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支那通，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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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少帅》引出了一个名词“支那通”，这是一个在日本的昭和历史书上经常会出来的名词。“支那通”是当时日本陆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包括这么几类人：1.参谋本部二部(情报部)“支那班”（后来升格为了“支那课”）出身；2.担任过驻华大使馆公使馆的武官或者武官辅佐官；3.担任过“驻在武官”或者在各地的“特务机关”工作过以及担任过军事顾问。从188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校有了毕业生，只有陆大毕业才是精英军人，于是“支那通”们还得具备一条陆大毕业的资格。
“支那通”并不是指那些“了解中国大陆事务的人”，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以为那时日本人管中国叫“支那”，所以这“支那通”就是“中国通”。比如说外务省那些懂中国的人就被称为“支那スペシャリスト（专家specialist）”，并不称为“支那通”。
战后中国政府向远东军事法庭提交的第一批战犯名单上共有12名：东条英机、本庄繁、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畑俊六、谷寿夫、酒井隆、矶谷廉介、和知鹰二、喜多诚一和影佐祯昭。其中的本庄繁、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酒井隆、矶谷廉介、和知鹰二、喜多诚一和影佐祯昭这8个都是“支那通”，但是东条英机虽然先后担任过关东宪兵司令官和关东军参谋长，但并不算“支那通”，就连策划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也不算“支那通”，因为石原莞尔虽然从1920年4月开始在武汉陆军中支派遣队司令部干过一年，但并不算正式的“驻在武官”，所以无法算到“支那通”里面去。
▲ 穿着中式服装的石原莞尔夫妇
解释一下在日本侵华史上常能看到的“驻在武官”这个词，这不是现代外交学意义上的使馆武官，而是在国际法上没有定义的一种怪物。当时的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能肆无忌惮地公开进行谍报活动，“驻在武官”和“特务机关”就是从事这种活动的。从上世纪初期开始，日本陆军在上海、济南、南京、福州、广州和武汉设置了“驻在武官”，在奉天（现在的沈阳）设立了特务机关，后来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有6名军人，其中就有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这3位“支那通”，而且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还先后担任过奉天特务机关长。
除了他们之外，策划皇姑屯事件谋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的甲级战犯铃木贞一、“支那派遣军”最后的司令官冈村宁次、帮蒋介石守金门的根本博、在冲绳兵败自杀的长勇、曾任孙中山顾问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佐佐木到一、策划上海一·二八事变而后来在远东军事审判时又摇身一变成为控方证人的田中隆吉、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中向何应钦提交投降书的冈村宁次司令官和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后面一排桌子前面站着的5个弯腰鞠躬的日本军人中最前面的那位“支那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也都是“支那通”。
日本陆军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学习的是德国，重视的是作战而不是情报，虽然有了陆军大学校的学历就算精英军官，但还存在着一群更精英的人群，那就是“军刀组”。所谓军刀组就是每届成绩最好的6名（12期之前更少）由天皇赐给军刀的毕业生，这些人毕业之后一般都送到欧洲（主要是德国）去进修，之后进入参谋本部的一部（作战部）。而“支那通”们从事的是收集中国的情报，并不属于出人头地的主流。实际上除了松井石根之外，“支那通”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所谓“军刀组”出身的，“支那通”们之所以成为“支那通”，基本上都是因为在校成绩并不是第一流而剑走偏锋想另辟蹊径的。
说“支那通”们从一开始就憋了一个心眼有意要祸害中国也不是事实，里面甚至都还有人从一开始确实是想帮助中国的，但到最后这些“支那通”们几乎都沦落为了战犯。最大的原因是在于当时中国和日本处于敌对的立场上，日本在侵略中国，中国要取得一点进步就意味着日本要退出一些利益，而这是那些“支那通”们所无法接受的。其次特别是像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这个生于1885年左右的年龄层的日本人在甲午战争时大概是10岁左右，因此自然不自然地以“优秀种族”自居，根本就不认为“劣等种族”的中国人有和他们平等的权利，他们不认为日本是在侵略中国，也不肯承认中国有反抗侵略的权力。不管这些“支那通”们在此之前或之后做了些什么，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都赞成日本的对华政策，全都支持了“对华一击”。
战后除了听到过冈村宁次有关“为什么没有停留在塘沽协定”的懊悔之外，人们并不知道其他活着的“支那通”们怎么看待战败这个事实。当然“支那通”们的想法是不是会变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支那通“们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原因。
那些“支那通”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奇怪，那种思维方式映射了他们成长起来的环境。通过战后的民主改革，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有所变化，但是改换了的还只是在比如人权这些价值观方面，而在其他方面不少日本人还保留着一些来历不明的优越感，比如在制造业和经济方面，有人在顽固坚持这些大多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优越感，也是这些年来中日之间摩擦不断的一个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
就像那些“支那通”成长的年代是军国日本大发展的年代一样，现在日本不少政界、产业界和经济界的核心人士是在“Japan as number one”的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些年的日本在经济上实现了高速发展，超越西德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现在这个位置已经让给了中国，但现在还有不少日本人头脑依然停留在20年前，经常在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就先否定了中国再说，比如中国的政策一定是错的，技术一定是落后的，数据一定是假的等等。
有趣的是这种否定的激烈度还会随着中日间差距的不断拉开而升级，而且前些年这些人中其实有不少是挺华派人士，这种现象不禁让人想到历史上的那些“支那通”。
拿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已经去世了的松下幸之助来说吧，松下幸之助是经营之神，他创立的松下电子曾几何时是世界一大电子巨子，而且松下幸之助对中国也很友好，1979年在邓小平要求之后首先在中国投资建厂，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是松下幸之助对于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的看法在中国很少为人所知。从自己的经验中松下幸之助坚信日本的制造业是不可逾越的存在，日本将在制造业中永远领先，中国可以为日本企业做配套而得到一些报酬，而日本则可以因为这种经济上的成功而进一步谋取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蜕皮。
松下幸之助在以一个企业家之外的立场出现时政治立场是十分保守的，几乎可以说是近于国粹主义。大名鼎鼎的“松下政经塾”就是松下幸之助本着其政治理念而建立的培养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的机构。在“培养”这件事上松下幸之助是成功的，不少“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都走上了政坛，包括民主党内阁的首相野田佳彦，然而问题是这些政治家几乎是清一色保守派的。
从根本上来说，战前出生，曾经作为“战争协力者”受到过美国占领军的“公职追放”处分的松下幸之助的思维方式和“支那通”们是一致的，但是他没有能够看到出乎他意料的中国的崛起。当然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日本人发现了信奉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之间的偏离之后已经不能诉诸“对华一击”了，就是松下幸之助依然活着也不会像原来的“支那通”那么行动。至于那些头脑依旧落后于形势的日本人，即使在一段时间内口头上不肯承认，但在制定实际政策时只能从现实出发了。比如一直夸耀在技术开发上占优位的日本人虽然很不情愿也不能不面对经营困难，而不得不让海尔和鸿海并购。
虽然“支那通”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在不同时代都会出现，而且这种思维方式也可能还会在不同领域和场合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支那通”本身是不会再出现了，因为时代不同了。
【注】本文原标题《“支那通”以及“支那通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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