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一次手25万，奥巴马首次中国民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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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止奥巴马，越来越多的西方前政要借多年积累的影响力和人脉，退休后选择来到中国淘金，当起“开门人”。

在4S店与玛莎拉蒂合影，发完朋友圈就闪人的微商，这次把目光瞄准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与4S店不同的是，这次与微商合影的奥巴马并非蜡像，是如假包换的美国前总统。

据观察者网报道，11月28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全球中小企业峰会当中，奥巴马在峰会上向2500多位中国企业家发表了主旨演讲，会后还有合影环节。德国前总统伍尔夫也是嘉宾之一。

在合影环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完全成了“人形合影背景板”，微商卖家排队与奥巴马合影、留念，具体流程还不到一分钟。但对于微商卖家可能是历史性的一刻。

会后数张奥巴马与微商的握手照传出，且合影一次25万起。承办方称，是要收费，但合照假的多。

外国前政要纷纷来华“淘金”

事实上，不止奥巴马，越来越多的西方前政要借多年积累的影响力和人脉，退休后选择来到中国淘金，当起“开门人”。他们有的把中国当作生意中的一站，有的定居于此长期经营。他们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也成为对外经贸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贡献之余，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收益。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基辛格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来中国接近80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私人访问，而且大多带有商业性质。

当基辛格被中国各界视为“老朋友”时，在商业领域发挥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就成了他辞去公职之后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最佳选择。

早在1982年，基辛格就成立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时至今日，基辛格咨询公司业务兴隆，但收费奇高，其中很多生意对象是中国。许多跨国公司都想和中国做生意，基辛格要价也不手软：如果要他亲自飞往北京一趟，除需提供私人飞机之外，另收费10万美元以上。

作为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惠普来到中国，就是基辛格推动的结果。1979年邓小平接见基辛格时提出：中国现在正在搞现代化，需要技术进步和创新，你能否推荐一些美国比较好的高科技公司来和中国开展合作。

基辛格推荐了惠普公司。随后惠普公司创始人、当时担任惠普公司董事长的戴维·帕卡德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层领导的接见，并与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和航天部谈成了若干项目。

2003年11月，基辛格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第39次来到中国。作为摩根大通集团的顾问，基辛格还带来了摩根大通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威廉·哈里森及该集团亚太区高管团队。

2007年10月，时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纽约拜会基辛格。基辛格同时是美国运通公司的董事。双方谈到了招商银行与美国运通的合作计划。

2010年5月，美国运通第一次把它的高端核心品牌，带有“百夫长”标志的信用卡带到中国，而它的发卡合作伙伴，则是其在中国精心挑选的第三家合作伙伴——招商银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2002年5月23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受深圳某房地产公司的邀请到深圳停留了4个小时，发表了30分钟的主题演讲――《WTO与中国经济》，然后携25万美元的出场费而去。

民营企业邀请美国前总统来走穴，这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事实证明效果显著，酒店门口被记者和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持续了多日。这一模式迅速被市场复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等前外国领导人也接踵而至，价格也水涨船高。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2007年11月，刚卸任不久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东莞作了20分钟的演讲，总共行程3小时，报酬达50万美元。布莱尔来到东莞登上演讲台，说他会传达东莞人民对其家人的问候，“我会告诉他们，‘哪也别去，就去中国，就来东莞’。”布莱尔甚至还参观了这家开发商的新楼盘。按演讲时间算每分钟2.5万美元，远高于他在其他国家的9000美元均价，这位前领导人在中国拿下了他的纪录。和其在任时的26.85万欧元年薪相比，一次演讲就已足矣。

布莱尔在首相任上只有两次到访中国，卸任后已经来访10余次。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介绍称，这种模式来自美国，中国只能算是一个翻版。“这种在中国的演讲热并不特殊，事实上，他们在哪儿都会要价很高。”

布莱尔卸任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他在2009年重新包装自己的团队，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主营业务是“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2012年喀什市政府已与布莱尔公司达成合作关系。2012年2月，双方在香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布莱尔团队承诺为喀什市政府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并提供海外技术和跨境合作机会。

2012年6月布莱尔出现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借访华机会与喀什市政府官员会面。他还为正在那里举办的喀什摄影展剪了彩。布莱尔的这次公开活动，既展现出其团队与喀什市政府之间的亲密程度，也暗示布莱尔在华淘金模式开始升级——招商引资，以及提供政府咨询这样的高端服务。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卸任后平均一年来中国三至四次。他在2005年卸任，第三天，瑞士出版集团荣格集团就聘他当顾问，其实施罗德并不擅长写作，但这不重要。荣格集团计划开拓东欧和中国市场，所以要借施罗德与中国的关系，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向中国人推销德国产品。

公开资料统计显示，“推销员”施罗德的绩效清单，是在2009年直线上升的。这恰好是四万亿投资所涉及的大型基建开始陆续开工的年份。当年十月，施罗德出现在湖北武汉，与施罗德同时亮相的是德国海瑞克股份公司董事长、行政总监马丁·海瑞克。这家公司是在全球有名的隧道掘进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商。这一年，正在建设的武汉地铁隧道中，活跃着七台海瑞克隧道掘进机的身影。

2010年，施罗德又出现在山东青岛，出席国际新能源论坛。这次同行的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夫。施罗德说，中国在减低能耗方面需要得到帮助，德国公司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新能源的技术协助和经验，山东方面则表达要建立德国工业园的意向。

2011年，施罗德的推销重点则在重庆，据报道，在施罗德访问的这段时间，德意志银行、巴斯夫集团等德国企业在重庆的投资不断加码——号称“全球最大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项目”落户重庆，这是德国企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化工项目，达到80亿元人民币。

除了将德国产品卖到中国，施罗德还将中国项目带回德国。2006年中国春节刚过，他就出现在北京，希望有意前往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家拿出勇气去德投资。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我不是基辛格，我是保尔森。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商业，而不是政府。”2012年7月访问北京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对媒体记者这样说。

他的确愿意和生意人在一起，即使是在中国也一样。他领导下的高盛集团在1994年就来到中国组建办事处，成立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等到他2006年辞去高盛集团主席与CEO职务，第一次以美国财政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时，保尔森将第一站选在了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浙江。

从1992年开始，他和他身后的高盛就不断谋求在中国拓展业务，而金融业恰好是中国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各项改革中取得较大开放空间的领域。

无论退休与否，保尔森在中国政界的广泛人脉，都是高盛集团，以及美国政府可遇而不可求的财富。这也是他在对华事务中取得成就的个人模式。

2009年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之前，他可以定期与中国领导人见面。辞职之后，保尔森出任博鳌论坛理事，这里是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新场合。

西方政要来中国捞金：背后的舆论争议

2005年施罗德卸任德国总理不久，就出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旗下的北欧天然气管道公司董事长一职，负责铺设连接德国和俄罗斯的海底石油气管道。而这一合作协议正是3个月前由施罗德在总理任上批准的。

这份工作引起了极大的舆论争议，这让人联想到利用工作之便营私舞弊，让人怀疑他对项目的热情是出于私人目的。

“如果能够把握好分寸，外国前政要和官员的来华经营会让外交和商业互相借力，起到相当的积极作用。退休外交官多参与商业活动，利用他的经验、智慧、人脉，不仅能给跨国公司带来利益，也可以增进两国在公共外交上的友好联系。”有关专家如是评价。

本文综述自新浪科技（techsina），中国企业家杂志（iceo-com-cn）、观察者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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