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兹克奖变了吗？丨专访普奖常务理事玛莎·索恩
“国际建筑设计论坛——设计为人：从阿尔瓦罗西扎的现代主义到数字化未来”于2019年9月8日在上海举行。应主办方红星美凯龙邀请，时隔几年，AC建筑创作再次采访了参会的老朋友——玛莎·索恩，闲聊了一把在科技变革推动下他对未来的想象。
▲ 专访现场 ©Kang Jie
与其说我们的价值是建造漂亮的建筑图景，倒不如说我们的价值是解决极端复杂的问题，构想未来愿景。这正是建筑学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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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中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价值观
我曾经编辑出版过一本书《普利兹克建筑奖——最初的二十年》，当时我还没有为这个奖项工作。我对这个奖项变化的看法，并不在于我是作为局外人，还是如今作为局内人的角色，这些变化在于技术和建筑学本身的发展。
我认为普利兹克奖分别有其透明和私密的一面。例如，提名程序是公开透明的，任何人都可以发电子邮件进行提名，而我一旦收到便会十分重视，遵守着公开的程序进行调研，言行一致。但这个组织其实不大，工作人员很少，我们并没有设置委员会来制定规则或者维持运营。决定是全权由评委会做的，而且只有评委会。而他们所做出的判断就是他们认为正确的、合宜的，他们对此负责。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不公开任何的私密的讨论、审议或是候选名单。这是我只有作为局内人才能看到的私密部分。
回头看，与普奖建立之初相比，这个奖确实有很明显的进化，而这些变化是基于科技和全球化的发展。发展的好处是我们能更便利地得到更多的信息，通过网络和邮件就能知道和了解到更多的候选人和提名者。同时，我们也能关注到更大的议题，比如那些影响着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的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技术、社会流动、城市化等。评委会的评审们对这些议题都是十分清楚并不断思考虑的。
想象一下，回到1980年代，评审们可能更倾向于将建筑视作一个独立的客体，只关注它们的艺术性和建造技法，而不像如今更激烈地讨论关于环境、迁徙和城市化的深刻问题。这绝对是非常好的变化，这样的讨论和压力深入到评审团中，促使他们在审视建成作品时考虑更多的维度。在评审团给出的历年评审辞中，我们能看到对服务于人性的主动关注，有意识地去考虑世界作为一个大环境的因素。这与1980年代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但同时，我并不认为普奖的价值观有所变化。最近几年，有声音质疑普奖貌似变为终身成就奖了，比如巴克里希纳·多西是92岁获奖，矶崎新是88岁获奖。但他们之前有很多建筑师在50多岁的中年时期就获奖了。于我而言，我很难猜测评委会最终会选谁，而且他们一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由最终选了那些处于其职业生涯末端的建筑师。
以多西为例，理由可能在于时机和时代。当多西还年轻的时候，普奖评委会很可能更倾向于那些在本国外建造的建筑师们，那是全球化崛起的时代。当时流行的观念是，那些所谓著名的建筑师，必须是做过大量国际竞赛的，很全球化的，像扎哈·哈迪德和让·努维尔一样的明星建筑师。而多西是只在印度做建筑，在印度彻底独立的背景下，这个国家在找寻区别于英国的、属于自己的建筑语言。所以，那时候，他不被认为是个明星，就是个普通建筑师。
但在当下，看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建筑师们，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关注地域特征同时也关注全球化的时代。评委们开始考虑建筑如何助力于一个地方，而这正是多西所做的。同样，加泰罗尼亚的建筑师们也扎根于故土，亲近于自然，可他们的建筑又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让你我都能在体验它的时候有十分美好的感受。而再看评委会给予矶琦新的评价，他们强调了他是第一个让东西方相互坦诚面对的建筑师，真正让不同背景的人能合作的建筑师。那可是大约四十年以前。所以他的获奖也反映了评委们和这个时代想要表达的东西。
▲ 自2000年至今，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
但为什么这种多元化或者地域性，直到今天才被如此关注和重视呢？总体说来，我们意识到普奖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人性的，而建筑最终其实是一种关于时尚（fashion）的服务。在当下，我们不再有巨大的投资和强劲的经济形势去做纪念性建筑了，这就意味着，当建筑师在创造新的建筑和空间时，他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不能仅仅关注建筑的象征价值，还要关注如何服务于人以及建筑的大环境、大背景。而这种变化正是受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许在全球化的强劲推力下，我们有时会忽略个体。所以建筑可能是让人们回头关注人的一种方式。这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反面，比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闭关锁国，地方保护主义，西班牙的地区独立问题，英国的脱欧等。我希望普奖能及时回应全球化，找到并鼓励那些积极探索独特路径或地域特征的建筑师。
▲ 2019年10月25日（北京时间）BBC对英国脱欧的报道
02
未来建筑行业的挑战
这个时代的科技变革之重大，就如同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但比工业革命要发展得更迅速。当初的工业革命席卷的速度要慢得多，历经了很多年。如此迅猛的科技革新，所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我甚至觉得我们的行业和教育已经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不确定这场变革将走向何方，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最近我在重读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的书《建筑历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他认为，建筑师是为建筑创造出想法的人，绘制出一些图纸，并让施工公司实现出来，因此，建筑师是客户与建筑工人之间的中介，将客户的需求和利益用专业的办法呈现给后者，并建出来。纵观历史，虽然多少有些变化，但这基本上就是建筑的本质。
而如今，情况大变。客户需要更多的信息，同时我们通过强大的技术手段与合作者、客户、顾问、建造方甚至是和城市管理者不间断地分享信息。过去传统的线性信息传递模式现在变得极其复杂，而这个过程中建筑师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再神秘，建筑师的职能开始坍缩了。客户可以直接到互联网上去寻找设计细节的信息，在不远的未来，人工智能也将快速给出不同的细部方案，甚至选出最优方案，供客户选择。科技在瓦解传统意义上建筑师的工作，改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方式，深刻影响着建造产业以及相关的资本行业。现在可以购买定制的建筑产品，而非以前只能选择标准化产品，远距离运输也变得极为便利。人们已经在尝试将机器人投入建造。建造过程会变化，投资也会变化，金融科技（fintech）也在巨变。投资者的身份、投资什么样的建筑在未来都还是未知的。建筑师的角色，设计工具，建造，投资，科技无处不在。
虽然我无法准确预知，但肯定的是，我们的行业和教育应时刻保持开放的视野，时刻准备着应对变化，否则等待我们的就是我们将变得无用。想想看，这场智慧城市运动，我们的建筑师在哪里？最近多伦多的一个城市设计竞赛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竞赛场地位于海边，是废弃的工业区，政府希望这个区域能整合进城市中。一般而言，这种竞赛都是建筑师或者城市设计师参加。但谁最终赢得了这个竞赛呢？一个叫Sidewalk Labs的公司。这是家什么公司？这家公司和谷歌是同属于Alphabet的姊妹公司。一家科技公司赢得了这个竞赛。建筑师们若不尽快进化，那么会有更多的Sidewalk Labs公司赢得建筑和城市设计竞赛，也许有更多除了科技类型以外的其他公司将开始设计城市。
▲ Sidewalk Labs方案 ©Sidewalk Labs
我们还是要努力保持乐观。在柯布西耶的时代，建筑师曾经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历史上数次，我们曾经是先行者。今天，我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建筑师仍然需要走在前面。我觉得我在中国就看到了这种形势，大量的年轻事务所蓬勃生长，大量的新鲜理念就在这里生发。这与大型的研究型机构不同，建筑教育的困难正是在于我们的学校通常被保守的机构所规范，他们希望保护这个行业，维持它静态不变。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打破对建筑师的原始定义，扩展边界。建筑师并不仅仅是建筑物的创造者或是中介人，要能够整合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共享经济、生物科技的新突破、政治和材料科学的新进展等。越开放，越能整合。与其说我们的价值是建造漂亮的建筑图景，倒不如说我们的价值是解决极端复杂的问题，构想未来愿景。建筑学当然要让我们学习结构、建筑材料、物理环境、更新的技术。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与众不同的，是我们将复杂的问题结合物理环境的能力。我们汇总信息、历史、语境、天气、人们的意见、文化等，然后提出问题，深挖本质，整合资源，与人合作，勾画未来。只有建筑师会这样做。这正是建筑学存在的意义。
采访人：姜冰 王舒展
采访稿整理：姜冰 高英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