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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城市，在日新月异的建设中，正在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特色。甚至，连伴随“发展”而来的副作用，也是类似的，比如雾霾，尽管有不少段子想在雾霾中辨识出故乡味，但是人们知道，和建筑一样，每个城市的雾霾也都是相似的。
因此，当我们谈论一个城市的“文脉”时，我们是在谈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谈论一个城市的“地方文化”，是否还有意义？
1月30日，“腾讯·大家”大型讲座活动“文脉：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遗产” 在成都言几又书店举行。在一个并非周末的下午，能容纳上百人的文化空间挤满了人群，读者们对“文脉”非常感兴趣——至少，他们对寻找一个城市的文脉很感兴趣。
▲ 《腾讯大家》成都活动现场
流沙河先生在“寻找”，他的方向是“旧时代”的教育。晚清，朝廷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下令所有的会馆和祠堂必须用一部分场地来办学堂，否则，政府有权没收会馆一半的产业，于是，全国兴起了一股办学热。流沙河先生出生在1931年，到他读小学的时候，家乡金堂最好的小学，是陈氏崇本小学，而不是政府的公办小学。崇本小学由金堂当地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所办，某种程度上是私立的。这样的小学采用完全意义上的校长负责制。据流沙河先生回忆，当时在成都范围内的中小学，私立普遍比国立办得要好，原因无他：私立学校，校长可以把他认为不合格的老师辞退，而国立小学，教育部门可以随意安插一些不合格的人进来，教学质量反而没有保证。
▲ 《腾讯大家》成都活动现场，流沙河先生
像崇本小学这样的私立学校，校长的权力非常大，但是这又要求他对学校的声誉负全部责任。校长有权决定人事，也有权决定是否采用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统一教材。在实践中，校长为了学校名誉，对真正优秀的教师，往往非常尊重，甚至迁就。流沙河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教国文的是一位前清举人，第一次来上课，先在讲桌上点燃一炷香，营造一种绝对庄严的气氛。每次上课，他都会边喝盖碗茶边讲，这种气派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种熏陶。教室外的空地上有另一班的学生在打篮球，影响到教学，老先生怒不可遏，冲出去把篮球没收，扔到厕所里。对此，校长也无可奈何，只好暂停了这一节体育课。
私立学校采用的是绝对的聘任制，学期结束，校长找到老师，一句“对不起了”，老师就被解聘了。在这样一种风气下，在成都的人民公园，催生了一个独特的茶馆。暂时失业或者等待就业的教师们，聚在这里喝茶聊天，交流职场信息。而一些校长也会到这里纳贤，喝茶，面试，当场向自己看中的老师下聘书。如今看来，这个场景有几分残酷，老师都是好面子之人，竟然忍受这赤裸裸的考验。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自发形成的空间，却是真正自由而公平的市场，不安、失落和狂喜，都会消散在盖碗茶中吧。当然，真正优秀的教师，是不会到这个茶馆去的，因为还未到学期结束，校长已经把聘书送来，这时，校长往往也是忐忑的，因为教师也有可能对他说一声“抱歉，别的学校早来了几天”。
这种教育方式，是典型民国式的，因为它虽然开始于晚清，但清朝很快就垮台了。国民政府也在着力推广全国一体化的教育，但是尚没有能力实现教育的体制化。这样的气氛，有利于对学生天性的发现与培养，流沙河在小学时就爱上了老师所讲授的古文字课程，而这成为他一生的兴趣所在，一直到晚年仍执迷于此，所以才会有《白鱼解字》这样的著作问世。
所谓“文脉”，就是这种自然、自发的传承。一个城市如果有幸拥有某种独特性的话，也必然体现在这样的自发秩序中。作为一个“重庆崽儿”，冉云飞在成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几乎走走遍成都三环内的所有街道，对那些街道进行社会学、历史学的考察。和很多城市一样，成都也有“人民路”“解放路”“红星路”“建设路”，这样的路名，体现出特定时期权力对城市的规划，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成都也有一些地名，像“盐市口”“牛市口”，是自发秩序的体现，没有人能考证出这些地名是怎么命名的，它是自然形成的，体现着一个城市活的历史。
▲ 《腾讯大家》成都活动现场，冉云飞先生
这样的地名，就是文化的载体。如今的人们，已经很难弄清楚书院街、惜字宫街这样街道，最初是怎样的业态，但是这种地名本身，就是一种顽固的存在，它是体制化所遗漏的，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是某种遗产。一个城市的体制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周成立的《爱与希望的小街》所写的六七十年代的成都，其实和任何一个北方城市都没有太大区别，那是“政治化”最强烈的时期。成都的东郊作为一个工业区，工人的生活状态和东北某城，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等到80年代，政策稍微松动，这块土地上就会长出个性的花朵。
如今，外地人对成都的印象，比如，“苍蝇馆子”，美味而肮脏，“成都粉子”，泼辣而漂亮，这样的描述，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本地文化就是没有被体制化的那一部分特色。成都本地媒体“苍蝇馆子50强”这样的活动乐此不彼，甚至每一个苍蝇馆子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传说。出版人吴鸿曾专著一书，就叫《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苍蝇馆子的生命力在于特色，但是所有的苍蝇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没有被体制化的美味。这些馆子的卫生状况看上去堪忧，但是没人在意。这些馆子的味道让人难忘，但是没法复制。如果一家苍蝇馆子开出分店，多半要被诟病“不地道”。更重要的是，这些馆子，大都拒绝开发票，而发票正是体制化的象征之一。
和美食相比，成都美女也威名远扬，以至于有人称成都为一个“女权主义”的城市，特别是和北方城市相比，成都女孩似乎拥有更多的“主体性”。网上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显，一位秀丽的女孩正背着自己的男友蹚过路面的积水，而这在某些人心目中，已成为成都女性形象的定格。如果我们放到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这或许正与成都偏安西南有关，男权中心主义在这里没有取得统治性地位。男权是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体制化，毫无疑问，未被体制化的女孩是美丽的。或许，成都的女性，不见得更强，只是相对来说更为独立而已。
在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地方性是迷人的。90年代以来，中国人爱上旅游，到各地消费的，就是“地方性”。人们都在努力寻找和自己周围环境不同的东西，寻找一个“他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努力打造地方特色卖点，并不奇怪。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那种走马观花所看到的就是“地方性”。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进行深入的体察，是很难真正触摸的。以我个人来讲，来成都10年，对这个城市还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能讲普通话，那当然是不地道的、虚幻的，当我清醒，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外地人。
“文脉：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遗产”是一场内容非常丰富的沙龙，参与谈话的嘉宾有十余人。沙龙围绕“文脉”这个话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以上几段文字，只是从个人理解的角度，对这场沙龙的部分还原与分析，当然是不够全面的。
我第一次想到“文脉”这个词，是在流沙河先生的“诗经点醒”系列讲座上。这个讲座每次都有人数限制，常常有朋友“走后门”托我报名入场。不少人是想办法请假而来，常常还需要冒着严重的雾霾。流沙河先生所讲的《诗经》，几乎没有使用任何一个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中的术语，完全是个人化的，他传递的《诗经》，某种程度上就来自他当年读书的课堂。他唯一借用的理论武器，是文字学的方法，而这和他小学时所受的国文训练息息相关。这个系列讲座，冉云飞每次都去。有一次，看到他专注听讲的样子，我突然想到，“文脉”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它没有断，也不会断。
▲ 《腾讯大家》成都活动现场，左起：张丰、孙骁骥、唐映红
有这样感受的不止我一人。媒体人唐建光参加“文脉”这场沙龙后感叹：现在是流沙河先生在给我们讲过去的成都故事，而到将来，冉云飞也会为孩子们讲述现在的成都（大意）。和我一样，他也在这样的仪式中看到了传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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