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孩辞职跑去战地，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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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我们曾采访过一位在冲突国度、战火阴影下救援的无国界医生，她叫蒋励，今年39岁。之前，她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位妇产科医生。
9年前，她辞去工作，与丈夫分离两地，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前往阿富汗救援。
在孕产妇死亡率极高的当地，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孩子。她所在的三个月里，没有一例孕产妇死亡。
她加入的这个组织，叫“无国界医生”，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之一，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蒋励说：“即使不在前线，亦可参与救援！”
每年“无国界医生”会派出3000名救援人员在约70个国家服务，协助生命受到冲突、疫病或天灾所危害的人群。正如蒋励所说：
“即使不在前线，亦可参与救援！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其实都与我们相关。”
自述 蒋励 编辑 倪楚娇
我们曾在2016年采访了33岁的蒋励
我叫蒋励，今年39岁。在大学里，我第一次听说了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
当时觉得这个工作挺酷的，可以去医疗资源特别匮乏的地区，做当地人民唯一的医生，那种感觉很吸引我。
2013年，我接到了第一个任务，所以辞掉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工作，去了阿富汗三个月，后来又去了巴基斯坦。
周围的人会觉得说：“这种铁饭碗你为什么要丢掉？”但我完全没有这种顾虑。
当时因为各国的部队，包括塔利班，在阿富汗有一些武装冲突。爸爸妈妈还是有点担心的，虽然他们在嘴上说：“你不一定能被选上。”但我后来才知道，爸爸默默地找了很多阿富汗的相关资料。
当我出这个任务的时候，组织就告诉我，这个项目是无国界医生所有项目里头，安全级别最高的，也就是最危险的。
驻地的医院
这意味着，救援人员不能够随意活动，所有的行动都需要符合安全准则的要求，只能在医院和驻地之间两点一线地活动。
从当地机场到医院的路上，可以看到那个地区非常贫穷，连柏油路都没有，镇子里所有的基础设施都非常破败。
那里的女性穿着严实
集市里也都是男性，很少能见到女性。偶尔见到一两个女性，也都全身穿着她们传统的服装，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从我们到达这个地方的第一分钟起，我们也被要求，外出的时候要戴头巾遮住头发，还要穿长衫和长裤。
我所在的阿富汗霍斯特省的妇产科医院，有60张病床。
在这里，一个月分娩量大概是1300例。北京的三甲医院，一个月大概分娩也只有200到300例。
更大的不同是，在北京我们是一整个专业的团队。而这里，连我在内只有两位妇产科大夫。每个人要负责一个24小时，就是说24小时都是主要你来负责。
而在你休息的时候，如果同事处理不过来，也会来叫你，所以基本没有安稳觉可睡。
经常一个孕妇还没有生完，就有下一个孕妇要生
这个医院就像一个“婴儿工厂”一样，经常一个孕妇还没有生完，就有下一个孕妇要生。就像一个流水线，不断地有婴儿被生出来。待产室里住不下，病人就在地上打地铺。我在车上、地上都接生过……
医院的设备很简陋，一些咱们习以为常的医疗的设备，都是没有的。比如在当地的手术室里，我们没办法做全麻。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病人，“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她所有的血都不凝了。
在当地，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止血纱布，也没办法给她输更高级的血制品，我只能把我该做的做完之后，看了她半个小时。
病人的生命体征，也不是非常平稳，心率很慢，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作为医生的非常绝望的心情。
但是好在，那个病人后来恢复过来。第二天当我去查房的时候，她已经能够坐起来喝东西了，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在阿富汗，每十万例里头，就有四五百例的孕产妇死亡，相当于咱们国家的大概20多倍。但我在那的3个月里，没有一例孕产妇死亡。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压力应该挺大的。
有一次我刚转完病房，在回寝室的路上，看东西就开始模糊，等我再恢复意识的时候，才发现刚才是晕过去了，就倒在地上倒了一会儿。那时候，我特别想回家。
我在的医院原先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我们的宿舍，是利用集装箱式的材料，建起来的一座一座的小房子。外面砌了一层砖墙，防止子弹打进来。
我们的医院大门外头都会有个标识，就是“禁止武器入内”，我们不管你是属于哪一派的，也不管你的种族、你的宗教。只要你放下武器，你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接受医疗的救助。
医院旁边就是个警察局，经常会有反对派的武装攻击这个警察局。
蒋励所在的宿舍
有一个晚上，我在跟我先生打电话，然后医院外突然发生了爆炸，还有很多枪声。我已经习惯了，他听到就很紧张，他就说：“你赶紧趴下，你赶紧躺平了，不要起来。”
除了工作，我们其实有挺丰富的活动的。虽然不能出去，但是在驻地的院子里，弄了一个网球场、乒乓球台子，我们能时常运动运动。每周大家也会挑一部电影，一块看。
只不过对于我和另外一名妇产科大夫来说，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召唤，所以我们俩永远是参加一下，最早退的那个。我们一定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休息上，保护好自己的体力。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遇到了一个严重窒息的孩子。
我们复苏了3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的起色，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总觉得我再捏一会儿气囊，也许这个孩子就能突然一下哭出来，然后就没事了。
后来，是这个孩子的祖母走过来，把我手上的气囊拿掉，然后捧着我的脸，跟我说了一堆话，最后指天，然后说了一个“阿拉”。大概能猜到她是在感谢我，在那一刻我会觉得很受震动。
另外一个是一个双胎的病人，第一个孩子出来之后，第二个孩子变成了横位。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孩子在里头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窒息。
我们马上给他做了新生儿的复苏。整个的过程，他的奶奶都是看在眼里的。
第二天我在查房的时候，护士告诉我说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这个老奶奶，她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匹布，然后来送给我，让我来做衣服。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真的要花非常多的钱才能买这么一匹布。
他们这种对于医生的感情，都是非常朴素和纯朴的，我觉得作为医生，你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这样吧。
蒋励和无国界医生同事们
我记得，我是在快要离开阿富汗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我们驻地的大铁门旁边，然后听着我先生发给我的一首大提琴曲。
我突然感受到，咱们觉得特别平常的一些东西，对于那儿的人民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如果说没有战乱或者是争斗，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照片提供：
MSF（无国界医生）、Andrea Bruce、Sa'adia Khan、Kadir Van Lohu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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