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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之门已打开

付梦雯 钛媒体

钛媒体 TMTPost.com

|科技引领新经济|

 

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主席首次表态称,对基因编辑开放态度,但要讨论界限。日本学者则称,2018年10月,日本刚刚批准了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不管贺建奎私自行动的艾滋免疫婴儿引发了多少争议,这扇原本遮遮掩掩的门已向世人打开了。


钛媒体编辑丨付梦雯 


一位教授,和疑点重重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让“基因编辑”这个词进入了大众视野。(钛媒体昨天有文章详细报道→首例免疫艾滋病婴儿诞生,中国科学家引巨大争议


事实上,基因编辑早就普遍存在于生物科学的研究领域。


3年前,第一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就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办。当时,一位参加峰会的记者在一篇手记中写道:


CRISPR 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工具正在改变生物学,从基础学科研究,到开发农作物和家畜的新品种。但自从2015 年中国的一个研究团队首次公开称用这一技术改变了人类胚胎的 DNA(利用体外受 精中不能存活的胚胎)之后,CRISPR 在人类身上的潜在用途吸引了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目光。


作为对这一系列动向的迅速回应,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于最近召开了这次关于CRISPR 的峰会。


中科院之声电子杂志上记录了这场峰会的概况,吸引了世界范围内22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学者,包括了10多个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现状、未来的潜在应用和风险,基础科学研究对其发展的作用,该技术涉及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以及国际和国家管理规则和原则等。


但这场大会所讨论的内容已经超出了科学范畴。


在上述的那篇记者手记中提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一位来自美国组织库协会的莎拉·格雷来到麦克风前,努力抑制着泪水不从眼眶滑落,十分痛苦地说到,她的儿子生下来就是无脑畸形,无奈地承受了6天痛苦后去世。“如果有消除这种疾病的医疗手段,那么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努力去尝试。”


但峰会组织者们认为:鉴于人们对安全问题的种种疑虑,以及缺乏社会共识和认同,目前让修改后的生殖细胞或胚胎,通过体外受精(IVF)或配谈植入受孕付诸实践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这场大会的三年前,CRISPR才刚刚开始崭露头角;而三年后的今天,基因编辑的潘多拉魔盒被提前打开了。


一场国际基因编辑峰会的诞生


手记中提到,在第一届峰会上,由生物学家、医疗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共12人组成的组委会得出的会议决议,强烈支持使用CRISPR和类似的方法对涉及改变人类卵子、精子或胚胎DNA序列的基础领域进行研究。


这次峰会让许多人想起了1975年在加州艾斯洛玛尔的那一次聚会,一小群生物学家就当是仍粗糙的DNA序列重组技术展开了讨论,并呼吁在转基因生物体的基因是否会外泄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暂停这类研究。


但组委会主席、剑桥麻省理工学院(MIT)生物学家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认为这两次峰会实际上是不同的。艾斯洛玛尔会议是关于讨论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问题的会议,而第一届基因编辑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对伦理问题的考虑以及对用此类方法治疗的人类患者安全性的担忧。


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声音,图片由钛媒体编辑截取自国际基因编辑峰会官网演讲嘉宾PPT


另巴尔的摩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担忧在第二届基因编辑峰会召开的前一天以另外一种方式被彻底点燃。


虽然在今年6月份,中国科学技术部的官网上预告了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将在香港举办,但举办方变成了香港科学院、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医学院。


实际上在科学技术部官网公布的第二届峰会关注的七个重点中,都是此次事件大家争议的重点。


七个重点分别是:一、自2015年首届峰会以来取得的科学进展;二、基因编辑应用于不可遗传的疾病治疗的进展;三、对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科研状况及临床应用潜力;四、2015年首届峰会确定的技术挑战最新情况;五、制定国际监管框架的规划和前景;六、人类基因组编辑应用的可能伦理和社会问题;七、基因编辑话题的公众参与。


而后两个议题,因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而不得不成为讨论的重点。


在今天召开的第二届基因编辑峰会上,第一位主讲人是中国生命伦理学资深学者邱仁宗,据果壳编辑报道,邱仁宗在演讲中提到“贺博士做的是生殖细胞基因组强化,这个操作是伦理上最难以接受的一种。”


大会主席大卫·巴尔的摩则在今天表态称,对基因编辑开放态度,但要讨论界限。


魔盒打开后,基因编辑的界限在哪?


“把基因编辑技术从‘治疗’推动到‘预防’,大大延伸了这项技术的适用范围。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边界在哪里?”昨天(11月26日),浙大 生命科学教授王立铭紧急发声,他认为更要命的是,“一旦‘治疗’和‘预防’的边界被打开,‘预防’到‘改善’的窗户纸更是一捅就破!”


关于边界,在第一届基因编辑峰会上就有不少讨论。巴尔的摩在开幕词中问道:“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或对大量胚胎进行筛选后择不良胚胎摒弃,哪个更道德一些呢?”


也许如上述哭泣着表示“要不遗余力地努力去尝试”的母亲一样,有不少人寄希望于用生殖系基因编辑来防止遗传疾病传播,但这又牵扯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基因编辑是否应该用来提高人类的抗病能力和认知能力,或通过基因来改造强化人类?


在第一届峰会上,这个话题的讨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博德研究所的艾瑞克·兰德认为,“我们对人类基因组作用和其他特征的有限认知还不足以用来对自然进行干涉。”


邱仁宗则在今天的演讲中表示,有常规可行的办法阻止HIV感染,使用基因组编辑做这个事情像是高射炮打蚊子。“就算是为了医学目的而强化,分析风险收益比也是极端困难的,所以我们很难保护未来的孩子。这种操作不应该是我们的优先目标,也不应该是我们现在考虑的事情。”


第一届峰会上达成了一个共识, 并非永久否定有可能预防遗传性疾病从父母传播给孩子的生殖系基因编辑。 尽管也有少数人对这一共识提出反对意见,但大多数人认为,永久性地将“强化”基因引入人类基因组仍然是一个不可触碰的雷区。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丹尼尔·凯夫尔斯介绍了“优生学运动”,以及其早在被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奉为圭臬之前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他指出,由政府指令性实施“优生学”的情况不太可能再次出现,但如出于商业动机或消费者对基因强化的需求,都有可能致使生殖系基因编辑进入危险的禁区。


显然,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让公众们提前意识到了存在的危险禁区。而科学家的谨慎态度、政府的监管、消费者对于基因编辑的理性认知都被视为是避免危险的方式。


在今天的峰会上,日本医学伦理学者児玉聡介绍称:2018年10月,日本批准了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允许进行有关胚胎发育或分化方面的基础研究,允许研究辅助生殖技术的改进,但是禁止开展治疗疾病相关的研究;只能使用多余的人类胚胎,不允许为研究而制造新胚胎。


但目前,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里生殖系基因工程仍被视为非法。


虽然美国并未出台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法规,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明确禁止和资助编辑人类生殖细胞和人类胚胎系的研究。早在40年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出于大众对基因新技术尚且存疑,成立了顾问委员会,专门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科学性和医学伦理方面的评估。


欧洲国家在1997年就出台了《欧洲人权和生物医学理事会公约》以规范基因编辑尤其是对生殖细胞和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采取明确禁止的态度。在加拿大,据2004年的《人类辅助生殖法》,违法编辑人类基因组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在澳大利亚,根据澳大利亚禁止克隆人法案(2002),改变胚胎细胞的基因组是违法行为,违者有可能面临15年的监禁。


据界面报道,目前中国对于基因编辑并无专门的法律规范,相关规定散见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等部门文件。现行规定对于基因编辑既无明令禁止,也无特别许可,关于生物医学研究的一般性规范只具有一定的解释适用意义。


“时间会改变一切,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已被人们接受。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开端。”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在第一届峰会上说的话如今依然适用。(本文首发钛媒体,作者/付梦雯,钛媒体编辑王糈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

1、《生命科学》杂志,《人类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的讨论——一位记者关于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的手记》,方陵生 / 编译

2、20多国立法禁止基因编辑,中国尚无专门立法规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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