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流产、心梗拒诊，防疫背后的“代价”是必然的吗？

Original 洪广玉往事陈列馆

目前因防疫造成的生命损失已经让人陷入“电车难题”。一个人因为防疫管理而失去生命了，这种道德冲击感远甚至于多少人因感染病毒而去世。

毫无疑问，这一轮西安的疫情，是自武汉之后压力最大的。其压力不只源于全面封城、1000多人确诊的规模，更在于普通市民因为防控中的管理问题而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事人发言截图

目前，西安至少已有2位孕妇因为就诊不及时而流产，一位心绞痛患者因为多家医院拒收，错失治疗时机而失去生命。

△当事人发言截图

很多人把这种人间惨剧解读为西安城市管理的落后、混乱，理由是国家卫健委有明确规定，疫情期间医院需设立隔离病房接诊急诊患者，而西安似乎没有做到位。这种说法我不能反对，但对于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城市管理落后”我不赞同。

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总体上会跟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多寡是匹配，这些也大致决定了管理者的眼界和公务员系统的水平。西安落后于东部沿海城市是正常的，但中西部地区这类省会级城市应该都差不多，不存在哪个城市特别差的问题。

不同的是，目前除了武汉、西安，还没有其它中西部城市经受这种规模疫情的冲击，其它城市在同样封城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无法做假设。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患者亲人的自述就会发现，问题其实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市长热线还是官方防疫指挥部的电话都打不通，120也占线——其中一个孕妇光打这些电话然后去盲目送去，就占用了1个多小时，这说明包括120这样的医疗资源很可能都被占用，用于抗疫所需了，医疗资源并不充分。

如果再看患者受阻的过程，其中包括保安以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为由拦住、某医院称只接待黄码和红码，某医院称只接收发热患者等等，以第三者的视角来看，当然可以称之为泯灭人性。但很奇怪的是，如果从管理角度来看，实际上他们很可能真的是在执行“既有防疫规定”——当然，我更愿意称之为，利用既有防疫规定中的模糊地方，把患者推了出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事件过后，陕西省、西安市卫健委组织的专家调查结论是，“高新医院存在分诊识别不精准、专科介入不及时……”，所谓的“分诊识别不精准”，意思是原本这几位患者都应该是急诊患者，应该马上接收的，但是没有接收。

放在事发之前，这里就存在被模糊操作的地方。你心绞痛了，或者说你是孕妇肚子痛了（还没有流血），但是医院却认为你仍然不是最危急的患者，还要查你的核酸，看你的健康码，他们根本不去想，你已经等不起了！

这种悲剧出现了，当然要狠狠批评和严肃处理，因为人性高于一切。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个错误为何发生，就要还原当时的环境——当时已经很明确存在规模不小的社区传播，所以医疗系统的工作重心是如何防住病毒、把不放过一例阳性当作最高的职责！如果出现“漏网之鱼”导致疫情在院内扩散，那么管理者百分之百会被撤职。

这并非要为医院方开脱，这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在“防疫高于一切”的情况下，然后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本来应该由当事人灵活处理，但在高压思维下，当事人偏离正常理性，做出了纯粹对自己有利的决策。这个甚至都不能叫“形式主义”，应该叫“高压让人失智”。

这种情况，除非事先演练过，或者把流程已经细化到了每一种可能遇到的情境，否则是很难杜绝的。我们当然是希望后续其它城市发生疫情时，能吸取西安的经验教育，但是，如果没有吸取到这种教育，你也别惊讶，因为其它城市是另一批人在操作，也没有演练过——除非医院资源极其充沛。这次碰到的是孕妇，心绞痛患者，下次你能料到会有什么特殊情形吗？所以，非常残酷的是，有时候确实是少数人为了“防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认为这次西安疫情对人们心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我的朋友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是否有必要坚持“动态清零”表示质疑。我个人观点，是否坚持动态清零涉及很复杂的计算，在中国没有得到安全有效、便宜可及的治疗药物前，坚持“动态清零”仍然是避免大量老弱人群感染、伤亡的最优策略，但另一方面，长期的“动态清零”对经济有多大拖累，其造成的弱势群体收入降低导致的潜在寿命减少是多少，都还缺乏严谨的测算。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因防疫造成的生命损失已经让人陷入“电车难题”。“电车难题”是伦理学上最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大致是说，有五个无辜的人正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很快就要碾压到他们，但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而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有一个人。你是否应拉拉杆？

这个难题之所以存在广泛的争议和探讨，在于其有不同的视角。如果认为5个生命比1个生命重要，则是完全的功利主义，如果选择不动手，则符合人的道德直觉。当然，从纯粹法律的角度来说，答案就比较简单：不要动手，因为如果你拉动拉杆，这1个人的损害结果就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属于“加害”行为，这当然是最不道德、最不符合伦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