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耘 | 游离的青年——小马塘村彝族青年当下状态
《同时》纸刊vol.2的主题是“青年”，试图从观念史角度理解“青年”在今天的意义，并勘察当代文化/艺术中青年实践的不同面向；特约编辑：王炜。本篇是这个主题的约稿之一，其他约稿也将不定时陆续刊出。
小马塘村，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村史
小马塘村位于滇中南部的磨盘山上，此地为聂苏[注1]聚居区，小马塘村海拔1970米，全村74户，90％为普姓，其余有易、方两姓是解放前上门或留下的长工。据本村81岁的普世义老人讲，普姓祖先“努者”[注2]三百多年前从临安[注3]搬迁到新平县城附近，因与汉人水源纠纷迁至现本村位置，发展至今十三代人，由最初的2户增长到74户，过去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小麦与稻谷，现主要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烤烟。小马塘村地理位置较为封闭[注4]，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极其缓慢，文盲率较高，汉化程度极低。村民保持着质朴的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咪嘎哈”[注5]一直是本村最大的宗教祭祀活动。解放前，本村与外界交流极少，仅一人读过两年私塾，1950年代开始陆续有村民服兵役，很长一段时间服兵役几乎是本村与外界最大的交流，也是获得教育的机会，文革也波及到了这个偏远的村庄，被迫停止了一切与信仰有关的活动，文革结束后立即恢复。在义务教育普及前，这里的教育水平极低，大部分都因各种原因无法小学毕业。
2000年后，烟草种植发展迅速，旅游业兴起，本村收入明显提高。
不同阶段的年青人
无论任何时代，年青人都是一个群体的希望和方向，而他们的躁动与游离，意示着时代变迁的加剧，自古以来，大历史席卷而过，总是会遗忘一些角落，特别是有着特殊地缘特征的中国西南横断山区，那里依然杵立着许多独立的小“王国”，躲藏在大历史之下，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着。这些特殊群体的历史与文化，虽然也受内地“主流”文化影响，但不能等同，了解他们，需要多视角结合的方式梳理研究。文化间的差异是珍贵的文化多样性体现，只有承认这种多样性，非主流群体与个体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尊重和发展。本文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描述小马塘村年青人在各时代下的境遇，窥见时代之下的个体命运。
【A】解放前，小马塘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和外界交流甚少，先祖“努者”因与汉人水源纠纷，发生冲突，逃避至深山。关于解放前小马塘村年青人的故事与流传少之又少，倒不是说年青人碌碌无为，而是在这个平静的村子里，年青人的生活轨迹和父辈相比不会有太大差异，从祖辈那里延续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让年青人从精神到物质都相对独立，在中国风起云涌的近代，这个小村落依然是平静的。
解放前的年青人中普世仪是我了解的唯一一个上过私塾的人，他到县城附近的村里上了两年私塾，是村民公认的文化人，看起来慈祥和善，他同时也是村里主持仪式的主要祭师，能念经说词，也是村里掌握村史最多的人，这个曾经的年青人今年已经81岁，但他作为村里的文化人的气质依然。如果说解放前小马塘村的年青人还有什么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已经被残酷的战争抹掉，在解放后相对和平的年代当兵是见世面、学习外界知识的，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以抓壮丁的方式带走的小马塘村三个青年有去无回，据说都牺牲在台儿庄战役中，如果他们能够回来，我想对小马塘村的近代一定是有影响的。
【B】解放后，小马塘村发生了一些变化，开设了小学，仅到三年级，要继续上学就要到对面的村子，也陆续有人参军，相比解放前年青人有了一些选择。在一个母语为彝语的村子开展汉语教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教师水平低、加之生产、运动等经常间断学习，在仅有的教学时间里基本都是在教“口号”和“语录”，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这一代年青人，不仅没有提高自己的文化涵养，反而不伦不类，染了一身邪气。他们开始反对传统，但根本建立不起新标准，文革期间年龄大的学生参加了红卫兵，年龄小的参加红小兵，运动成为主旋律，年青人在大时代号召下让几百年来宁静的村庄充满各种斗争与矛盾。他们都是临时性参与了一个与自己过去生活经验不同的事情，事情结束他们又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上。
相比之前被迫抓走的壮丁，50年后去当兵的年青人就不一样了，虽然也经历了文革，但文革中本地区军队相对稳定，这让普万昌、普成云、方文忠等有了学习的条件，我看过普万昌在部队那几年的笔记，不敢相信，每天一篇日记，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每个字都像是广场上的士兵，整齐化一，虽然内容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这样三年坚持下来，让他写得一手好字，也识字不少，退役后理所当然的成为村大队长并兼任会计，展管帐簿。方文忠跟随部队走南闯北，退役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成为村里知晓外界的主要窗口，每次集会场合他都要讲述他的经历，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我还看到他在酒桌上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戎马生涯”。普成云60年代退伍后被国家动员到蛮荒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开辟国营橡胶农场，成为国家工人。
50年到70年代末，年代是专为年青人设计的戏台，一出对演员没有专业要求的戏剧，不过时间长了点。
【C】文革结束后，政策的转变让中国大地开始沸腾，特别是被画了圈的沿海。而对于小马塘村来说，这股风吹到这里已经甚微，没有了海风的腥味，毕竟这里是中国西南，横断山脉千百年来阻隔或延缓来自外界信息的交互，村里生产合作社解体，包产到户都晚了外界很多年。
70年代末年代到90年代，小马塘的年青人大部分依旧按照祖辈流传下来的方式生活，当兵仍然是一条出路，但多了一种可能——当工人，文革末期生产逐步恢复需要大量工人，会分配一些名额到村里，部分年青人去当了工人，主要是进入本县的制糖厂和钢铁厂。通过招工成为正式的工人，这是一个便捷的途径，也是年青人向往的，可是这个机会给谁呢！大家都没有怎么上过学。据我所知，村干部的亲戚是最为优先考虑的，仅上过一年学的普万和去了制糖厂，是他哥哥推荐的，而他的哥哥是当兵回来的村干部；普家旺去了西双版纳的国营橡胶农场，同样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兵的哥哥转业到了橡胶农场，然后拉上弟弟一家过去成为国家工人。很明显的，这种看似公平的招工方式中，实际上是上一代年青人能力和利益的体现。
普成刚和普成军都是这个时期村里出去的小学教师，也是当时村里读书最多的人，普成刚初中毕业后，被选为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培养对象，上了师范学校，普成军则是高中毕业后担任民办教师，多年后转正。很难想象，自普成刚之后二十年时间，小马塘村没有出一个中专生，我想这和北大农村人口比列越来越少是一个道理，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在教育条件都比较差的情况下反而显现出一种“公平”。
“咪嘎哈”（祭龙仪式）上
【D】90年代后，国家计划内中专生陆续就业，退伍回来已经不能进入国家单位了，国家单位招工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这十几年小马塘的年轻人很少出去外面，因为他们没有一条通往外界，并可以获得稳定工作的渠道，通常意义上，“落后”地区读书是走向外界的最重要方式，但对于跨母语学习的小马塘村青年来说太难太不公平。这又是一个中国混乱的十年，古惑仔不仅出现在银幕上，也来到了西南横断山区的现实世界。古惑仔系列电影是一种类型电影，和众多好莱坞科幻、动作、爱情、公路等类型电影一样，是遵循创作自身逻辑结构的电影，至于是不是什么暴力美学再说吧！但是，对于内心匮乏的中国年青人，沉迷于把虚幻的银幕英雄模仿到现实中成为真实的人物，这种体验和成就感是朴素的日常生活无法比拟的，它充满了魅力与诱惑。小马塘村的年青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电影中的故事就被卷入了这场银幕般的现实中，并扮演了一类角色。小马塘村的孩子到对面的村子上小学，小学毕业，就要到县城念中学，在义务教育未普及的时代，能考上初中已经是尖子生了，少之又少，村子到县城步行四个小时翻越几座山的距离，是两个世界的距离，这两个文化的区别远远大于北京与纽约的区别。孩子们在传统的彝族村落中长大，接受了父辈们几百年来应对外界的方式，诚实本分，躲避陌生与危险，不主动去迎接改变什么，这套方式让祖辈们安静的生活在这里，可是，青年们来到县城，这些标准都不适用了，街霸混混充满县城与学校的各个角落，在拜金主义没有泛滥的时代，暴力成为一种时尚。小马塘村青年扮演的是弱者的角色，怯懦地面对环境，遭受欺辱，学校并没有起到给孩子们提供良好学习环境的作用，反而聚合了一批优秀的乡村古惑仔。这个阶段的小马塘村青年都经历过被殴打、欺辱、威胁、勒索钱财等，我访问过几个这阶段弃学的青年，他们之所以弃学的原因是在学校经常被勒索钱财，反抗就会被施加暴力，也不敢告诉老师，老师无法提供有效的人身安全保障，反而会被报复，情况更加糟糕，在这个乡村话语之外父母没有能力为他们做什么，任由孩子们胆战心惊地度过每一天。对那个时代的老师我是抱怨的，甚至怀疑他们的师德，成绩成为评价一个学生唯一的标准，跨母语学习，而且并没有熟练掌握“主流”语言的时候，成绩好才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小马塘的学生成绩都不好，老师也没有重视过他们，孩子们退学是接二连三的事情。在那个只有升学率的时代，有时退学是被老师和学校逼迫的，初二结束，学校会给老师任务，劝退班上成绩差的同学，承诺一年后发毕业证书，有的班级劝退达到二十几个，因为这部分人将会影响到整体的升学率。我自己经历了这件事情，一天自习课，班主任把我叫到讲台，通知我不能参加中考，因为我成绩太差，顿时！我当着全班泪珠滚落下来，我努力读了这么多年书，居然没有权利参加考试，对一个孩子来说，天塌下来都没有这么痛苦，一个我本来该获得的权利，我父亲想尽了各种屈辱办法才得以考试。普荣华的奶奶对我讲，他成绩不算差，但在学校街霸老欺负他，逼钱（勒索钱财），他害怕总是面对这些事情，阴影越来越重，就没有去上学，大人也默许了，对于学校来说，升学率也提高了那么一点点，对各方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圆满”的结果。各种原因退学后这些青涩的面孔游荡在村里，继续完成余下的少年时光，年龄小一点的帮家里做较轻的农活，他们完全长大之后，部分成家后按照父辈们的模式，依靠土地生活，这是他们最擅长和熟悉的，部分外出打工，这部分青年在村里时而风光，时而落寞，外界对他们来说太诱惑了，他们以能够到沿海一代打工为荣，这样算是见过世面了，家中的镜框里挂满他们寄回的照片，照片背景上一定有上海、深圳、广州等字样，这些照片替换掉上一辈在县城照相馆或当兵时期的照片。青年人是出去看世界的，不是为了安定地在一个工厂里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毕竟血液里流淌着山地民族自由的传统，所以他们不会长时间固定做一个工作，也不会长期在外打工，开始游离在村庄与外界。一些看似自由而不需要付出太多劳动、文化技术要求低的“工作”吸引了部分年轻人，如充当打手、做“小弟”、倒卖木材、烟叶、粮食等，据我所知大部分人没有从中得到可观的收益，其实这些行业都不是小马塘的青年们所擅长的。逢年过节在村里各种聚会上，时常听到他们操着憋足的外地口音，不时迸出几个流行的词汇，以脏话为多，他们成功时村里人对他们很尊敬，但这样的行业是很有风险的，处于黑白道之间，政策一变就成为打击对象，很多年青人又落寞地回到村里，只是不再受到村里人刻意的尊敬。总之，这是一段充满阵痛的社会快速变迁时期，这代年青人比以往的青年人更加勇敢地践行。
【E】2000年后的小马塘年青人，相比多了一些选择，这些选择是多年村子与“主流社会”交互的结果。80年代以前的小马塘村与外界保持着基本的交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的流通和国家行政层面的沟通，村干部会把上级行政指示转化为村里人能接受的一种方式灌输下去，村干部成为一个缓冲层，准确的说是高级翻译。80年代至今，是小马塘村与“主流社会”加速对撞融合的过程。青年人别无选择地与时代紧紧捆绑。
2000年以后，小马塘村的变化力度比1950年前后还要大。首先旅游业介入，“旅游业似乎不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基础设施投入，而更依赖于现成的自然资源：阳光、沙滩和友好的人民。”[注6]小马塘村坐落于磨盘山上，封闭的地理环境保持了良好的生态，于是被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成为旅游胜地。其次，是烤烟种植的发展。小马塘村没有经历城市化进程，而是直接进入全球化，“全球化指的是国家、地区和共同体，在经济往来、大众媒体和现代运输体系为基础连接起来的世界体系内，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注7]烟草的种植让小马塘村搭上了全球化的高速列车，本村所处2000米左右的海拔是烟草种植的黄金海拔，加上近年政府和烟草企业加大了对烟草种植的扶持力度，使其成为“强迫性、垄断性”的单一经济作物，成为这个地区的支柱产业，村民经济收入迅速成倍增加，从贫困村成为烟草种植模范村。
过去，年青人闲时到村后的山上摘野菜、唱山歌、跳舞、放牧、恋爱等，在这个天然社交场所消耗过剩的荷尔蒙。自从磨盘山建成国家级森林公园，村民也需要买门票，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烟草是季节性作物，使得年青人有了更多规律性的“假期”，村里的年青人闲时在家看电视、玩手机、打牌、喝酒等消遣娱乐。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是电视，电视在小马塘村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电视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信息传播者，观点塑造者和社交中介之一，电视在转瞬之间传递着国内外的图像和信息”[注8]。电视扩展了村人的视野，使其超越家庭和社群的边界，在家户和国家、世界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让农村人瞥见了城市生活，特别对于在没有阅读能力和习惯的小马塘村来说，电视几乎是唯一了解国内外信息的渠道，是村落通向全球化的主要入口。近几年，年青人用手机代替电视，更加有效的接受着“主流”的“洗礼”。
2000年后，村子里开始出现大学生，这在过去是不可以想象的，考学将成为部分年青人的选择。对外界的接受能力不是靠一代青年建立起来的，而是几代人积累的结果，这些考学成功的青年，大多来自父母是村干部、工人、或退伍军人，经济条件较好，或与外界交流较多的家庭。到目前为止，总共有四个大学生（一个重点本科，两个普通本科，一个专科），三个选择了师范类，没有选择师范类专业的现在也做了教师，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师范类就业压力小、学费低，日后有稳定收入和保障。明显的，稳定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他们还来不及培养爱好，或许小马塘村大学生的后代可以谈谈理想。
2000年后，古惑仔式的价值观已经不盛行，经济代替暴力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国家强制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老师和学校也不得劝退学生，大部分家庭也有能力支付孩子上学费用，但弃学还是时常发生，而这个弃学原因按照“主流”和精英标准，是完全立不住的，甚至是无病呻吟，主要是对环境的不适应和学习成绩差。我们很容易去责备一个孩子不努力学习，却常常忽略个体的思维习性、智力模式、性格特点，在跨文化学习的时候，原有的思维习性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甚至是终身，生搬硬套的代入另外一个文化体系之后它的敏感度就会很弱，甚至失效，当然不是不可以跨越。在一个自然、缓慢、封闭的小型文化环境成长起来的人，要适应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社会，是需要更多的教育引导与投入的。美国黑人从忧郁的热带贩卖到了美洲，几百后才稍微适应了美国社会，所从事的更多是他们本来就擅长的娱乐和体育业，但他们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仅高于印第安人。[注9]小马塘村的现实是村里的孩子没有幼儿园可上，学前教育靠的是大人和电视，而在临近的乡镇与县城，六十年前就已经普及了幼儿园教育，在他们整个学习期间，没有参加过任何课外的兴趣班，唯一的娱乐是周末回村里，在自己熟悉的环境，把紧绷的心弦放松。总之，好成绩并不是努力就可以获得的，受很多隐秘的、无法言说的原因的影响，孩子们承受着家长的责骂，老师的冷漠，社会的嫌弃坚强地退学了。
游离的青年
目前，小马塘村青年的主体是那些没有继续上学、已经成年的这部分，他们比以往的年青人都要复杂，游离多变。
首先从职业上来看，过去在村里的年青人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现在出现了多种职业。三十出头的普云祥早年去当兵，回来后做了两届村长，任期满后，开办了个小型养鸡场，购置了一辆卡车，往各地运送鸡蛋，最远达六百公里外的西双版纳，当兵到村干部近十年的经历，让他获得了人脉和相对自如的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在和他的聊天中，能感觉到他一直看着外面，寻找着各种机会，他似乎已经不愿意依靠土地来生存，但他不敢完全离开村庄去外地创业，因为这会加大经济成本和风险，他说他也不适应长时间待在外面，久了就会想回来。
方学贵是一个经历及其丰富的年青人，小学未毕业便辍学，辍学到成年前，游离在村子与县城，有时候帮助家里干农活，有时候到县城操社会当古惑仔、开酒吧，后来因偷盗被劳改两年，刑满释放后在村公所担任兽医四年，之后和妻子一起去了沿海打工，不到两年便回到村中，在这期间一次仪式聚会上，他问我：“你一直在外面，有什么东西外面比较流行，这边还没有的，我想拿来做投资，你帮我留意一下”。三年前他凑钱买了推土机、翻斗车、小汽车，做起了倒卖石材的生意，此时刚好是这个地区大力投入交通建设的时期，他雇佣十几个伙计帮他干活。去年，政府在小马塘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三百多年来样貌从未变过的村庄，在接下来几年内要从土房变为水泥房，普开贵抓住时机转变成了包工头，给村里人建房子，他从几年前村里人嫌弃的“街霸”，变成一个每家都用酒肉拥戴的包工头。
普开学，他过去是年青人的榜样，如今消失了！普开学小学毕业后没有再上学，其父亲做过县城钢铁厂的出纳，带他走过些地方，他们家在县城租了房子，游离在村子与县城，过着“双城”生活，十八岁便考了B照，在县城一个车队给人开车，要知道在这样的地方运输业和黑社会几乎是代名词，车队里打手、贩毒、走私者等鱼龙混杂，他难免与这些东西有了瓜葛，几年后的一天，他突然辞掉了工作回村里过起了平静的生活，偶尔拉石头去县城出售，村里人觉得这件事情很离奇，但是离奇的事情还在后面，五年前的一日早晨，他离开村子至今再也没有回来，加上他过去的经历，村人对他充满了各种比电影剧本还复杂的猜测，半年前我见过他的两个女儿，我也没有勇气提起他们的爸爸，但愿还在远方。
普昌是一个村里典型的90后青年，初一弃学，模模糊糊地度过了少年时光，看着村里的年青人大部分都去沿海打工，回来讲述外面的世界，让他蠢蠢欲动，他厌倦了村里的生活，更不愿意象父辈们那样可以预知自己一生的活着，于是他迫不及待的加入了这个成人礼般的事情，外出打工，是的，这只是个仪式，一年后他受不了沿海快节奏的工作和压力，回到了村庄。他和我谈论的时候，时常透露出他是出去过的这个信息，我想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通过外出打工，再回来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获得身份的升华，他也许会长时间待在村里，但是他已经自我认定不属于这里，这完全符合特纳的仪式理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虽然帮助家里做农活，但是他却不是那么积极，一直希望去县城生活工作，在父母千方百计的努力下，找到一个在县城武装部的临时工作，每天巡逻街道，没有太大工作量和压力，工资收入完全无法与这几年村里蓬勃发展的烟草种植相比，甚至父母还有给他补贴生活费，但他在乎的不是收入，而是一种身份的摆脱。
村里还有很多的年青人，但他们的状态和生活方式和我以上描述的几种差异都不会太大，毕竟这阶段没有太多选择。文章结尾，本来想对各个时代小马塘青年做总结评议，但我发现这都是多余的，我仅仅希望这个剧烈变迁的时代尽快过去，让小马塘青年不再因为与“主流”的差异而被迫选择，如果教育是过渡的最好方式，那希望教育能够抹去这种融合的尴尬与痛苦。
普耘，出生于云南新平县，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教师。
注释
[1] 滇中南彝族支系。
[2] “努者”为小马塘村先祖，“怒”的发音聂苏语为“猴子”之意，由于记不清先祖的彝族名字，只记得是属猴，所以“努者”为“属猴的人”来称呼先祖。
[3] 临安：今建水，明清两朝为临安府所在地和滇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4] 在1950年代前后偶尔有马帮路过村子，村民们特别怕生，都会远远的躲避，因为马帮通常为汉人，这样的事情不仅小马塘，这一带都如此，传教士兼学者保禄·维亚尔曾描述“尼天生腼腆”，“他们躲避陌生人，就像陌生人会带来瘟疫那样”，因此县城的汉人用“倮倮见大马”来形容一个人没有见过世面，又怕生的人。
[5] “咪嘎哈”是滇中南地区彝族聂苏支系的隆重仪式，是以村寨为单位的集体性大型祭祀活动，一般在初春属马日或属鼠日开始，为期三天左右，在村寨附近的密林里展开，整个活动围绕着祭龙的对象英雄先祖支格阿龙神或多棵通达神灵的树展开，是滇中南聂苏最重要的节日和祭祀活动，对滇中南彝族聂苏来说祭龙仪式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不可替代。
[6] 《人类学概论》，庄孔韶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P335。
[7][8] 《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美]康拉德·科塔克著，张经纬、向瑛瑛、马丹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P196。
[9] 美国黑人与美国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比为62:100，数据来自《美国种族简史》，[美]托马斯·索危尔著，沈宗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P6。
《同时》是一份以联结“青年状态”为出发点的刊物，试图呈现、凝聚不同领域的行动者在创作和实践中的经验思考。
编辑：李筱天、冯俊华、朱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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