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河大老师一起龙年寻龙，龙行大运！
甲辰龙年来临，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腾虎跃一系列与龙相关的文化信息不经意间再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在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系统中，龙威武矫健，长相奇特，为万兽之王，是风和雨的主宰，象征着祥瑞。作为龙的故乡，中华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龙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考古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在龙年春节到来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特别邀请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与您一起畅谈考古视野中的龙文化，一起追寻龙的足迹。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的龙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龙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考古研究中，学界发现了不少有关龙的遗迹。在中国龙年到来之际，请为我们简要梳理一下考古发现中的重要龙文化遗存。
韩鼎：在梳理龙文化遗存之前，首先应明确，当前我们对“龙”的认识是对历代“龙”观念的叠加和扬弃的结果，同时，龙的形象也存在不断演进的过程。因此，很多早期艺术中（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我们称之为“龙”的形象，在所属文化中对其属性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整体来看，这些材料对于中华龙形象的形成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早期艺术，下面仅对早期遗存中的龙形象按照材质进行简要梳理（有些在之后讨论中有涉及的，这里不再列举）。
1.堆塑龙：目前所见最早的可能与龙相关的形象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聚落中心的石块堆塑龙。该龙长19.7米，龙体南侧紧邻墓地和祭祀坑，特殊的位置表明该龙应与祭祀活动相关。相近时期，兴隆洼遗址祭祀坑中，发现有以穿孔猪头骨为首、以S形石块堆积为身的“猪首龙”。中原地区，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发现的蚌塑龙、虎，表现出与天文星宿的相关性（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该龙有足，其原型可能为鳄。在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约距今6000年）曾发现用卵石摆出的长江流域最早的龙形象。
2.玉龙：玉龙是早期艺术中龙形象的主要类型。目前所见最早玉龙是红山文化的蜷体玉龙（后详），并随着区域文化互动，影响了长江流域玉龙形象的形成。蜷体玉龙从红山文化至三代间延续不断，表现了我国早期艺术的传承性。另一方面，自商代开始，玉龙数量大量增多、形态多样，并随时代发展不断出现新造型。
3.彩陶龙纹：不少学者在讨论早期龙纹时，将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鲵鱼纹视作龙纹起源之一。但可确定所描绘为龙纹的是陶寺文化出土的彩绘陶龙纹盘（彩陶和彩绘陶的区别在于前者先绘后烧，后者先烧后绘。彩绘陶色彩更丰富，但易脱落），根据龙纹吐出多层分叉舌和身上双瓦形鳞纹特征，汉学家艾兰认为其原型为短尾蝮蛇，经夸张和融入其他动物特征（如牙、耳）而成，绕盘一周的卷曲形象，可能受到了蜷体玉龙造型的影响。
4.青铜器龙纹：三代青铜器上龙纹的重要程度仅次于饕餮纹，数量丰富、类型多样。按照表现模式可分为立体龙形和平面龙纹（后者数量远大于前者），平面龙纹又可细分为：侧视龙纹、俯视龙纹、双身龙纹、顾首龙纹等。另外，青铜器常见将带状提梁作为龙身、两端铸成龙首的设计，这种“龙形化提梁”可视作立体龙形（龙首）和平面龙纹（龙身）的结合。
通过上述简单列举，可以看到龙形象贯穿了整个早期艺术，其传承之久、分布之广、载体之丰富……都是其他纹饰无可比拟的。可以说，从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开始，龙就是重要的文明标识。
中国社会科学网：能否选取一两件重要龙文物，就其发现、研究等情况为我们进行简要的介绍？
韩鼎：简单谈一谈最早的玉龙——红山玉龙，根据形式特征又可分为：C形玉龙、玦形玉龙两种形式。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只谈C形玉龙。
由于目前所见C形玉龙均为采集或传世品，缺乏出土地层信息，因此学界曾对其时代有不同看法。通过对采集地三星他拉、东拐棒沟遗址的调查，明确这些区域均为单纯的红山文化（早中期）遗址，故可确定C形玉龙属于红山文化，不晚于距今5500年（刘国祥《“中华第一龙”C形玉龙文化血脉揭秘》）。虽然属红山文化，但若将其置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去认识，便可发现C形玉龙的出现不是巧合，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
第一，兽首+几何“身躯”的构形观念。兴隆洼文化（距今7500—6500年）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来源，该文化中就已出现兽首+几何“身躯”的构型模式，如兴隆洼遗址35号祭祀坑中曾发现两个额顶钻孔的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S形躯体（见前图）。证明兽首+几何身躯的构形观念在东北地区由来已久。
第二，C形（玦形）玉器的传统。目前，最早的玉玦出土于距今约9000年的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遗址，是我国最早的玉器类型之一。后在兴隆洼文化中进一步发展（作为耳坠使用），成为该文化最典型玉器之一。后在左家山遗址中出现玉玦+兽首的玦形玉龙雏形。红山文化中玉玦虽有所衰落，但以玉玦造型为基础，出现了玉钩状器、C形玉龙、玦形玉龙、玦形玉鸟等形象，可视为东北地区C形玉器传统的另一种延续。
第三，复合性兽首的构成。C形玉龙的头部包括：梭形眼、上翘鼻尖（鼻孔向前）、獠牙、“鬣毛”、额上和颌下的网格纹等，显然不是某种真实动物的再现。而这些特征在与红山文化区域相邻且时代更早（或相近）的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中均有表现，这些陶器纹饰很可能对C形玉龙形象的出现产生了影响。
赵宝沟文化陶器上常见几何纹（包括C形纹）、动物纹。动物纹饰包括鹿纹、猪纹、鸟纹，如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尊（F2②：30）。但以鹿头+几何身躯的鹿纹最为常见，如敖汉旗南台地遗址群采集的灰陶尊和灰陶豆，其上纹饰较为繁复，但可辨识出“鹿头”+“∽”或“”形身躯；再如赵宝沟遗址出土的陶尊残片（F6①：7），其上有用网格纹填充的鹿纹，相比于前例，该例中鹿纹的角、身都更加抽象，整体形似J形。如果将该例的鹿头方向翻转，其造型就基本与C形玉龙相近了（如假想图）。
对比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和红山文化的C形玉龙，可以发现一系列的共同点：包括C形刻纹与玉龙C形躯体、柔化鹿角（末端上勾）与玉龙的∽形“鬣毛”、猪纹的三角目与玉龙的梭形目、猪纹和玉龙共有的翘鼻与獠牙、动物纹身体中的菱形填充纹与玉龙额上颌下菱形网格纹等。这些不容忽视的一致性，表明C形玉龙的产生很可能受到了赵宝沟陶器纹饰的影响。
整体来看，红山文化C形玉龙的形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造型与材质方面：C形玉器在东北地区有着久远的传统。距今9000年左右的小南山遗址首创了玉玦造型，自此对C形玉器的审美传统在东北地区有序传承，并在兴隆洼文化中强化，后在红山文化中加上兽首、鸟首等，形成了C形身躯的动物纹。
2.构型理念方面：C形玉龙是兽首与C形“身躯”的结合，这种动物头部+几何形身体的构型观念，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中均有出现，红山文化继承了这一观念（因此，玉龙的原型并非蛴螬、蚕、胚胎等C形物象，红山文化玦形玉鸟可辅证此观点）。
3.兽首的构成方面：C形玉龙的兽首部分与赵宝沟文化的鹿纹、猪纹在细节上有较强的一致性，如柔化的鹿角（鬣毛）、獠牙、拱嘴、梭形目等，可推测红山玉龙兽首部分主要是以赵宝沟文化的鹿纹、猪纹为基础而形成的复合动物纹。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红山玉龙的影响。红山文化通过远距离交流网（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将蜷体玉龙（C形、玦形玉龙）的观念传输至安徽凌家滩文化，之后在长江流域传播，崧泽、良渚、后石家河文化中都先后出现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蜷体玉龙。至商代，蜷体玉龙依然是玉龙造型的最主要形式，仅妇好墓就至少出土了18件蜷体玉龙；西周之后逐步减少。蜷体玉龙的造型从红山文化延续至战国、西汉时期，三千多年的发展史充分反映了我国早期艺术的传承性。另一方面，不同区域文化都选择用珍贵的玉石制作蜷体玉龙，说明蜷体玉龙所反映的精神观念，在从东北到江南的广大地区得到了普遍认同，体现了各区域文化在精神层面“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心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龙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这些龙文化遗存和龙文物中折射出中华先民对于龙文化的哪些特殊认知？这些认知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哪些突出的特性？
韩鼎：我想通过商代龙形象的演变，简单谈谈早期“龙”观念的形成（对早期艺术的解读不免会有一定的主观性，望方家指正）。
《易》：“飞龙在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水物也。”《管子•水地篇》：“龙生于水……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说文解字》：“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上述较早的文献呈现先民对龙基础“能力”的认识：“潜渊”与“登天”。而这一观念很可能形成于商代。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以蛇身为主体，其上有菱形背鳞（原型可能为尖吻蝮，即五步蛇）、尾端内卷；面部特征（面廓、鼻型、鼻管等）表现出与石峁8号石雕、新砦出土兽面纹陶片、后石家河文化玉蝉的相关性（不再展开），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龙形象没有龙角和龙爪。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龙纹，以郑州小双桥青铜建筑饰件、阜南龙虎尊为代表。其上龙纹在继承二里头龙纹特征的基础上，增加了菱形额饰、双角。菱形额饰可视为一种神圣性符号，自良渚文化以来在兽面之上有序传承（《早期艺术中“兽面—菱形”主题研究》）。至于双角，学界一般依其造型称之为“瓶状角”，自然界中与之相近的有长颈鹿角，但并非其原型（我国直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才带来最早的长颈鹿）。对比后石家河文化和殷墟出土玉鹿头像，可推测瓶状角表现的是鹿角，更具体的说是鹿第一次长出的初茸角。以殷墟出土动物骨骼中常见的梅花鹿为例，梅花鹿两岁第一次长角，不分叉，新长出鹿茸的顶部常见圆鼓部分（之后会变尖变长），正与中商时期的龙角一致。基于上述证据，可知在商代中期龙形象的最大变化是增加了鹿的初茸角。
商代晚期，一部分龙纹仍有角无爪，另一部分龙纹则增加了新的部件：一对龙爪。需要注意的是，殷墟出土有爪龙纹一般仅有一对腿爪，其趾前三后一呈握持状，这是鸟类为抓牢树枝而进化出的特征，而且，自然界中也仅有鸟类具有一对腿爪。故可推测商代晚期龙纹新增腿爪的原型为鸟爪。此外，该阶段龙纹常见獠牙齿，可能源自虎；除菱形外，背部新增瓦形鳞纹。
需要说明的是，属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遗址也发现有龙的形象，但常见两对腿爪，且前肢有翼，三星堆的龙应是以中原的龙形象为基础融入当地观念的一种创新。
西周早期，仍有不少例子传承晚商时期一对腿爪的龙形象，但之后大部分龙纹出现了新变化，龙爪由一对演变为两对，从外形来看，龙纹便更似爬行动物。
通过简单梳理三代龙形象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奠定了以菱形背鳞、尾端内卷的蛇身为主体的三代龙形象的基本形式。商代中期，在二里头文化龙形象的基础上增加了瓶状角，瓶状角的原型为鹿的初茸角。晚商时期，部分龙纹增加了一对以鸟爪为原型的龙爪。西周时期，大部分龙纹增加了另一对龙爪，形成四条腿爪的龙形象。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对龙怎样的认识变化呢？
在商人的观念中宇宙是分层的：天上为帝和祖先所居（甲骨卜辞中有祖先“宾于帝”的描述），地上为人间，地下有黄泉（岳洪彬《再论商代的“黄泉观念”》）。逝者埋葬于地下，其神魂是如何穿过黄泉飞升天界的呢？这时就需要一种既能“潜渊”又能“登天”的载具——龙，但龙为何能“潜渊”“登天”呢？
考察商代龙形象的构成元素，包括：蛇（蛇身）、鸟（鸟爪）。蛇与地下、墓葬、黄泉相关；鸟与天上、帝相关（卜辞“帝史凤”）。蛇与鸟分别对应了黄泉、天上两个不同的宇宙层次，而它们又见于人间，因此被视作具有打破分层宇宙（生死界限）能力的象征性（《早期“人蛇”主题研究》）。将蛇与鸟的特征融入龙，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两者象征性的融合，即“龙”因蛇身而能“潜渊”，又因鸟爪而能“登天”，这也是祭祀礼器上重视龙纹的原因（西周之后，又增一对龙爪可能出于审美，也可能受到三星堆龙纹的启发）。
那么将鹿初茸角作为龙角又有怎样的含义呢？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鹿角非常特殊，它是所有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在自然情况下周期性完全再生的器官。这种脱落与再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视作一种“重生”的能力。既然商人相信祖先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那么“重生”的观念对于祖先崇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重生”意味着打破生死界限，从这一角度来看，与鸟、蛇打破分层宇宙的象征性具有一致性。
整体看来，商代龙纹融合了对应黄泉和天上的蛇和鸟，又融入了具有“重生”象征性的鹿角，反映了商人对逝者能“乘龙”自黄泉飞升天界的希冀，以及祭祀活动能够打破分层宇宙、生死界限进而沟通人神、祖先的向往，是基于商代祖先崇拜的一种观念延伸。这种观念在后世帛画中有着更加清楚的表现，如《人物御龙图》（战国）和《马王堆T形帛画》（西汉），都描绘了逝者“乘龙”自黄泉（两幅画下方均有鱼）到天界的旅程。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龙文化已经深入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当今中国文化自信、自立、自强的重要传统文化支点之一，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韩鼎：中华龙的形象于距今近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萌芽，后以红山文化玉龙为代表的蜷体玉龙形象出现在从东北到江南的诸多区域文化中，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不同地区的先民已逐步产生了对于“龙”的共同观念。青铜时代，龙的形象进一步发展，融入蛇身、鹿茸角、鸟爪等重要部件，使得龙“潜渊”“登天”意义更加明确。该时期，各地区青铜器上的龙纹整体特征相近。外在形象层面的一致性，其实反映的是内在的文化认同。这种心理层面的认同，提供了我国早期区域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文明共同体重要的心理根基。在历史时期，龙的形象逐步完善，内涵不断丰富，并融入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
龙——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明标识，近八千年的发展史见证了文明的有序传承，体现了各族同胞的文化认同，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蕴。“龙行龘龘，欣欣家国”，认识龙文物、研究龙文化、传承龙精神，对于当前坚定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韩鼎，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术考古、美术考古方法论。已于《考古》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级社科项目一项，主持并完成省级、厅级科研项目多项。曾于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等校举办多场学术讲座。2014、2017两次赴美国常青藤名校达特茅斯大学访学。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意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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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韩老师的解答
大家对"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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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梁光苇 张 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排版/整理：刘瀚泽
校对：李 晗 王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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