性的颠倒和蒙骗一一落实到个人身上，便成为个人振振有词的自欺。孙悟空为了成佛才大闹天宫，李自成起义不是要去推翻封建制度，反而是要去在经其再度夯实的这一制度中当皇帝。摇滚青年们本着在那个令他感到恶心和绝望的世界里成为花天酒地的超级巨星的愿望而卖力歌唱着他们的恶心和绝望，精辟并愤怒的批判者们正用其批判换取并享受着其批判的主流规则（如成功学）带来的福利。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不是变成了你曾反对的人，事实是，成为你反对的人本就是你一开始的理想，而反对是你另辟的实现这一理想的蹊径。
有一种可靠的鉴别某一反对是否成立的方法，那就是看它是否针对其反对物的生成系统，以及是否知行合一。你不能像崔健上中国之星和Kendrick Lamar上格莱美那样在违背或有可能违背你的立场的载体上去表达你的立场，否则你的立场便应遭到质疑。
再例如，主流世界同情难民的同时仇恨恐怖分子，但稍作分析便知两者的处境由同一套体系导致，前者的可怜之处和后者的可恨之处固然不同，但你毕竟通过两者对同一体系反应出两种堪称相反的态度。所以，至少你应该将这两种态度统一到对那个体系的抵抗中去，在此之上，你再去具体地救助难民、讨伐恐怖分子或反抗全球资本主义，才称得上知行合一。
以及，工业社会分工的细化模式延展到社会生活／构造的一切方面，乃至对它的反对也遭到同样行业式的细分，其结果常常是令一位反对者顺水推舟地将其重心转移到其行业／技术层面上去，被分类法本身招安，用手段替换／湮没了目的。如技术主义者朋克、全心炼字或练字的诗人、将环保沦为中产阶级生活腔调之一的环保主义者等等。
再举一个格莱美的例子。在同性恋者Sam Smith的情歌里，当其情人以第三人称出现时，他不讳称之为“he”，这一点完全没有妨碍他成为去年第57届格莱美获奖最多之人。四个月以后，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合法化。后者被视为同性恋者平权的实现。其实，从一开始，主流社会反对同性恋并不是想到两个男人做爱就感到反胃，而是来自它对作为社会建构基础的婚姻—家庭从伦理和结构上的威胁——眼下这一威胁终被消弭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一将同性恋者纳入正统社会结构的办法中去。所以，这并不是同性恋者对其历史上遭受的歧视和迫害的反对的胜利，歧视和迫害他们的体系初衷不改，只不过将其包括其反对在内一起在制度／技术层面收编罢了。
▲ Sam Smith获得四项格莱美大奖
为什么黑人当了总统之后美国种族迫害事件仍层出不穷？因为你不可能在制造某个问题的体系之内去解决这一问题，不可能依照你反对的那套机制去实现你的反对。女权主义者如何在男权社会中争夺其男权式的女权？奴隶如何在奴隶制中成为改良派？环保和慈善的无用和虚伪也体现在这一悖论中。环保者和破坏自然者来自并使用同一套体系，搞清楚，是技术本身的合法性出了问题，而不是把技术用错了地方。慈善更不必说，那更是鳄鱼的眼泪——剥削者用从你身上剥削的钱来仁慈地、人道主义地，乃至睥睨地救助你被剥削后的惨状，并以此来证明剥削的道德正当。
再举正面例子。如萨特，他是历史上唯一主动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提出两个理由，个人的与客观的。前者指，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独立／全权对其公共表述负责的人，他不愿让那些势必会干涉其独立性的元素混入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中去，即，“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名头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具备的不同价值含义将以其各自的角度和程度，对萨特的个人表述造成破坏；后者是具体的，萨特本人对诺贝尔奖伤及其独立性和政治立场的解释——在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里萨特偏左，而“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他一言以概之：“我不愿被机构化。”机构，正是他从诺贝尔奖系统里找到的令之纳入他所反对的根本体系的必要特征。这是他的清醒之处。一名作家、歌手、艺术家必须在美学之外保证其表达的独立性，就此他必须反机构化、反系统化（机构和系统对这一必要性的歪曲集中体现在，他们将文艺全部逼入美学甚而抹去其在价值观念表达上的合法性——这一情形四处可见）。这不是洁癖，而是出自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和尊重。一名非假体制之名来诚心诚意歌颂体制的文人并非走狗，口是心非的才是——一名想上春晚的朋克，一名想汇入主流的先锋派，才是走狗。请注意，走狗的本质并非谄媚，而是时刻准备着反咬一口。
这又让我想起2007年腰乐队拒绝参加雪山音乐节的那纸声明，其作者，乐队核心刘涛的逻辑很清晰——反对主流、拒绝成为大多数是摇滚的条件，这是他对自我身份的认定，而音乐节的商业本质令其必然具备占领主流、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倾向，就此，他加入音乐节将导致对自我身份的否认。
▲ 腰乐队
拒绝格莱美的名人不少，只有奥康娜将这一拒绝上升为观念上的对抗，包括海湾战争期间她拒绝在演唱会前依例播放美国国歌，这都是她抵制机构化的行动。但她当时没有认识到其系统身份（流行歌手、文化工业的一件产品）跟她“不受任何外部干涉的诚实表达者”的自我认定间矛盾的不可解，她若想同时依靠这两者来自我实现，便只能深陷入“想要诚实却不能说实话的困境中”，并在后来患上躁狂抑郁症，终究在2003 年宣布退出乐坛，扔掉了所有的乐器，“我想让那个作为表演者的辛尼·奥康娜死掉”。
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文艺作为不事物质生产，不直接创造财富的行业，必须依靠其所从属的社会体系的养活，这一点决定了其从业者对体系的反对的不彻底性。即便对于最激进的先锋分子们来说亦是，如美国现代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所挑破的，
“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就先锋派而言，这些条件由社会统治阶级中的名流精英所提供。先锋派自以为已割断了与这个社会的联系，但它仍以一条黄金脐带依附于这个社会。这个悖论千真万确。”
将与体系的割裂为条件的先锋派尚且如此，流行文化工业的傀儡们自更不必说，他们的反对若不是像嬉皮、朋克、黑人说唱那样沦为其反对物审美体系的自我调侃与蕾丝花边，就将反过来，如逼疯奥康娜，逼死Kurt Cobain，逼傻崔健那样摧毁自己。
▲ 奥康娜
▍四
一处大型海洋馆刚在广州市中心某商厦内开张，里面甚至连白鲸和企鹅都有，时值寒假，市民们纷纷带孩子去参观，包括我。整个展馆里飘着刺鼻的装修味。一身疤的海象在不足它身长两倍的水池里疯狂折返，北极狐仰面躺在自己的粪便里。水母缸里活水母不多，到处悬浮着死水母残缺不全的触手和伞盖，为了令它们看起来像是活的（多数第一次见到活体水母的市民对水母死活的判断尚不得要领），缸内的水一直处于缓慢旋转的状态，这样那些尸块便随着水流一抽一搐、一翕一张地活了过来。
海洋馆出口设置了一叠十几面多米诺骨牌式的动物墓碑，那些相互压着伏倒的墓碑上刻有“某某年某物种灭绝”的字样，一只巨大的人手出现在这列墓碑的末端，意于阻住它们继续倒下。见此，我由衷地感到一阵恶心。造成动物灭绝的人类行为在当代的核心体现，不正是这个海洋馆正在干的，非人道、反自然地将动物强行纳入人类社会的消费体系吗？尤其令我感到恶心的是我本人，因为我在朗朗念出这一套道理的同时，作为购票参观展览的消费者，却正位于这一体系的中枢。
北京医院号贩子一事掀起民愤因为相关民生，其实，其核心价值几乎体现在当下社会一切方面，即，将既定规则和善恶伦理归入到资本建构和消费系统中去，换句俗话就是，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你难道不同意这一点？你如果身处将上述作为运作原则之一的当下社会体系之中，作为其中一员，你凭什么不同意这一点？你好好想一想，从没有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做过与号贩子相同性质的事？所以，你根本没有资格去指责和反对从号贩子到医院再到整个体制……这套同样生你养你的系统里那些跟你别无二致的人。
对包括号贩子事件在内等等所谓“道德沦丧”的社会新闻的一种常见评论是，“这个社会烂透了”。请问，作此评论的人若未凌空于社会之外，他本人为什么不应对这“烂”负责？
人类文明已进步到这么一种程度：基于人先天的善的传统、主流道德伦理，已完全压不住社会的客观发展反过来对人类精神体系的反控里的恶。在恶尚不能堂而皇之地登基称帝之前，它姑且将善作为糖衣而垂帘听政，善成为姿态、仪式、流程。指向系统的反对就是在人类此等巨大的荒谬、伪善的处境下，出于其所包含的善的失效而失效并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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