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 | 妇女与社会颠覆
本文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经典文献，写于1971年。它说明妇女的无偿家务如何生产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最昂贵的商品：劳动力（即工人每天去给老板打工的能力），并探讨妇女如何能够利用这一知识去参与阶级斗争，促进能够真正解放妇女的共产主义革命。1972年，它与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写的《妇女的位置》及两位作者合写的序言一起，编成《妇女的权力与社会颠覆（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出版。
虽然当下中国妇女的状况和总体社会环境与阶级斗争高潮时期的意大利大为不同，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一些共同点和启发（比如，想想“女德班”，想想“自我剥削”，当然还有更多），这是《同时》发表此文的动机；以及，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写作本文时是28岁，与《同时》的编辑及（大多数）读者们同龄，这使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篇同时代人的作品。
本文经作者授权。
《妇女的权力与社会颠覆》初版封面
牛XX 译
以下评论尝试对“妇女问题”进行定义和分析，并将该问题置于被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创造的全体“女性角色”中进行讨论。在本文中，我们以家庭主妇作为女性角色的中心进行探讨。我们认为每一位妇女都是家庭主妇，甚至那些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妇女亦是如此。换言之，家务劳动不仅按照劳动时间和劳动性质来衡量，还以其生成的生活和关系性质来衡量，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家务劳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妇女的地位，与身在何方、属于哪一阶级无关。在本文中我们虽然关注的是工人阶级妇女的处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工人阶级的妇女才受剥削。相反，本文旨在证实工人阶级家庭妇女扮演的角色对于其他所有妇女的处境具有决定性，而前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切将妇女看做是一种社会“种性”（caste）[注1]的分析都必须从对工人阶级家庭妇女处境的分析出发。为了以家庭主妇为中心进行讨论，首先需要进行简要地分析，包括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摧毁各种已有的家庭和共同体类型以形成现代家庭的，以及家庭主妇在现代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资本主义对家庭和共同体的摧毁过程尚未结束。尽管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就西方世界尤其是意大利展开讨论，但我们希望澄清的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控制着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对各种已有的家庭和共同体类型的摧毁必然发生或已经开始。我们也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所熟知的拥有先进技术西方国家的家庭形式，是家庭在资本主义下所能呈现的最终形式。但若要对各种新趋势进行分析，就必须先对资本主义如何形成了今天的家庭形式，以及妇女今天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并将其看作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时刻进行分析。我们还打算通过对在家庭之外工作妇女的处境进行分析，完善对女性角色的探讨，但是鉴于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只能择文再议。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展示两种独立体验之间的联系，即作为家庭主妇的体验和作为工作妇女的体验。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妇女日常斗争，直接与工厂组织和家庭组织进行对抗。自那以后，妇女在家庭内外的“不可靠性”迅速增加，并直接与工厂通过时间和空间展开的管制进行对抗，与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组织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注2]进行对抗。青年男女工人更易旷工，更不遵守时间安排，工作流动性更高。但是，在青年时期的关键时候，男性往往是新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整体上女性则不用受此束缚，但却必须一直考虑家务劳动，因此女性注定更不遵守工作纪律，破坏生产流程，提高资本成本。（这也是实行歧视性工资的一个借口，歧视性工资一般数倍于资本损失的补偿数额）。无法遵守工作纪律也是家庭主妇们在将孩子留给工作丈夫照看时的说法。 这一趋势正是也将越来越成为工厂和社会工厂体系中危机的决定性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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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妇女运动频发，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运动拥有不同的指向和范围，其中有些人认为社会的根本冲突是男女之间的冲突，有些人则认为妇女的处境是阶级剥削的具体表现。乍一来看，前者的立场和态度较为复杂，对于那些之前参与过激进政治斗争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认为应当指出的是，那些以性剥削作为基本社会矛盾的妇女，是显示我们自身挫败程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妇女运动内外数以百万计的妇女都有过这种挫败感。有些人是这样定义她们的女同性恋关系的（在此我们特别涉及美国运动中的一些观点）:“因为我们同女人在一起，所以我们承认不再忍受同男性的关系。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将妇女放在从属地位的权力关系。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被转移了，我们的力量被分散了，我们的目标被限定了。意识到这些，我们与妇女的联合便会开始。”基于这种对异性关系的拒绝发展出的一场女同性恋运动，认为有可能构建一种没有性权力斗争、没有生物社会单元的关系，同时认为我们需要接受更多的社会可能性和性可能性。现在，为了理解妇女以越来越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挫败感，我们必须明确是资本主义家庭的本质导致了这种大规模危机的出现。但是对妇女的压迫毕竟在资本主义出现前便已存在。资本主义加剧了对妇女作为女性的剥削，却也带来了最终解放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家庭的起源
在资本主义出现前的父权社会中，家和家庭对于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来说至关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社会化生产逐渐以工厂为组织中心。那些在工厂这一新生产中心里工作的人们可以得到工资，进不了工厂工作则领不到工资。由于家庭得依赖于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劳动，所以他们失去了家庭所赋予的相关权力，而这却被认为是社会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必要的。资本摧毁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共同体和生产，一方面这将基本社会生产集中于工厂和办公室里，另一方面则从本质上让男人脱离了家庭，将其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男人必须肩负起为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简言之是肩负起为所有没有工资的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从那时起，那些无法生育、无法为工资赚取者提供服务的人开始被从家里驱逐出来。首先男人离开了家，然后是孩子；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家庭不仅失去了生产功能，也不再是教育中心。
男人基于严格的劳动分工担任着父权家庭专制领袖的角色，以致于妇女、儿童和男人的体验从获得时起便具有了矛盾性。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农奴共同体里每一位成员的工作看起来都有着相同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封建领主的财富，要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在这种程度上，整个农奴共同体都被迫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展开合作，其中妇女、儿童和男人的受限程度是一样的，这正是资本主义需要打破的。 就此意义而言，不自由的个人和不自由的民主同样面临危机。在从农奴制到自由劳动力的发展过程中，男性无产阶级同女性无产阶级分离开来，两者再同他们的孩子分离开来。不自由的男性家长转变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两性和世代的体验变得矛盾重重，导致了更深刻的异化和更具颠覆性的关系。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儿童同成人之间的分离对于理解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分离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完全理解就妇女运动而言斗争组织只能以克服分离为目标来说至关重要，分离是以雇佣劳动的“自由性”为基础的，就算妇女运动采取了暴力的形式、拒绝与男性建立任何关系，也只能是努力克服这种分离。
教育中的阶级斗争
通过对近几年新出现的学校进行分析，特别是那些伴随学生运动诞生而出现的学校，我们认为学校就是意识形态规训、塑造劳动力和老板的中心。那些可能再也无法出现，或至少再也无法达到如此深刻程度的，正是先于所有这一切之前存在的；这便是孩子第一天上托儿所时经常遇到的，当他们发现自己被丢在托儿所、父母抽身离去时，一股绝望之情油然而生。但就在这一刻，学校的故事便开始了。
以此来看，小学生并不只会跟着高年级的孩子鹦鹉学舌，要求“免午餐费、免学费、免课本费”，他们也可以以某种方式同高年级的学生联合起来。 小学生们，工人的子弟们，往往已经意识到了学校正以某种方式令其同自己的父母和同侪进行对抗，因此他们便本能地开始抗拒学习，抗拒“接受教育”。被关在英国“智障学校”（educationally subnormal schools）里的黑人儿童身上也出现过这种抗拒。跟黑人工人阶级的孩子一样，欧洲工人阶级的孩子认为老师就是教给他们对抗父母方法的人，这种对抗不是为了孩子自己，而是为了打击工人阶级。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受剥削阶级的子女在统治阶级组织和控制的机构中接受规训和教育的生产体系。
那些上了大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很少上不了大学的）洗脑洗得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无法再同自己的社群进行对话，这最终可以证明这种始于托儿所的异化灌输是以家庭分裂为基础的。
然后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了第一批出于本能反抗学校和学校教育的人。但是他们的父母之所以将其送往学校，并用学校限制他们，是因为父母们认为孩子应该“接受教育”，应该接受训练远离限制自己的流水线或厨房。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孩子展现出了某种天资，全家的关注将立刻聚焦，为其提供最好的条件，即使牺牲他人也在所不惜，全家人希望这个孩子能带领他们跳出工人阶级，并为此孤注一掷。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资本流动的方式，资本利用父母的强烈愿望，规训新劳动力。
在意大利，父母越来越没法将孩子送去上学。孩子对学校的抗拒甚至在还未组织起来时便愈演愈烈。
儿童们的抗拒随着学校教育的增加而增强，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拒绝接受资本对其年龄的定义。儿童看到什么便想要什么；他们尚未理解一个人只有付钱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为了有钱付款，必须要有工资，因此也必须是成人。怪不得很难跟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无法拥有电视告诉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但是新一代的儿童和青少年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难向他们解释，变为成年人是一个专制的时间点。相反，年轻一代正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年龄：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南部，年仅6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对抗警犬了。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和北爱尔兰见到了同样的景象，儿童像成人一样积极地进行反抗。如今儿童（和妇女）已经被认为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无怪乎出现了更多儿童（和妇女）参与革命斗争的例子。新的情况是，尽管儿童被排除于直接生产之外，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参与有了“自主性”（autonomy）[注3]。在工厂中，青少年们拒绝接受年长工人的领导，在城市里，他们成了反抗先锋。在大城市里，好几代核心家庭都产生了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始撼动既有权力的框架：在第三世界，先是失业的年轻人在街上闲逛，然后才是工人阶级组织工会。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6月1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一次校长会议，有位校长因为打学生而受到了警告：“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因素’潜伏在各个角落，似乎计划着侵蚀所有权威的力量。‘这’是一个阴谋，企图摧毁我们赖以构建文明的价值观，我们的学校就是这些价值观的坚固堡垒。”
对无工资者的剥削
我们想就反抗的态度提出几点看法，这种态度正在儿童和青少年间传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和黑人的孩子间传播，我们认为这同妇女运动的爆发以及妇女运动本身必须考虑的事项密切相关。我们面对的反抗来自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被生产系统分离开来，在行动中表达了自己的需要——摧毁在“社会存在”[注4]领域里阻碍他们各种力量，只不过这次这些人是作为个体团结起来的。
妇女和儿童被排除在外。一方通过排除对剥削展开反抗表明另一方也在反抗。
因为资本雇佣男性并将其变成雇佣劳动者，才导致男性和其他所有无工资的无产阶级之间出现了裂痕，后者因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因此也被认为无法成为社会反抗的主体。
自马克思以来，大家都明白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和发展，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便是雇佣劳动者和对其的直接剥削。工人阶级运动组织尚不清楚或尚未接受的是，资本通过工资对无工资劳动者进行剥削。正因为无酬劳动隐藏了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实施起来甚至更畅行无阻。换言之，工资控制的劳动者数量要比工厂谈判中出现的更多。至于妇女，她们的劳动似乎成了资本之外的个人服务。表面上妇女只用忍受男性沙文主义，忍受他们的颐指气使，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普遍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坏行为”；注意到这点的少数人（男人）却想说服我们这是“压迫”，不是剥削。但是“压迫”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更普遍的一面。资本将儿童排除在家之外，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仅仅是因为孩子妨碍到了其他人更“有生产力”的劳动，或是为了对孩子进行教育。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迫使每个体格健全的人按照劳动分工发挥其作用，这即便不能立即也终将有益于资本支配的扩张和延伸。这才是学校的根本意义。至于儿童，他们的劳动似乎就变成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学习。
无产阶级的孩子被迫在学校接受一模一样的教育：这是资本主义与学习的无限可能性进行的对抗。另一方面，在家中，妇女受到孤立，被迫进行无需技能的劳动，为生孩子、养儿育女，对劳动者进行规训、为其提供服务。她在社会生产周期内依然扮演着隐形的角色，因为只有她们的劳动成果，即劳动者，才是可见的。结果妇女囿于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中，无工资可领。
当我们说到“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时，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妇女拿着扫帚扫地。就算是设备齐全的美国厨房，也无法反映技术发展的水平；最多只能反映十九世纪的技术水平。如果不是按时计薪，在一定限度内，是没人关心你做家务的时间的。
家务和其他工作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异，还存在着质的差异，这一差异源于家务劳动生产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除非阶级和资本之间出现了对抗，否则一般而言，劳动生产力是不会提高的：技术创新和进行合作的时刻，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的时刻，是资本主义进行回应的时刻。但是就算这点适用于商品生产，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这里也说不通。就算技术创新可以降低必要劳动的限度、工人阶级的工厂斗争可以利用创新获得空闲时间，这点也不适用于家务；她得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生育、负责照顾孩子，家务劳动更高的机械化程度并不会省出时间。她得一直在岗，因为机器不能生孩子，不能照顾孩子。 因此可以通过机械化提高生产力的家务劳动就只剩一些特定的服务了，例如烹饪、洗涤和清洁。妇女的工作无休无止，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器帮忙，而是因为她们是孤立的。
证实有关“女性无能”的迷思确实存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妇女囿于孤立的状态，封闭在家庭之内，完全依赖于男人。她不享有自由雇佣奴隶的新自主性，依然处于个人依赖的前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这次却更为残酷，因为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无处不在的大规模高社会化生产。妇女无法胜任某项工作、无法理解某些事务的观点源于历史，这段历史在某些方面与低能学校“落后”儿童的遭遇何其相似。只要妇女还与直接的社会化生产隔绝开来，在家中被孤立起来，她就不享有邻里之外社会生活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也不享有接受社会知识和社会教育的可能性。当妇女被剥夺了组织和策划集体工厂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的各种体验时，她们便不能接受基本教育，没有社会反抗的经验。这种经验主要涉及了解自己的能力，换言之，了解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所处阶级的能力和力量。因此，妇女遭到的孤立便向社会和她们自己证实了“女性是无能的”迷思。
这一迷思首先隐瞒的是，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共同体内组织群众斗争，发动集体抗租运动和针对通货膨胀的斗争，是因为以共同体内妇女不断的非正式性组织为基础；然后隐瞒的是，在直接生产周期的斗争中，妇女的支持和组织，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至关重要。到了关键的时刻，妇女网络正是通过那些“无能女性”的才能、精力和实力才得以成形并发展起来的。但是上述谬见依然存在。当妇女可以与男人一起宣布成功地渡过了失业难关，或成功地渡过了难关并取得了罢工胜利时，胜利的战利品才属于“整个”阶级。妇女就算不是没有，也很少为自己争取任何好处；很少以通过各种手段改变家庭权利结构及其同工厂之间的关系为斗争目标。不管罢工还是失业，妇女的工作远未完结。
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
资本主义的诞生虽然摧毁了作为人的妇女，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即减少妇女的身体完整性。资本主义出现前，男女的“性”（sexuality）[注5]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各种形式的制约。虽然有过各种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但是现在这些方法已经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资本让家庭以核心家庭的形式呈现，在家里女人得服从男人，因为女人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也不会独立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妇女进行各种创新和开发工作的可能性被切断了，随之切断的还有其性、心理及情感自主性的表达。
我们认为：妇女身体完整性的缓慢发展，是不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包括从大脑到子宫的一切。与他人一起参与火车或飞机的生产，完全不同于几个世纪以来孤零零地在几平方英尺的厨房里拿着同样的扫帚打扫卫生。
这并不是在飞机制造领域呼吁男女平等，而是设想两种历史之间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实际斗争形式的差异，还揭示了一直以来处于隐形中的一些事实：过去妇女斗争的不同形式。妇女被剥夺了各种开发创造性能力的可能性，她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剥夺了性生活，性生活只是为了生育劳动力：我们关于家庭服务技术水平的看法同样也适用于生育控制（顺便提一下，同样也适用于整个妇科领域），适用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的对象总是被忽视直到最近才引起关注，不出所料，当大多数原始的节育方法不再奏效时，妇女只能生下孩子，无权堕胎。
这是一种对妇女的彻底贬谪，自此资本开始塑造女性角色，利用男性在家里贬谪女性。男人是雇佣工人，是家长，是“妇女剥削”这种“特定剥削”的特定工具。
劳动分工的同性恋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便可解释在何种程度上社会导致的男女之间关系的破裂决定了男女之间关系的退化，从此女性便从属于男性，被物化，成为男性的“补充”。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妇女运动中各种趋势爆发是合理的，女性欲以这种方式与男性进行斗争，甚至不再希望靠自己维持性关系，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各种关系都是令人沮丧的。权力关系排除了出现任何好感和亲密关系的可能。但在男女之间，权力的权利便是控制与性相关的好感和亲密关系。就此意义而言，同性恋运动是最大规模的尝试将性从权力中解脱出来的运动。
但是一般而言，同性恋同时也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框架之中：女人待在家里，男人待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全天彼此分离；一家拥有1000名女工的工厂需要10名工头；一个打字小组（当然全由女性组成）为50名职业男性工作。上述情形均属同性生活框架。
资本将异性恋升级为了一种宗教，与此同时却在实践中让男女无法彼此接触，不论是在身体方面的还是在情感方面，资本除了在性、经济和社会规训方面支持异性恋，在其他方面均暗中破坏异性恋。我们认为我们应就上述事实展开讨论。同性恋趋势的爆发一直以来都对妇女运动至关重要，因为相关趋势让宣布妇女斗争的特殊性变得紧迫了起来，特别是深度阐明妇女剥削的各个方面和相互联系。
剩余价值和社会工厂
现在，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澄清，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流派（特别是在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点。即当妇女不在社会生产之内，不在社会生产周期之内时，她们也不在社会生产力之内。换言之，妇女往往被认为在心理上处于从属地位，除了少数女性离家工作外，大多数女性尚在生产之外；妇女本质上是一系列家庭使用价值的提供者。这基本上就是马克思的观点，是他在目睹了工厂女工的遭遇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妇女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至少在家里她们的生活方式更高尚。但是马克思从未意识到家庭主妇角色的真正本质。但是很多观察者们却已经注意到了，在兰开夏郡，一个世纪以来都是妇女在担当棉花工人，她们在性方面更自由，也有男人帮忙干家务活。另一方面，在约克郡的煤矿区，妇女很少离家工作，丈夫更占支配地位。甚至是那些能够在社会化生产中定义妇女剥削的人，也不能理解妇女在家的剥削地位；男人在与女人的关系里变得不够公正。基于上述原因，只有妇女才能定义自己，提出妇女问题。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工资里，家务劳动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也至关重要。 这点也适用于作为一种人格的整个女性角色，女性在各个层面均处于从属地位，包括身体上、精神上和职业上，在追求更高社会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女性一直以来并将继续位于一个明确且关键的位置上。让我们深入地探寻，妇女作为社会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所扮演的角色。首先从家庭开始分析。
A、雇佣奴役的生产力是基于“无工资的奴役”
人们往往认为，根据雇佣劳动的定义，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是不具备生产力的。事实则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将规模巨大的社会服务变成了私人活动，放在了家庭主妇的肩上。家务劳动本质上并不属于“女性工作”；跟男性相比，女性在进行洗涤和清洁时，并不会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亦不会减轻疲惫程度。由于这些工作服务于繁衍后代，故属于社会服务。而资本则通过构建核心家庭结构，将男性从相关功能中“解放”出来，自此男性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可以直接进行剥削了；自此男性能够自由地“赚”钱，让女性为其繁衍下一代劳动力了。 资本成功地将男性变成了雇佣奴隶，然后又成功地将相关服务分配给了家里的妇女，借此控制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意大利，妇女对于家庭来说依然是必需的，资本依然需要这种家庭形式。大体上以欧洲目前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意大利，资本依然倾向于进口劳动力，从欠发达的地区进口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劳动力，与此同时把妇女困在家里。
妇女提供服务，不仅仅是因为她们不计薪酬地从事家务劳动，不会罢工，还因为她们总是欢迎那些因周期性金融危机而失业的家人回家。家庭是母亲的摇篮，时刻准备着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保护，事实上这是失业者最好的保障，这样他们就不会一失业就变成一群具有破坏性的失败者了。
工人阶级运动中，有组织的政党均小心翼翼避免触碰家务劳动的问题。他们一直把妇女视为较低的一种生命形式，除此之外，甚至是在工厂里，提出相关问题也会挑战工会的整个基础，工会这种组织只负责处理（a）与工厂相关的事务；（b）可计算和“付薪”的工作时间；（c）与工资中发放部分相关的事务，不涉及被收回的那部分，即通货膨胀。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强迫下，妇女往往不得不推迟解放的时间，推到未来的一个假设时间点，并完全依赖于男性为“他们自己”争取到的利益，但其实在上述政党的限制下，男性斗争的范围亦十分有限。
事实上，工人阶级斗争的每个阶段都加剧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和剥削程度。发放家庭主妇津贴的建议 （令我们不禁生疑为什么发放的不是工资）只说明了这些政党十分乐意进一步将妇女制度化为家庭主妇、将男性（和女性）制度化为雇佣奴隶。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我们中没人相信通过工作可以实现解放了。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工作依然是工作。雇佣劳动者的独立性仅仅意味着不论男女对于资本来说他/她是一个“自由的个人”。那些认为只要在家外找到工作就能让工人阶级妇女实现解放的观点，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沦为流水线的奴隶并不意味着从厨房水槽的奴役中解放了出来。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流水线本身的奴役性，并再次证明了如果不了解妇女是如何受剥削的，就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男性是如何受剥削的。这一问题如此关键，我们必须单独讨论。我们想在此澄清的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干活却没有工资，这意味着丈夫也是老板。丈夫成了家庭服务的唯一接受者，这使得家务劳动的性质变得模棱两可了起来，并更倾向于奴役。丈夫和孩子通过爱的参与和爱的勒索成了第一批工头，成了家务劳动的直接控制者。
丈夫总是边看报纸边等着妻子准备好晚餐，甚至当妻子跟他一起外出上班时也是如此。显然，以家务劳动为代表的这种形式特殊的剥削需要采取形式同样特殊的斗争，即在家里开展妇女斗争。
这种家庭模式才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家庭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且随着工厂里阶级斗争的阶段而变化，那我们的革命将步履维艰，不断延续并加剧阶级斗争的基本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换言之，我们将继续错误地认为我们自己只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工人阶级。只要有人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时时刻刻都将受到阻碍、遭受失败，难以充分地展开行动。在此我们不就其展开讨论。然而，为了揭示并谴责家务劳动作为一种被掩盖的生产劳动，这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妇女斗争目标和形式的问题。
孤立劳动者斗争的社会化
事实上，妇女紧接着便会提出相关要求，即“付我们做家务的工资”，鉴于意大利目前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令我们看起来好像打算进一步确定制度化奴役的风险，制度化了的奴役是伴随家务劳动而生的，因此在实践中支付家务工资的要求很难成为一种动员目标。
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发展阶级斗争的形式，不要让家庭主妇安静地待在家里，等着发放无法偿付其劳动的工资，最少也得让她们做好准备上街参加示威游行；我们必须发掘各种斗争形式，立即打破家务劳动的整个结构，彻底拒绝做家务，拒绝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拒绝让家变成贫民窟，因为问题不仅仅在于不做家务，而是要彻底粉碎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如何提高做家务的效率，而应该是如何在斗争中找到主角的位置，不是更高的家务劳动生产力，而是更高的斗争颠覆性。
要立即颠覆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无需每天都花时间熨烫床单和窗帘，无需不断地清洁地板直到反光为止，也无需每天拂去灰尘。但是还有很多妇女一直在做这些。显然不是因为她们傻：我们再次联想到上文中提到过的与低能学校的相似性。事实上，只有在家务劳动中他们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因为如前所述，资本已将女性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隔离了出来。
但不能因此自动认为与社会化生产隔离等同于与社会化斗争隔离：然而，斗争需要占用做家务的时间，同时也赋予了妇女另一重身份，此前妇女只能在像贫民窟一样的家里获得其身份。在斗争的社会性中，妇女发现并行使权力，有效地获得了新身份。新身份正是也只能是一种社会权力新的大小程度。
妇女进行社会斗争的可能性来自于家务劳动的社会生产性特征。尽管目前家庭服务实际上属于妇女的职责，但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家里的社会服务让妇女的角色更具有社会生产性。但是资本可以通过技术改善工作环境。尽管资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愿意这么做，但是至少在意大利，资本摧毁了家庭主妇作为核心家庭支点的地位。因此，我们期待家务劳动的自动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绝不会实现：核心家庭的延续与家庭服务的自动化是相容的。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资本则不得不摧毁我们所熟知的家庭模式；换言之，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就不得不进行社会化。
但是我们太了解他们口中社会化的含义了：至少是跟巴黎公社相反的！
资本主义的重组可能实现新的飞跃，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在美国和更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了新的飞跃，这都将通过构建一个更能反映资本主义平等性的家庭模式，来摧毁前资本主义的家庭生产关系，通过合作劳动摧毁其统治地位；通过让前资本主义式的不自由的妇女担当其支点，来超越家庭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彻底性”，让家庭在形式上更能反映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功能，即繁衍劳动力。
再回到上文中的讨论：妇女，家庭主妇，是认同家庭的，在做家务时也力臻完美。有句俗语耳熟能详：在家里你总能找点事做。
但她们不会看到家外的世界。家庭主妇的处境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模式，这样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被强加到她们身上，让她们觉得世界、他者和整个工作组织都是难以理解、本质上未知和不可知的；她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丈夫每天出门遇到这些事情，而她们感知这些的方式只能是，作为丈夫身后的影子。
所以当我们提出妇女必须推翻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必须走出家门时，我们的意思是在迈出房门的那一刻，她们必须是心甘情愿摧毁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这样才能与其他妇女联合起来，不仅是作为邻居和朋友，更是作为工作同伴和反对工作的同伴；因此，我们要面对各种困难，打破女性私有化的传统，然后让女性真正地团结起来：团结不是为了抵抗，团结是为了进攻，为了组织斗争。
对抗普遍的劳动形式，要普遍团结。同样地，妇女不能再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面对丈夫和孩子了，换言之，下班回家后用餐时不再当妻子和妈妈。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个领域均以家庭为前提，所以家外的每个斗争场所都为妇女提供了进攻的机会；工厂会议、邻里见面、学生集会，都是妇女斗争的理想场所，都是妇女得遇见并面对男人的场所，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妇女vs男人”，但他们代表的是个人，而非母亲/父亲、儿子/女儿，在家外，矛盾和挫败感很有可能一触即发，而这本来是资本打算令其在家中爆发的。
阶级斗争的新方向
如果妇女在工人集会上要求废除夜班，因为晚上除了睡觉还要做爱，而且如果白天工作白天做爱的话感觉会很不同，那么这就是在与工作的社会组织进行对抗，推动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立权益，对于丈夫和孩子来说，她们不再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妈妈了。
但是在新的干预和对抗中，妇女也表示，她们作为女性的权益并不像她们被告知的那样，与阶级利益相脱节、水火不容。长久以来，各种政治政党，特别是左翼和工会，都决定并限制了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域。做爱以及为了做爱而拒绝上夜班是符合阶级利益的。只要对为什么是妇女而非男性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究，便可明白整个阶级历史。
如果在学生集会上见到自己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他们的同伴也是一个个的个体；对于他们来说，你也是一个个体。很多妇女都流过产，也生过孩子。我们不明白在医学学生的集会上，不管是不是学生，为什么她们首先就不能作为女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我们以医学学生为例事出有因。不仅仅是当底层的病人被当做研究用的小白鼠时，在教室和诊所里，我们也总能看到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尤其是，妇女总是实验的研究对象，也是性蔑视、性虐待以及医生自大的主要受害者。）
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就是妇女运动的爆发表达了女性权益的特殊性，相关利益迄今为止均与资本主义式的家庭切断了联系。必须在全社会开展妇女运动，整个社会正是建立在对妇女权益的压榨之上的，整个阶级剥削都是建立在“妇女剥削”这种特定的“中介”（mediation）之上的。
所以在妇女运动中，我们必须确定存在剥削的各个领域，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发动斗争的过程中重新获得妇女权益的所有特殊性。
每个机遇都不应错过：受驱逐威胁的家庭主妇们可以提出反对，她们家务劳动的应付工资超过了每个月应付的租金。在米兰郊区，很多家庭已经开始以这种形式发动斗争。
使用家用电器令人愉悦，但是对于制造工人来说，制造大量的电器就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用工资是很难买下各种电器的，料想妻子们也得独自使用这些电器；这只能意味着她们得待在家里，只不过现在家的机械化水平更高了而已。幸运的工人，幸运的家庭主妇！
问题是没有集体食堂。我们必须牢记的是，资本首先得让所有工人都开上菲亚特，然后才可能开食堂。
因此，如果社区光有开设集体食堂的想法，而不将其纳入对抗劳动组织和劳动时间的斗争实践的话，则存在出现新飞跃的风险，在共同体的层面上和一些诱人的工作中，其对妇女的控制最为严格，因此很有可能食堂里的午饭非常糟糕。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食堂，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游戏中心和托儿所。我们想要食堂，我们也想要托儿所、洗衣机和洗碗机，但是我们也想拥有选择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跟几个朋友在私密的环境里用餐，可以选择花时间陪陪孩子、陪陪老人、照顾病人，可以选择时间和地点。“有时间”的意思是减少工作。有时间陪孩子、陪老人和照顾病人的意思不是到相应的托管机构里看一下就走。意思是我们这批首先被排除在外的人在斗争里应起带头作用，这样其他那些也被排除在外的人，即孩子、老人和病人，才可重新获得社会财富；重新与我们联合起来，我们也和男性联合起来，这一次不再是作为附庸而是自主地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被排除在直接的社会生产之外，排除在社会存在之外，而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
拒绝工作
我们拒绝接受“家务劳动”成为妇女专属的工作，凌驾于我们之上。家务不是我们的发明，我们也从未得到过补偿，他们却强迫我们每天干12至13个小时的家务，强迫我们待在家里。
我们必须走出家门，必须拒绝家庭，因为我们要同其他妇女团结起来，一同与所有认为妇女必须待在家里的情境做斗争，不管身在何处，是托儿所、学校、医院、养老院还是收容所，我们将同所有的妇女一起斗争。走出家门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因为我们在家中提供的社会服务无法在其他场合提供，因此所有在外工作的人便提出要求，干脆放弃一直肩负至今的重担，扔回到本应承担这一重担的资本的肩上。斗争引发的改变越激烈，妇女们就会越发加抗拒家务劳动，妇女们也会更激烈、更决绝，斗争规模就会更大。
工人阶级的家庭更难破裂，因为家庭支撑着工人，工人支撑着资本。家庭支撑着阶级，是阶级赖以维系的基础，尽管这是阶级牺牲妇女本身为代价的。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就像工会一样，家庭保护工人，但也确保了工人不论男女只能是工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妇女对家庭展开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看一看其他在家里或家外工作的妇女，有助于我们找到其他的斗争机会。只要我们的斗争针对的是工作，这种斗争便蕴含在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工作展开的斗争之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家务劳动对妇女进行剥削的历史仍然具有特殊性，这与核心家庭的存续息息相关。妇女斗争的具体过程是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建立起来的核心家庭。这为阶级斗争增加了一个的新维度。
B. 被动性的生产力
然而，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隐形的、无工资的社会服务提供者。如我们在开篇中所述，将妇女囚禁在单一的补充性功能中，并在核心家庭中使其服从于男性，都是以妇女缓慢发展的身体完整性（physical integrity）为前提的。在意大利，天主教认为女性低人一等，因此女性被迫在婚前实行禁欲，婚后也处于性欲被压抑的状态，性生活只是用来繁衍子嗣，强迫妇女生孩子。因此形成了“英雄母亲和幸福妻子”的女性形象，女性的身份成了一种纯粹的升华，论其功能，女性本质上也只是他人情绪的接受者，家庭对抗的缓冲者。女性性冷淡必须重新定义为性功能中被迫的被动接受性。
如今，家庭主妇的被动性本身也具有“生产性”。首先，被动性把女性变成了男性在家外遭受压迫的发泄口，变成了男性渴望行使权力的对象，这种权力是在资本主义工作组织支配性的灌输下形成的。就此意义而言，女性对于资本主义本身也具有生产性；她成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其次，女性之所以具有生产性，是因为对其个人自主性的彻底否认，强迫她们将挫败高尚化成一系列以家庭为中心的需求。这是一种与家务劳动完美主义强迫症类似的消费。显然，不需要我们去告诉妇女她们的家里需要什么。没人能定义其他人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组织斗争。通过斗争，“高尚化”变得不再必要。
死亡劳动和性的痛苦
我们建议使用“高尚化”这个词。单调琐碎家务导致的挫败感与性被动导致的挫败感实为一体。性创造力和劳动创造力这两个领域，都是出于人类需求，我们无需对“相互影响的先天和后天活动”加以界定的领域。 对于妇女而言（也对于男性而言），先天和后天的权力同时受到抑制。女性被动的、被插入的性强行创造出了爱整洁的家庭主妇，反而令单一的组流水线工作显得轻松了。大多数家务和规训都是琐碎的，需要每天、每周、每年重复相同的工作，每逢假日还需加倍，这杜绝了不受约束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小时候我们即为受苦受难做好了准备：我们接受的教导是要在洁白无瑕的床单上透过干净的性行为获得幸福；同时牺牲性和其他创造性的活动。
到目前为止，透过摧毁阴道高潮的谬见，妇女运动令人瞩目地揭示了男性严格界定并限制女性性潜力的生理机制。如今我们可以开始将性同创造力的其他方面重新整合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探寻性是如何受到限制的，直到我们从事的工作不再残害我们，不再损害我们的个人能力，直到我们的性同伴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不再受其工作的残害。要想驳倒阴道谬见，就要主张与卑躬屈膝和自我高尚化相对立的女性自主性。但是并不只有阴蒂与阴道之间是对立的。两者还与子宫对立。阴道要么是繁衍劳动力并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的道路（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要么是我们自然权力和“社会设施”（social equipment）的一部分。在所有的表达中，性毕竟是最具社会性的，是人类最深层次的交流。在这层意义上，性就是自主性的消解。工人阶级以阶级的形式超越了作为阶级的自己；在阶级内部，我们自主地进行组织，奠定超越自主性的基础。
针对妇女的“政治”攻击
但是当我们在斗争中寻找成为自我和进行自我组织的方式时，甚至当我们发起运动时，我们发现需要面对的是那些极其渴望对妇女展开攻击的人。他们认为，在妇女通过工作和消费保护自己免遭消灭的过程中，她们应对阶级的不团结负责。以下是一份关于妇女指控的不完全清单。他们认为：
1、她想要丈夫花更多的工资为自己和孩子购买新衣，这是建立在她认为自己和孩子应该穿什么的基础上的，而非丈夫认为她需要什么。他为了赚钱努力工作。而她却只要求分配他们本就不多的财富，而不是帮助丈夫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工资；
2、她与比自己更具吸引力的女人展开竞争，她想拥有更多的东西，想让自己的家比邻居的家更干净整洁。她们本应该以阶级为基础进行联合的，但事实上却没有；
3、她整日待在家里，拒绝了解男人在生产线上的斗争。当男人参加罢工时，她们甚至怨声载道，而不是提供支持。她们支持保守派。
有些人认为妇女是反动落后的，上述便是他们的理由，甚至那些领导工厂斗争的男性、那些参与过激进行动、看起来本应最能理解社会雇主本质的人也这么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很容易以自己的标准谴责妇女的落后，因为这正是整个社会盛行的意识形态。他们不会说他们从妇女的从属地位中获得了多少好处，不会说打出生起便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受到了照顾，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着妈妈、姐妹和女儿的照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难将天生的男性至上同男性的攻击区分开来，后者看起来非常具有“政治性”，只为阶级利益而进行攻击。
我们将做进一步的讨论。
1. 作为消费者的妇女
妇女没有把家变成消费中心。消费是劳动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妇女拒绝购物（即消费），那便等同于罢工。然而，话虽如此，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因为妇女不能从事社会组织的劳动，被剥夺了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她们总是试图通过购物来进行补偿。关于妇女购物是否属于琐碎的消费，取决于判定者的观点和性别。知识分子买书，但没人认为买书是琐碎消费。书籍除了具有内容的有效性外，在当今社会还代表男性的价值，依靠的是一种比资本主义还古老的传统。
我们已经说过，妇女为家添置物品是因为家是唯一能证明她们存在的东西。但是，那种认为节俭消费即解放的观点跟资本主义一样古老，提出这种观点的正是那些总将工人处境归咎于工人自己的资本家们。一直以来，持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者们都是这样告诉哈莱姆（Harlem）[注6]的，只要黑人男性不开凯迪拉克（直到财务公司将车收回），种族问题便可得到解决。直到斗争的暴力（这是唯一适合的回应）产生了一种社会权力，凯迪拉克只不过是少数几种向人们展示潜在权力的途径之一。是这个而非“实践经济学”给自由主义者们带来了痛苦。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自由的话，就不需要买任何东西了。不需要买他们用以毒害我们的食物，不需要买那些通过阶级、性别和世代来辨识我们的衣服，也不需要买他们用以禁锢我们的房子。无论如何，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得到的永远不够，而不是我们得到的太多了。女性对男性施加的压力是在捍卫工资，而非攻击。正因为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男性才将工资分成自己开销和一般家庭支出两部分。如果妇女不提出要求，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整个家庭的生活标准将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先牺牲妇女的需求。 因此，除非妇女提出要求，家庭才能对资本发挥作用，在另一个意义上才能对所列对象发挥作用：可以应付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因此，妇女提出要求是保证阶级生活水平最为持续性的物质方式。到了参加政治集会的时候，她们需要的钱会更多！
2. 作为竞争对手的妇女
至于妇女之间的“竞争状态”，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已经就第三世界进行了澄清，只有种族主义才能避免（这种竞争状态）普适于阶级。他认为被殖民者如果不组织起来对抗压迫者的话，便会互相攻击。女性面对更多的消费倍感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不时地以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如上所述这是为了保证阶级的生活水平。这种竞争不同于女性的求偶竞争；是根植于女性对男性的经济和社会依赖性之上的。只要女性还得为男性而活、为男性而穿、为男性而工作，男性就可通过这种竞争对她们进行操纵。
至于在家中的敌对竞争，妇女自打出生起便接受训练，着迷于整洁的家，并想拥有它。但是男性无法鱼和熊掌兼得；他们不能一边享受拥有私人奴仆的特权，一边抱怨私有化（给他们）的（不利）影响。如果他们继续抱怨，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他们对女性敌对竞争的抨击实际上是对女性奴役感到了抱歉。如果法农的说法不对，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不是组织水平低下的表现，那么对敌对便是他们先天无能的标志。当我们将家称之为贫民窟时，家即成了受到间接支配的殖民地。要解决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对抗，就要自发展开斗争。妇女已经克服了比竞争更大的障碍，团结一致，支持男性斗争。妇女们还不够成功的地方在于，尚未制造机会、提出要求，改变并深化斗争的契机。自发斗争彻底改变了整个问题：不再是“妇女将团结一致支持男性”，而是“男性将团结一致支持妇女”。
3. 引起分裂的妇女
之前是什么阻止了妇女参与政治？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妇女被利用来反对罢工？换言之，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没有联合起来？从本文一开始，我们便开始关注妇女被排除在社会化生产之外的这一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客观性质：在工厂里一起劳动，在家里孤立劳动。这也主观上反映在了工厂工人独立于共同体的组织方式中。共同体要做什么？妇女要做什么？是支持吗？在家里和斗争中都作男性的附庸？甚至成立一个妇女的辅助工会？这一分裂以及这种分裂充斥于整个阶级的历史中。在斗争的每个阶段，只要位于生产周期中心的人忽视了最外围的人，后者便会对前者展开斗争。这便是工会的历史，比如在美国，当黑人工人被当做罢工破坏者时（从来不是白人工人被引导而相信的那样），跟妇女一样是，黑人会容易被立即辨别，关于破坏罢工的报道更加强了这一源于客观分裂的偏见：白人能在组装线上工作，黑人只能在旁边打扫卫生；男人能在组装线上工作，女人只能在家里打扫卫生。
当男人拒绝工作时，他会觉得自己富有战斗性，当女人拒绝工作时，同样一批男人却觉得她们挑三拣四。矛盾的是，当一些女性因为被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而投票支持保守派时，男性会觉得她们十分落后；但同时那些男性投票支持的政党，从来不考虑女性的存在，认为她们只是起稳定作用，这些政党照样会出卖他们（以及我们所有人）。
C. 规训的生产力
如上文中所述，由于被贴上了人格发展缓慢的标签，不管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心理方面，妇女都成了一个压抑性的形象，成了所有家庭成员的规训者。这是妇女在家庭中扮演角色的第三个方面。当一个女性的整个存在拒斥了这种理想角色时，她们的生活便陷入了丈夫和家庭的暴政之中，以及努力成为“英雄母亲和幸福妻子”的暴政之中。那些受到暴政欺压且缺乏权力的人，在下一代还小的时候便与之生活在一起，结果就是培养出了顺从的工人和小暴君。这种方式跟学校老师别无二致。（在这件事上，丈夫是支持妻子的：家长与教师的结盟绝非偶然。）妇女负责繁衍劳动力，一方面负责规训将来成为工人的孩子，另一方面负责规训外出工作的丈夫，因为只有他的工资才能支付繁衍劳动力所需的费用。
在此我们仅尝试讨论了女性的家庭生产力，并未就其心理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其中虽然遇到了有关妇女扮演角色的各种复杂情形（此外，换言之，家务劳动实际上就是她们在无薪情况下承担的重担），但至少我们已经找到并从本质出发对女性的家庭生产力进行了概括。因此，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摧毁将妇女与彼此、与男性、与孩子分裂开来的角色，每个禁锢于家庭之中的妇女都如家蚕一般“作茧自缚”，死后将丝茧留给资本。正如上文中所述，拒绝所有这一切对于家庭主妇们来说意味着将自己看成阶级的一部分。虽然她们因为没有工资，是阶级的最底层。
家庭主妇在整个妇女斗争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她们破坏了支撑家庭——这一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关键支柱。
所以只要是倾向于肯定妇女的个性、否定妇女只是起补充作用的家庭主妇，相关目标都是值得提出的，都是对角色延续和生产力具有颠覆性的。
就同样的意义而言，所有有助于恢复妇女基本身体功能完整性的要求，都是最迫切的，其中性要求首当其冲，因为从一开始资本便剥夺了性和生产创造力。
难怪有关生育控制的研究进展缓慢，难怪几乎在世界各地堕胎都是被禁止的，除非是出于“治疗”的目的。
要想推进相关要求，不能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资本主义管控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歧视工人阶级，尤其是妇女。
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妇女、第三世界的妇女在研究中被当作实验对象呢？为什么生育控制依然属于妇女问题？若想展开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对相关问题的管控，就需要在阶级基础上行动，特别是女性基础。若想将这些斗争同将母亲看成是妇女专有责任的斗争联系起来，同将家务劳动看成是妇女工作的斗争联系起来，最终抵抗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妇女解放模式——这些模式不过是拙劣地复制了男性角色——就需要与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展开斗争。
妇女与拒绝工作的斗争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孤立的家庭主妇身后隐藏着社会劳动，必须摧毁家庭主妇这一角色。但是我们的替代方案是经过严格界定的。有些人认为妇女因为孤立得依靠他人的工资，因此她们也为他人意识所影响，关于女性无法胜任相关工作的谬见便根植于此，迄今为止，只有一项行动曾经摧毁过这一谬见：妇女领到工资，个人经济不再依赖他人，独立的经历与家外的世界发生联系，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办公室的社会化结构中，妇女均可参与社会劳动，并以自己的形式和阶级的传统形式展开社会反抗。妇女运动的诞生是拒绝采用这一替代方案的结果。
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拒绝接受女性的传统地位，这为发起运动提供了动力，资本本身也利用这一动力对劳动力进行了重组，增加了女性的数量。妇女运动只能在反对中开展。正因为出现了妇女运动，也正因为在行动中越来越多的妇女发声，运动才提出拒绝接受通过工作实现解放的谬见。
我们已经工作够了。用手或是借助机器，我们已经摘了几十亿吨的棉花，洗了几十亿个的盘子，擦了几十亿间房的地板，打了几十亿的字，调了几十亿次的收音机，洗了几十亿片的尿布。每次他们“让我们加入”一些男性的传统领域，都是为了在新的水平上剥削我们。尽管明知两者不同，在此我们还是得再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同大都市的欠发达地区进行比较，准确地说，将其与大都市的厨房进行比较。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规划是使其“发达”；第三世界除了要忍受目前的痛苦外，还要忍受工业反革命的痛苦。大都市的妇女也面临着同样的“援助”。我们之中有些人已经走出家门开始工作了，她们有的是因为迫不得已，有的是因为其他原因，有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她们对其他女性发出警告：通货膨胀已经让我们深陷于血腥的打字室或流水线了，并且毫无获得拯救的可能。我们必须拒绝他们提供的发展机会。但是，工人阶级的妇女斗争并不是为了重新回到原来的孤立处境，尽管家在周一早上有时还是挺吸引人的；同样，家庭主妇斗争也不是为了刚脱离家庭的禁锢，又得困在办公桌旁或机器旁，尽管跟第十二层楼公寓里的孤独感相比，外出工作有时还是挺吸引人的。
妇女必须充分发掘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既不是补袜子也不是担任远洋船的船长。更好的是，我们可以拥有做这些事的希望，但是这些目前也只能写入资本的历史中。
妇女运动面临的挑战是确定斗争的模式，尽管他们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却一方面避免双重奴役，另一方面避免另一程度的资本主义控制和管制。最终这将成为妇女运动中改良主义和革命政治之间的分割线。
天才女性似乎并不存在。自从妇女与社会过程割裂开来后，天才女性便不可能再出现，我们也看不出妇女可在哪些事情上发挥她们的天赋。如今这样的事情终于出现了，那就是斗争。
弗洛伊德（Freud）曾经说过，每位女性从一出生起便换上了“阴茎嫉妒”。但他忘了补充说，当她已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阴茎意味着拥有权力，那一刻这种嫉妒感开始了。弗洛伊德更加没有意识到，当男女之间的分离产生了资本主义式的劳动分工时，传统的阴茎权力便开始了全新的历史。
而这便是我们可以开始斗争的地方。
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1943年生，意大利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女权斗争”的成员，《妇女与社会颠覆》的作者，国际运动“家务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她还发起和参与多种社会运动。
注释
[1] “种性”（caste）平常指的是印度教有关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借用这个词来描述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最早这样用的大概是美国的Roxanne Dunbar于1969年写的《女性解放作为社会革命的基础》一文中。她把“种性”定义为“一个基于可辨认的物理特征而形成的社会类别”——与“阶级”、“阶层”等其他等级范畴所不同，“这些特征一出生便被赋予，靠自身的力量无法逃离”。见 https://www.waste.org/~roadrunner/RDO/_single_RDO_Female_Liberation_as_Basis_for_Social_Revolution.pdf
[2] “社会工厂”是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马克思主义者马里奥·托伦蒂（Mario Tronti）等人提出的概念，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定义和用法，但其几本意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越来越把整个社会按照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来重组，把整个社会就像个工厂一样去管理。见托伦蒂的《工厂与社会》（La fabbrica e la società, 1962年），还有The "Social Factory" In Postwar Italian Radical Thought From Operaismo To Autonomia，David P. Palazzo著，2014年，（http://academicworks.cuny.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61&context=gc_etds）。
[3] 在1970年代意大利的工运、女权等社会运动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当中，“自主”（autonomy，又可译为“自治”）指的是工人、妇女、学生等无产群体积极去反对被代表，反对自称代表它们的传统工会、政党等左翼组织，而独立去直接行动（比如进行野猫罢工）。有一部分“自主主义者”同时又强调，虽然这些群体都属于无产阶级，但不同群体之间还会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因为某些群体（比如来自大城市的中年男性技术工人）往往试图代表、代替或忽略其他群体（比如年轻的农民工、女工、家庭主妇等），所以这些自主主义者就主张无产阶级中的不同群体还需要把自己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分析清楚，从而自我直接行动。
[4]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量因素包括个体、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生产方式、各种财产等。”（来自百度百科）
[5] 在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解中，“性”（sexuality）则指的是一系列聚集于某种生殖器感受（又不完全局限于生殖器）有关的行为、期待，叙事、愉悦、身份认同和知识。见何春蕤《性/别研究的诞生》（1997），收于《性/別研究的新视野（上）》。
[6] 哈莱姆（Harlem）是纽约的一个社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是美国黑人社会中史无前例的艺术勃发期。
* 因为篇幅限制，这里省略了作者原注，读者可点击“阅读原文”下载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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