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青 | 为什么要搞DIY音乐场景
《同时》在“东京自治区”认识的丹青，本文里，他介绍了自己如何投身于行动主义的泛亚洲青年联结中。记得在东京，各个城市的朋友成群结队，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丹青总是一副睡不够、屌屌地努着嘴的造型，后来，我们听说他喝多撞断了指骨……去年十二月，他和谢硕元到广州探望我们，也就有了这篇约稿。
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我都在一个名为愁城的摇滚音乐人集合（collective）里混迹、生活与工作。之所以称其为集合，是因为这个团体不同于一般的音乐厂牌（music label），它不具有企业（cooperation）的形式，也不只是朋友间鬼混玩乐的团伙（crew）；一群玩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可以做的事情远比喝啤酒和玩音乐更多，愁城里的这些人，对于解放政治的热衷程度又明显高于其他的音乐队体，互助与共力的生活/工作方法也在这个集合中根深蒂固。这个团体的样貌也许更像一个音乐人的合作社，但由于合作社这个词其本身的政治含义与形象过于稳固，所以我才用“集合”这一说法暂时加以描述。
2015年五月，来自台北的三只朋克乐队：罢黜者、失心疯、暴民相继解散或休团，原本常聚在一起的一群摇滚乐爱好者因为自己喜爱的乐队没有了演出而失去了聚会的理由。七月，身为罢黜者乐队鼓手的好友“鸡哥”，将这群朋友中对于政治感兴趣的人集结起来，于社子岛尝试推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读书会。同年冬天，读书会改组为一小志（zine）的编辑群，团体内部讨论的主要内容转向摇滚乐的文化与历史，以及对现实政治的讨论和反思，“愁城”这一名称也第一次出现在这群人中间。
2016年1月，在与台北的另类咖啡店“半路咖啡”及东京社会行动团体“素人之乱”的合作下，一众友人拆了台北市永福桥下工地的围栏，办了一场“东亚大笨蛋串联派对——愁城闹事音乐会”，串联起台湾北中南各地的摇滚、电子、说唱音乐人与冲绳的朋克团体，成为愁城这伙人的首次公开亮相；4月，愁城的部分成员赴冲绳参加当地朋克举办的DIY性质的Oddland Festival，并声援冲绳反美军基地的抗争活动。返台之后，成员间对于自主举办音乐活动的信心明显增强，原小志编辑群的定位也进一步转向DIY音乐活动的主办团体，当然一直以来对于政治观念与摇滚乐文化传播的动力也同样加强了。8月，愁城的这些家伙们把台北市的另一处咖啡店——大安区的“楼下咖啡”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演出场地，以“东京前夜祭”为名，8个乐队开开心心地折腾了半天，终于又搞出了一个有趣又挠人的趴体。此后，愁城的成员又集体出走东京、香港等地，与各处致力于文化行动的朋友见了再见；而当2017年到来时，新的计划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到，喜欢音乐的人听音乐、玩音乐就好了，为什么要劳心劳力地搞一个DIY场景出来呢？这难道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了吗？
不得不说，愁城会走上现在这条自主共力的道路，是受到了80年代的左翼/无政府主义朋克乐队：Crass、Subhumans或是Dead Kennedys的影响，也受到了原台湾朋克团体——共力社的启发。虽然在论述上尚显稚嫩，但在朋克这种激烈的音乐形式的催化下，反叛与追求进步的想法往往可以被迅速地转化成文化实践。自己动手的文化实践，虽然与宏观的政治或社会运动样貌迥异，但其在生产方式上的另类尝试，蕴含着推进社会进步的意愿。作为一个音乐人的集合，在愁城成员间，文化行动如何可以介入政治、文化实践本身是不是政治实践、或音乐人/文艺工作者参与社会运动时是否可以避免仅仅作为工具与陪衬，一直都是相互讨论的重点。自解严以来，台湾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但文化创造在运动中的位置始终被动，文艺工作者或自愿成为运动的吹鼓手、宣传队，或仅仅作为表演嘉宾成为抗争舞台上的陪衬，文艺生产与政治正确之间的关系一再尴尬。在自身能力尚显不足的情况下，对日常生活政治的另类尝试便成了愁城展开文化实践的起始点。
身体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场域，对于都市中的人来说，我们的身体早已被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的条条框框规训得单调乏味，无论柔顺或是僵硬，劳动者该拥有怎样的身体并非由自己决定的；但音乐可以给我们一个重新掌握、改造自己身体的机会。时而躁动亢奋、时而惬意悠然，在不同的音乐中，我们可以将身体的节奏从异化的作业流程中抽离出来，调试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在音乐展演的现场，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身体碰撞、冲突、纠缠与厮磨又会被放大。但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台北的音乐现场随着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音乐展演时观众的主动性——尤其是身体的主动性——却变得愈发孱弱。如果专业的演出场地与表演活动无法提供参与者释放身体的情境，那我们何不自己动手来造一个我们想要的场面，让我们被越来越多的规矩和门道所压抑的身体重新展现出来。而在身体之外，对于台北这座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城市来说，城市的空间早已被商业化、私有化的逻辑所分割，集会与声音是被严格管控的（虽然不是以压迫的形式）。在自主的摇滚乐场景中，我们可以尝试挑战城市的空间秩序；自下而上地对于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的争夺并不一定需要庞大的“市民社会”的运动，更草根的、直接的文化实践同样可以作为彰显民众力量的方法，或至少开启一条进路。
在愁城的行动想象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便是“东亚大笨蛋”的串联。“东亚大笨蛋”这一概念最早由“素人之乱”的组织者松本哉（Hajime Matsumoto）所提出，旨在描述在东亚诸国政治普遍右倾的现状下被剥削与排除，而采取另类、有趣的社会生活实践方式进行抵抗的人群。而对于愁城的音乐人来说，各地摇滚乐场景的交流，音乐人在各场景间的直接流动，不仅可以促进音乐与文化上的沟通与相互借鉴，更能带给人不一样的空间观念。当代世界的版图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所割据，不同国家的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的人往往因为国界与国家观念的限制而各自为政。通过跨国的音乐人互动，一种具有反叛意味的地理图绘可能由此诞生，沟通网络中不再需要民族国家——城市——音乐场景这样的垂直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各音乐场景之间的直接联系，而这种草根的草根的网络在每个具体的地方又可以自下而上的对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干扰。
以上几点，也许就是愁城这个时而躁进、时而懒散的音乐人集合的所做与所想；当然，经由我个人的描述，只能带给大家粗略的印象，观点上也难免以偏概全。而一个DIY音乐场景的生成，更需要各式各样的人广泛地串联起来，共同经验与创造。
对于我个人而言，来到台北五、六年了，总算是习惯了这个城市。在奔忙与虚耗交叠的日复一日里，饮食的口味清淡了下来，说话的口音也不再像个外来人了。若不是有这样一篇“命题作文”要写，总也来不及/懒得/不愿意回想过去这几年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但也得益于要写这篇文章，我才有机会重新认识一下自己与身边这群朋友正在做些什么。初到台北之时，我还是一个宗教研究所的新生，成日醉心于艰深而神秘的理论与典籍，却走不出虚无的深谷，日常生活中的挫败与萎靡久久找不到原因。也说不好转变是从那天开始的，只能说当我意识到不听音乐、不玩音乐是多么难以忍受的时候，才终于将自己规整起来。症状（symptom）是主体的疮疤，当主体欲盖弥彰地遮蔽着自身构成性的内在冲突时，症状会反复提醒你自己并非没有问题。假使摇滚乐正是我个人的命门，那我也只好将就着它继续生活；说不好未来我会把它彻底吸收掉，还是被它反噬。只能说，作为一个摇滚乐爱好者，总能凭着那些最简单粗糙的曲调“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战友”，有幸在背井离乡的时候，可以同一帮好友一起做些有意思的事。毕竟不能只是变着花样地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王丹青，台北文化行动团体“愁城”成员，爱好朋克音乐与DIY文化，现就读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班。
《同时》是一份以联结“青年状态”为出发点的刊物，试图呈现、凝聚不同领域的行动者在创作和实践中的经验思考。
编辑：李筱天、冯俊华、朱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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