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孩辞职跑去战地,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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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我们曾采访过一位在冲突国度、战火阴影下救援的无国界医生,她叫蒋励,今年39岁。之前,她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位妇产科医生。
9年前,她辞去工作,与丈夫分离两地,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前往阿富汗救援。
在孕产妇死亡率极高的当地,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孩子。她所在的三个月里,没有一例孕产妇死亡。
她加入的这个组织,叫“无国界医生”,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之一,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蒋励说:“即使不在前线,亦可参与救援!”
每年“无国界医生”会派出3000名救援人员在约70个国家服务,协助生命受到冲突、疫病或天灾所危害的人群。正如蒋励所说:
“即使不在前线,亦可参与救援!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其实都与我们相关。”
自述 蒋励 编辑 倪楚娇
我们曾在2016年采访了33岁的蒋励
我叫蒋励,今年39岁。在大学里,我第一次听说了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
当时觉得这个工作挺酷的,可以去医疗资源特别匮乏的地区,做当地人民唯一的医生,那种感觉很吸引我。
2013年,我接到了第一个任务,所以辞掉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工作,去了阿富汗三个月,后来又去了巴基斯坦。
周围的人会觉得说:“这种铁饭碗你为什么要丢掉?”但我完全没有这种顾虑。
当时因为各国的部队,包括塔利班,在阿富汗有一些武装冲突。爸爸妈妈还是有点担心的,虽然他们在嘴上说:“你不一定能被选上。”但我后来才知道,爸爸默默地找了很多阿富汗的相关资料。
当我出这个任务的时候,组织就告诉我,这个项目是无国界医生所有项目里头,安全级别最高的,也就是最危险的。
驻地的医院
这意味着,救援人员不能够随意活动,所有的行动都需要符合安全准则的要求,只能在医院和驻地之间两点一线地活动。
从当地机场到医院的路上,可以看到那个地区非常贫穷,连柏油路都没有,镇子里所有的基础设施都非常破败。
那里的女性穿着严实
集市里也都是男性,很少能见到女性。偶尔见到一两个女性,也都全身穿着她们传统的服装,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从我们到达这个地方的第一分钟起,我们也被要求,外出的时候要戴头巾遮住头发,还要穿长衫和长裤。
我所在的阿富汗霍斯特省的妇产科医院,有60张病床。
在这里,一个月分娩量大概是1300例。北京的三甲医院,一个月大概分娩也只有200到300例。
更大的不同是,在北京我们是一整个专业的团队。而这里,连我在内只有两位妇产科大夫。每个人要负责一个24小时,就是说24小时都是主要你来负责。
而在你休息的时候,如果同事处理不过来,也会来叫你,所以基本没有安稳觉可睡。
经常一个孕妇还没有生完,就有下一个孕妇要生
这个医院就像一个“婴儿工厂”一样,经常一个孕妇还没有生完,就有下一个孕妇要生。就像一个流水线,不断地有婴儿被生出来。待产室里住不下,病人就在地上打地铺。我在车上、地上都接生过……
医院的设备很简陋,一些咱们习以为常的医疗的设备,都是没有的。比如在当地的手术室里,我们没办法做全麻。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病人,“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她所有的血都不凝了。
在当地,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止血纱布,也没办法给她输更高级的血制品,我只能把我该做的做完之后,看了她半个小时。
病人的生命体征,也不是非常平稳,心率很慢,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作为医生的非常绝望的心情。
但是好在,那个病人后来恢复过来。第二天当我去查房的时候,她已经能够坐起来喝东西了,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在阿富汗,每十万例里头,就有四五百例的孕产妇死亡,相当于咱们国家的大概20多倍。但我在那的3个月里,没有一例孕产妇死亡。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压力应该挺大的。
有一次我刚转完病房,在回寝室的路上,看东西就开始模糊,等我再恢复意识的时候,才发现刚才是晕过去了,就倒在地上倒了一会儿。那时候,我特别想回家。
我在的医院原先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我们的宿舍,是利用集装箱式的材料,建起来的一座一座的小房子。外面砌了一层砖墙,防止子弹打进来。
我们的医院大门外头都会有个标识,就是“禁止武器入内”,我们不管你是属于哪一派的,也不管你的种族、你的宗教。只要你放下武器,你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接受医疗的救助。
医院旁边就是个警察局,经常会有反对派的武装攻击这个警察局。
蒋励所在的宿舍
有一个晚上,我在跟我先生打电话,然后医院外突然发生了爆炸,还有很多枪声。我已经习惯了,他听到就很紧张,他就说:“你赶紧趴下,你赶紧躺平了,不要起来。”
除了工作,我们其实有挺丰富的活动的。虽然不能出去,但是在驻地的院子里,弄了一个网球场、乒乓球台子,我们能时常运动运动。每周大家也会挑一部电影,一块看。
只不过对于我和另外一名妇产科大夫来说,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召唤,所以我们俩永远是参加一下,最早退的那个。我们一定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休息上,保护好自己的体力。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遇到了一个严重窒息的孩子。
我们复苏了3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的起色,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总觉得我再捏一会儿气囊,也许这个孩子就能突然一下哭出来,然后就没事了。
后来,是这个孩子的祖母走过来,把我手上的气囊拿掉,然后捧着我的脸,跟我说了一堆话,最后指天,然后说了一个“阿拉”。大概能猜到她是在感谢我,在那一刻我会觉得很受震动。
另外一个是一个双胎的病人,第一个孩子出来之后,第二个孩子变成了横位。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孩子在里头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窒息。
我们马上给他做了新生儿的复苏。整个的过程,他的奶奶都是看在眼里的。
第二天我在查房的时候,护士告诉我说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这个老奶奶,她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匹布,然后来送给我,让我来做衣服。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真的要花非常多的钱才能买这么一匹布。
他们这种对于医生的感情,都是非常朴素和纯朴的,我觉得作为医生,你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这样吧。
蒋励和无国界医生同事们
我记得,我是在快要离开阿富汗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我们驻地的大铁门旁边,然后听着我先生发给我的一首大提琴曲。
我突然感受到,咱们觉得特别平常的一些东西,对于那儿的人民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如果说没有战乱或者是争斗,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照片提供:
MSF(无国界医生)、Andrea Bruce、Sa'adia Khan、Kadir Van Lohu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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