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古代为什么没有政治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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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关于皇帝的笑话，有关于官员的笑话，但这些都是针对个人的，都不是针对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治笑话”。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产物。人类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来确定不同政体的区别，政权以意识形态作为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依据，都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产生政治笑话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失去了正当性的统治意识形态和失败了的意识形态宣传，这两个条件在古代是不存在的。
意识形态是现代政治的决定性部分。政治笑话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作用，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政治笑话。一方面，古代有一些针对皇帝、官员、官员选拔制度（科举）等等的笑话，虽然可以理解为“政治”，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缺位，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笑话。另一方面，许多现代笑话虽然并不直接针对政府官员或制度，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象或事件为靶子（如关于商品匮乏、新闻失实、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的苏联笑话），但由于它们与意识形态的权力作用有或远或近的关系，所以还是可以归入政治笑话。
▲前苏联政治漫画
▍一 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成为政体的关键部分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后的事情，而19世纪之后，如历史学家艾肯（Henry D. Aiken ）所说，世界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时代”。[1] 政治学家肯尼斯·胡佛（Kenneth R. Hoover）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一书中指出，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的基础是现代政治的根本特征，从此，“意识形态成为政治的决定性部分，很少有人会不需要某种正当的意识形态理由，就服从（或拒绝服从）权威的”。所有的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需要以一些关于权力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庞大的权威机构”，如政府、官员、警察、司法，而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则是由意识形态来支撑的。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提供了正当性，而建立起美国宪法的革命则是受到来自欧洲的意识形态影响”。 [2]
古代也有不同“政体”(regime)，但区分标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占统治地位者的人数多寡和德行。亚里士多德把政体按两种不同的标准各分为三类。第一种标准是以德性的高下分配权力，计有三种，当统治者为一人的时候，叫作“君主政体”，当由少数人统治的时候，叫作“贤人政体”（贵族政体），由多数人统治的时侯，叫作“共和政体”，前两种是更优秀的政体形式。第二种标准按统治者的人数，也分为三类，少数人统治叫“寡头政体”，多数人统治叫“平民政体”，这两者分别是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蜕变形式，一人统治叫“僭主政体”，这是君主政体的蜕变形式。
罗马时期的政治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公元前约200-前118年）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循环论，认为每一种纯粹的政体都有向自己对立面蜕变的倾向。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君主制蜕变为僭主制，僭主制蜕变为贵族制，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寡头制蜕变为民主制，民主制蜕变为暴民制，暴民制的无政府状态又回归到君主制。“蜕变”就是变得不道义，不正义，一旦如此，便有了朝较好方向转变的需要和动力。
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主要类型。“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人执政，但遵守既有的和确立了的法律的政体；“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人按其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意识形态的变革是政治观念的革命。在中国，意识形态是从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开始的，取代帝制的“共和”既是一次“革命”，也是彻底的意识形态观念变更，“共和”有一度是中国新型统治正当性的根据。自秦至清，中国政治统治的根本是统治术而不是意识形态。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从“汉承秦制”开始，基本上是“随时宜” 的“因循而不革”，改变的是统治术而不是意识形态。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概念来说就是，虽然政治的建制有变化，但政体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朱维铮在《帝制中国初期的儒术》一文中说：“从秦帝国建立到清帝国灭亡，朝代更迭虽多，政权分合虽频，共同的统治形式都是君主专制，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共同的关注焦点，便是如何保证这个专制体制稳固与扩展的‘君人南面之术’。”他又说，“秦汉间统治术凡三变，由法术、黄老术到儒术，共同取向都在肯定与时俱变的君主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论证的重心却由秦始皇的‘急法’，‘汉承秦制’的‘无为’，而到汉武帝构建‘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逻辑变异，都具有合理性。”他所说的“意识形态”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君主专制”正当性和合目的性的代名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无异意”。因此“犯上作乱”即为大逆不道，是“贼寇”所为，是一定要杀头的头等大罪。
“犯上作乱”（造反）所犯之“上”是皇帝，而不是“政治制度”。秦末造反的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他并不是要废除帝制，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他只是要换一批人来当王侯将相。“造反”之罪既是刑事罪又是道德罪，比杀人放火、拦路抢劫还罪不可赦，但与今天的“政治罪”并不相同。今天，公民用选票换一票政府官员，不仅不是大逆不道，而且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今天，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已经不可能使统治权力具有justification和legitimacy了。意识形态必须被用来作为基础。意识形态是关于历史、人性、社会发展、未来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的意义不只是在于它提供的抽象观念（以某种“哲学”为话语形式），而且更在于构成它的政治运作、社会作用、文化影响。正如利昂·巴拉达特（Leon P. Baradat）在《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一书中所说，现代意识形态包括四个特征：一、它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术语；二、它提供了希望；三、它起行动导向的作用；四、它在群众社会里发挥作用。[3]
现代意识形态的教育或灌输对象不再是少数的“读书人”，而是社会中所有的“群众”。现代意识形态起到的作用不只是维护王权，而且更是凝聚民众、给他们希望、指明共同的未来、为他们的生活社会提供意义和价值观。越是要求统一思想、共同行动的政治制度，也就越依赖于意识形态。
▍二 中国政治笑话的渊源
胡佛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阶级或一些个人具有特征的思维方式”。[4] 它会渗透进并控制着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不同程度上与意识形态发生了联系。于是，人们嘲笑和讽刺的许多看似平常的事情也就有了政治笑话的意义。
放在古代，无论皇帝、大臣、官员多么能干，都不可能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向老百姓反复强调统治权力。政治笑话往往出现在宣传实际已经失效，而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
中国最早的政治笑话大概出现于清末民初之际，当时正是意识形态开始影响中国社会，人们对要宪政还是要专制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在这之前有关于皇帝的笑话大多离不开“性”的元素，应该说是属于性笑话而不是政治笑话——性笑话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笑话中都是一个独特的笑话类型。例如有这样一个关于慈禧的笑话：
一天，慈禧太后找到一个太监，要他讲故事，于是小太监就开始讲。说：“从前，有一个太监。...”就停住了。慈禧太后追问：“下面呢？”“下面没了。”慈禧太后继续追问：“下面呢？”小太监还是说：“下面没了！”
“性”、“愚蠢”、“地域”、“种族”是玩笑中常见的“非政治”元素，但也都可能因为被视作影射统治者，而成为“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的罪名。清代的文字狱便是如此。有的诗文因为满清皇帝疑心是在笑话他的“愚蠢”和“种族”而成为不能容忍的玩笑。这些玩笑其实都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政治玩笑。一直要到民国初年，当“政治”无需借助“性”、“愚蠢”、“地域”、“种族”这类的笑话元素，独立构成笑话的时候，才有了政治笑话。但是，一开始的政治笑话靶子有限，这与那时意识形态还远远没有能全面控制社会生活有关。关于袁世凯的不少笑话都属于这种早期的政治笑话，例如，
前清翰林王闿运给总统府撰写了一副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是“旁观者清”。
【按：这是一幅嵌入联，即“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
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公开征求下联。上联是“或在園中，拖出老袁还我国。”征得的下联是：“余临道上，不堪回首话前途。”
【按：这是拆字联，语意双关。“園”字去“袁”，加进“或”字即成繁体的“国”字，其意是打倒袁世凯，还我“中华民国”。“道”字去掉“首”，加进“余”即成“途”字。意思是袁世凯复辟称帝，倒行逆施，使人担扰国家前途。】
袁世凯死去，有人为他写了一幅挽联：“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有人说，“袁世凯”三字怎么和“中国人民”四字相对，不合对联要求。写联人说，“袁世凯就是对不住中国人民。”
像这样的早期政治玩笑是“文人玩笑”或“诗文玩笑”，它有精巧的文字功夫，玩的也是文字游戏，虽然可以设想在一些民众中流传，但说笑话的和传笑话的基本上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士。
比较通俗的政治玩笑更容易在普通百姓间流传，它们经常是一些打油诗、混名嘲讽、顺口溜、插科打诨、谐音调侃，可以说是通俗的“诗文”。在此之外，还有一类容易流传的笑话，那就是“轶事”式的对话或故事，例如下面这个嘲讽蒋介石专权、说一套做一套的著名笑话：
蒋介石去世后，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国父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还好，反正才做一任，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老孙，于是回答道：“于右任(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吴三连（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的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那国家可真是越来越进步了，那第六任呢？”
说到第六任，蒋介石已经有点词穷了，于是随便呜拉地说：“伍子胥（吾子续）。”
这时孙中山有点不解了，问道：“怎么春秋时代的古人也能跑来当总统了呢？”
老蒋只好不慌不忙地回答：“同名同姓啦！”
国父若有所悟，愠中含笑地说：“该不会是林忆莲（您亦连） 吧”
老蒋尴尬假装耳背地说：“......是啊，俺也喜欢吴复连（吾复连）.....”
国父听了火气更高了，怒声说道“你干脆改名叫连战（连.......佔）好了”！
【按：这是一个老笑话，“连战”的部分显然是后来加上去的。】
用人的姓名来搞笑，这似乎是中国特有的玩笑，与中国文字多谐音有关。
▍三 政治玩笑的“诗文”与“故事”
俄罗斯学者、语言学家阿尔希波娃（Alexandra Arkhipova）在对普京时代政治笑话的研究中，将俄罗斯的政治笑话分为两类，一类是“叙述对话”，另一类是非叙事对话的“直白”。例如，这是一则“叙述对话”的笑话：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Vladimir Churov对普京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普京说：“什么是好消息？”“你当选了。”“那什么是坏消息呢？”“没有人选你。”
同样是说普京操纵选举这件事，“直白”的笑话模仿的是广告说辞：
“中央选举委员会买二送三：普京选两次，当选三次。不用再选！”
阿尔希波娃指出，后一种笑话形式经常使用“恶搞”（parody）的手法，利用人们熟悉的广告词、标语、口号、领导指示、官方宣传语、新闻报道用语、流行说法，把一些貌似完美、严肃、一本正经的事情，弄得低级庸俗、滑稽可笑，显出表象与真实的强烈反差和不合。
在中国网上的戏谑文字中，叙述对话和直白的玩笑都有。叙述对话似乎更接近于“说故事”。直白显然更为多样而普遍，融合了中国诗词、对联、成语、同音词谐音游戏、相声、说唱等传统文学和文字特征，也形成了与苏联政治笑话多用叙述和对话的不同。这里有两个题材相似，可供对比的“叙述对话”和“直白”笑话：
阴暗潮湿的北京某地下室，一瘦弱青年一手拿着2块钱一包的烟，一边看着凤凰网军事频道，愁眉紧锁的他陷入了沉思……国家下一步该怎么走？如何突破美国封锁？如何收复台湾？如何保住南沙钓鱼岛？一个个难题需要他思索，抉择。此时，传来踹门的咣咣声：开门！查暂住证！[5]
政治笑话经常是一种关于“时事”的玩笑，事情一过，玩笑便不好笑了；如果少有人传讲，很快就会被淡忘。开玩笑是利用人们的当下记忆和联想，当时或当事的人们能心领神会其中细节的隐秘所指，自然觉得幽默诙谐，甚是好笑。但是，过一段时间，即使被记录下来的，也需要注释才能让人领会其中的含义。例如，袁世凯死，有这样一副玩笑对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这是当时戏挽袁世凯的对联。“六君子”和“二陈汤”是中药汤剂名。但此联用语双关，上联讽刺袁世凯得了想做皇帝的病，称帝前，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在北京建立“筹安会”，公开拥立袁世凯做皇帝，他们被称为“筹安六君子”。上联说明袁世凯的得病原因是“筹安六君子”拥立他当皇帝，称帝是他得病的原因。“二陈汤”指的是陈树藩、陈宦、汤芗铭三人，他们捧袁称帝后，见大势已去，又先后宣布“独立”，成了袁的“送终药”。
在笑话靠口耳相传才得以流传的时代，政治笑话的寿命往往不长。除非有人把笑话用文字写下来，这样的笑话很容易流失。网络时代的大众传媒有利于保存过去人们曾经传播过的政治玩笑和笑话。但是，记录下来的与当时传播的笑话的效果并不相同。许多记录下来的笑话曾经有趣一时，但过后人们却未必觉得好笑。然而，它们仍然可以当作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录。
在荒诞的时代和荒诞的环境里，真实的事情可能比编出来的夸张笑话更荒唐（这样的事情今天还在朝鲜发生，所以许多关于朝鲜的报道被人们当笑话来读）。笑话和真实的界限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下会变得非常模糊。老话说大智若愚，大愚若智，但在具体的事情上，智和愚毕竟是有区别的，也不宜随意切换。除非是在极端的情况下，笑话和真实之间一般是难以作这种切换的。而且，神志清醒的个人和精神健康的社会也必须防止这样的切换。这是因为，在真实生活与笑话不能分辨的社会里，人会完全丧失理智，陷入彻底的愚昧和疯狂。这样的社会以前存在过，至今还没有绝迹。当这样的不幸发生时，整个社会和国家就已经陷入了人人参与其中，人人有份的集体癫狂，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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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nry D. Aiken, The Age of Ideology: The 19th 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York: Mentor, 1956.
2、Kenneth R. Hoover, Ideology and Political Life. Pacific Grove, CA: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 4.
3、利昂·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 张慧芝、 张露璐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9页。
4、Kenneth R. Hoover, Ideology and Political Life, p. 14.
5、《屌丝青年故事会 》http://www.douban.com/note/2411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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