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讽刺作品可以测量执政者和人民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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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6年9月下旬，丁聪从乡下回到中国美术馆，还是干跟过去差不多的事：扫楼道、洗厕所、给花木剪枝浇水。“文化大革命”闹完以后，又轮到上头派的工作组审查他。
不久，美术馆搞一个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漫画展，叫丁聪去写标签和挂画。他看到有好多写错作废的标签卡片，手又痒痒了。他还顶着“美国特务”的嫌疑，不敢画时事漫画，就想搞点插图。中国以人划线，伟人的东西都是好的。丁聪觉得画鲁迅小说的插图最保险。
他还被关在美术馆，不能回家，就用早晚和午休时间弄草图。画稿出来了，碰上体检。大夫说丁聪血压高，给了一个星期假条。他高兴极了，回家把草图画成定稿。时间不够，丁聪故意不吃药。医生复查，说血压还是高，又给了一个星期假。丁聪后来说：“没想到生病还有这么大好处，我终于把这套插图画完了。”
1978年秋，领导宣布，丁聪不是美国特务，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不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律平等。既然属于人民内部，就是堂堂正正的公民，跟所有人平等，不该受任何歧视。但有些官员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变为“有政治历史问题”；再过一段时间，又改成“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翻来覆去，丁聪一直得不到正常的公民身份。到1979年春，美术馆的领导通知丁聪：他1945年为美军工作不属于反共，所以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二流堂”骨干有反革命言行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这时他已经六十三岁。
▍二
也在这一年春，《读书》杂志创刊，请丁聪当编委。
这个杂志在第一期就打出“读书无禁区”的大旗。这在当时，实际上到后来，都是非常勇猛的口号。《读书》很快就成了中国影响最大的期刊。丁聪从一开始就为它设计封面和版式，还在每一期发表时事漫画。
上头没说“反右”搞错了，但决定给“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人改正。结果除了极少数例外，几十万“右派”都被认定为“错划”，错误率是99.99%。1980年2月，丁聪也得到“改正”。直到这时，他才摆脱了所有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他知道，“反右”根本就没道理。被判为“右派”，也不是他的耻辱。丁聪对朋友说：“我是‘右派’，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右派’；1958年是‘戴帽右派’，1962年是‘摘帽右派’，现在是‘改正右派’，将来死了，是‘已故右派’。”
1984年，《瞭望》杂志编辑陈四益写了一些引人思考的短小寓言，请漫画家华君武配图。华先生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但其中不少是古代故事，配漫画要查当时服装、房屋、家具和器皿之类资料，很费力。他觉得丁聪读书多，叫陈四益去找丁聪。
陈四益拿着华先生的推荐信拜访丁聪。他知道丁先生是三十年代就出名的画家，没想到丁家只有两个小房间，一间岳母住，另一间丁聪夫妇住。房里桌上、架子上、地上和窗台上都是书。丁太太睡的小床只能晚上打开，白天收起。
丁聪看了几篇陈四益带来的短文，抬头说：“有意思，我画。”
从此他们合作了二十多年。
陈四益原来打算搞一百篇，叫《新百喻》。但他们的作品很快就达到二百，于是改称《双百喻》。也在1984年，《北京晚报》编辑李辉请丁聪为《居京琐记》专栏配图。这个栏目每个星期发表老文化人在北京生活的感受，丁聪给文章作者画像。
1990年，《读书》主编沈昌文请陈四益和丁聪把作品发在他的杂志。从这时到2006年，每期《读书》的封二都是陈四益的短文和丁聪的漫画。有时封三也成了他们的地盘。陈丁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是《读书》的明星栏目。
1996年夏，丁聪尿里带血。太太要他去检查。
丁聪抗议：“好好的身体，哪儿也不疼，看什么病？”
老伴硬把他拉到医院。
全身查了一遍，大夫说：“心、肝、脾、肺、血压都很好。”
丁聪一听，心花怒放，提起衣服，准备打道回府。
医生接着说：“按你现在的情况，应该尽快做手术。”
原来丁聪的肾有个囊肿，要切除。他立刻成了泄气的皮球。
回到家，丁聪不是着急休息补身子，而是给陈四益拨电话：“过几天要进医院了，有写好要画的这两天可以送来。”
对他来说，画画比性命还重要。
▍三
就在动刀子的时候，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书画室举办《丁聪艺术回顾展》，庆祝他从艺六十五周年。陈四益参观完展览，去医院看丁聪。
丁聪对陈先生说：“肚子里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还没有归位。”
陈四益笑起来，跟老画家讲：“大病初愈，悠着点。”
丁聪似乎很赞成，回答说：“对！”
但一离开医院，他比原来干得更猛。陈四益说，光是他们两人一块搞的专栏，就有《读书》的“诗画话”、《文汇报》和《方法》的“唐诗别解”、《新民晚报》的“新竹枝”和《漫画世界》的“古呆逸事”。丁聪还跟汪曾祺、谭文瑞、何满子等先生的合作，另外他在《读书》上开了自己的专栏，许多报刊会临时约稿。丁聪又负责每期《读书》的全部版式设计。“这样大的工作量，年轻人也望而生畏，但丁聪却以八十高龄、大病初愈之躯，全力担承。”
第二年，丁聪跟人说：“现在是忙得够呛。本来该休息，可是考虑快死了，再挤一点时间。”
他觉得过去耽误了太多日子，所以拼命干。
2002年，丁聪对记者说：“今年我已八十六岁，每周固定要为《今晚报》画一张画，每月要为《读书》杂志画两张画。”不算临时约请，光是这些固定的任务，就是每个月六幅画。
又过几年，他告诉记者：“老伴笑我每月为杂志画画时，就像妇女难产一样，痛苦几天几夜，终于生出来，大舒一口气。即便这样，下月我仍想再生几个孩子。能出来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到九十岁还能画漫画，你说能不快乐吗？”
▍四
丁聪把生命里最后的气力都用于创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画的漫画比过去的总数还要多。这些新作品大致包括四类。
第一是图书封面和插画。丁聪为朱光潜的美学著作，为鲁迅、老舍、茅盾、王莹的小说和杨绛的散文集、新凤霞的回忆录搞了封面和插图。
第二是电影海报。丁聪为《阿Q正传》和《甜蜜的事业》等影片画过广告。
第三是人物肖像。《读书》杂志创刊，丁聪搞版式。文章作者的黑白照片用网纹制版，总是印得不大清楚。丁聪把照片改为线条勾勒的漫画，效果极好。他善于捕捉和夸大作者的性格和外貌特点，画得很传神。于是其他报刊纷纷约稿。《北京晚报》上《居京琐记》专栏每个星期的作者像，同样是丁聪的手笔。编辑把作者的照片寄给丁聪，往往是一幅正面、一幅侧面，丁聪几天内把漫画寄到报社。
丁聪画了巴金，画了老舍、沈从文、邵燕祥、端木蕻良、冰心、吴冠中和冯骥才，几乎画遍了当时最有名的文化人。后来他太太把这些肖像编为《我画你写》，加上像主本人和朋友的短言，结集出版，成了一部艺术化的中国现代文化史，相当轰动。其中画得最好的是几个性格突出的名家，例如萧乾、钱钟书、杨宪益和张光宇。丁聪寥寥几笔，就表现了他们的风趣和狡黠。
第四类是时事漫画。这是丁聪画得最多的。
他画一些官员对文艺的态度：一只刺猬瘪着嘴，垂头丧气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把它身上的刺一根一根拔下来。漫画的题目是《刺猬如果没有刺就可爱了》。那大夫显然是个粗人，肥头大耳，胡子拉碴。但铁钳在他手里。
另一幅漫画叫《监督》：一个文人在灯下写文章。背后有个巨大的身影，粗壮严厉，穿一身干部服。文人胆战心惊，一边写，一边转头往后看。还有一幅《危险的职业》：瘦弱的知识分子端着一支笔走在细细的钢丝上。一阵狂风怒吼：“左了！”又一阵狂风怒吼：“右了！”忽左忽右的大风吹得知识分子极度紧张，一头冷汗，摇摇晃晃，随时可能摔死。
丁聪批评当时法制不健全。1987年，他画了《<读书>百月生日气象记录》：《读书》杂志是个小女孩，双手紧紧握住伞，弯着腰，使劲顶住大雨。天上有乌云，也有太阳。画面上写道，“天气：以晴为主，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风力：二三级，间四五级，阵风六七级。”
法律是稳定的规则。如果依法办事，管理长期不变。百姓知道怎么做不会犯规，所以有自由。政策多变，那是人治，不是法治。
▍五
1998年春，丁聪画了一幅彩色漫画，抱怨不讲道理的经济发展：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在北京车公庄。背景是挤成一团的大小汽车。画面上写着：“空气污染指数：207。空气质量级别：IV。”爸爸和妈妈被污浊的空气呛得睁不开眼，眉毛皱成八字。一家大小都戴着防毒面具，背着氧气袋。漫画的标题是《全副武装》。
丁聪还画过这样一幅画：远处是一个个树桩和成片高楼。华南虎可怜巴巴地蹲在笼子里，歪着头，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位先生隔着铁栏教训它：“山林梦就不要再做啦。深山开发啦，老林砍伐啦。放你回山，死路一条。能关在这里，算你有福气。你别不知好歹！”
陈四益当了《瞭望》副主编。有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他约丁聪搞一幅漫画做杂志封面，主题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
陈先生后来对记者说：“那时候好多人说我太大胆。怎么人代会期间也敢用这样的封面，而且《瞭望》是进大会会场的杂志。我倒是觉得没关系，也发现代表们挺喜欢看，看了都笑。”
陈四益眨了眨眼，接着又说：“当然，我们还是省掉了最后一句：一骗骗到国务院。”
丁聪也讽刺自己的同行，嘲笑知识分子。他画了《不倒的抬轿子的人》：无耻文人专为当官的抬轿子，谁上台就说谁了不起。坐轿子的一个个下台倒掉，抬轿子的却安然无恙，好像过去吹捧后来挨批的大官没错，现在吹捧赶走原来坐轿子的也没错。
作家萧乾特别赞赏陈四益和丁聪合作的短文和漫画。他说：“社会是否健康，有无生命力，标志之一是有无讽刺文学。讽刺文学的兴衰，最能看出一个社会或国家有无向上的倾向，还可测量上至执政者、下至人民的雅量。”
他觉得“陈文丁画”可以列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只差一年多二十世纪就成为历史了，倘若有人要我列举这最后十年间，我们在文化上有什么特殊贡献，在我所举的众多成就中，会把丁聪、陈四益合作的这些漫画诗文列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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