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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晚上

2014-10-22 张丁歌 新周刊



◎由崔健首次执导的电影《蓝色骨头》于10月17日上映,不少观众的观影体验是“流泪到崩溃”。《蓝色骨头》直面历史与现实,崔健试图与时代中的每个心灵接触对话,进而探究当下中国人理想的生存状态。谈及涉及不少政治隐喻的此片如何通过审查时,崔健直言:“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尊重生命,就一定能感动对手。”

不少人还需要崔健,就像很多人缅怀八十年代,但崔健自己认为反复怀旧毫无意义,真正的意义在当下,而漠视当下和持久的自恋同样危险。


文/张丁歌


崔健不喜欢谈论八十年代,他甚至不加掩饰地说出——“我讨厌”。


在那个刚历经过干涸的年月里,崔健的一声高吼,唱出了所有人的“一无所有”。人们忘不了那个时代的晚上,台上一个穿军装的愣头小子,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寂寞和苦闷。某种觉醒,似乎定格在那一刻。


近三十年来,崔健像一个被时势造就的英雄,别无选择地被悬挂于时代中心或边缘示众。无论遭遇过度的追捧或冷落,他都极尽所能做着自己,做着歌词里高频出现的那个“我”。崔健不想消费过去,他甚至不想再唱老歌。


但不少人还需要崔健,就像很多人还在缅怀八十年代。那些和 42 31392 42 13281 0 0 6248 0 0:00:05 0:00:02 0:00:03 6249一起走过饥渴岁月的F40,那些未见识过一无所有也未所得更多的年轻人,对眼前这个摇滚老炮,都分泌着新的想象。崔健歌里的姑娘们、混子们、假行僧们,也被赋予更苛刻的期待。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人们更加渴望“英雄”。


无数次采访中,崔健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变了吗?你还愤怒吗?你还属于这个时代?好在岁月留给这个昔日英雄的,除了红色的血,还有蓝色的骨头,他没有直接说:去你妈的。他说:我最好的时代在后面。


在回想那一夜时,崔健也曾是懵的:“太容易了,好像被时代贿赂了。”


关于1986年5月9日工体馆的那个晚上,无数人已极尽回忆和想象力地描述过当时的震撼。百名歌星唱完《让世界充满爱》,穿着旧军装、裤脚一高一低的崔健,如同一个时代的空降兵,仰天唱响《一无所有》。一嗓子“我曾经问个不休”,问穿了所有人的不甘。日后,人们无所争议地把那一天视为中国摇滚乐的起始点。


尽管回头看去,人们知道《一无所有》就是一首情歌,是崔健写给女友的。但这首歌还是成为里程碑,崔健成为一个符号。那个夜晚之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我”的声音。在邓丽君解禁,Beatles和Rolling Stone的声音零星由地下传来时,崔健登上舞台。街头开始有怀抱吉他的青年,念完北岛的《我不相信》,再高唱《一无所有》。人们不但效仿崔健的嗓音、行头、姿势,更是被那股“爱谁谁”的劲儿击倒。


一切来得太突然。回想那一夜时,崔健也曾是懵的:“觉得太容易了,好像被时代贿赂了。”当然,他也未曾想过,日后自己也会迎来长达15年无法登台发声的境况。



音乐人“@古典的河流”(DJ李青),是旁观崔健走过八十年代的同代人。在他眼里,中国青年在八十年代能遇上崔健,和美国青年在六十年代能遇上鲍勃·迪伦一样,都是在合适的时间,找到了给内心思考和认知周遭解密纾困的一个途径。


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在合适的时间,同样成为神话。1989年2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诞生。这张“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原创摇滚乐专辑”,先后出现过七个版本,正版加盗版销量超过千万张。崔健被推至“开山鼻祖”的风口浪尖。人们喊着“一二三四五六七”,摸着自己的心跳,等待着大时代的到来。“他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老友梁和平如此评价那时的他。而摄影师曾年为他拍下的那张红色背景的头像,在日后长久的岁月里,被赋予了堪比切·格瓦拉的待遇,它们相继被印上招贴画、书包、汗衫、大旗。那样的岁月里,崔健代表的已不只是崔健本人,他的音乐也不只是音乐本身。


近三十年过去了,崔健觉得,太多人对八十年代怀有误解。“这种误解给人造成怀旧的借口,好像那真是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八十年代是有启蒙性,但那只是开窗户,不是思想的启蒙。摇滚乐是最直接的方式,但它不是从天而降的,只是从窗口进来而已。大家会因为开窗口这个动作,把这个动作神秘化了。”崔健觉得反复怀旧毫无意义,真正的意义在当下,而漠视当下和持久的自恋同样危险。


在《一无所有》之前,时任北京歌舞团小号演奏员的崔健,已经和刘元等六人组建了“七合板乐队”,专在北京的小餐馆演奏西方流行音乐。在唯一出版过的那张磁带里,懂行的人们听出,“七合板”时期的崔健,已开始模仿平克·弗洛伊德、Simon & Garfunkel和John Denver。那是1984年。“我们那会大量听西方的东西,还复印封面,美院的埃迪拿来最多,他是北京长大的美国人,我们的吉他手。还有我一个加拿大朋友,自己录的专辑,里面有RAP,还有咳嗽,这些都影响了我。”


“我的中年危机和你的青春期危机,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晚上。”


八十年代末,他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唱雪山草地,唱领袖毛主席。他承认那是很革命的语境,他自嘲“好像一唱毛主席谁也不敢怎么样我似的,像护身符一样,对摇滚乐最早是个保护的意思”。如今,他坐在长安街边的书房,还在重申:“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是一代人。我的中年危机和你的青春期危机,应该是一样的,使命也是一样的,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晚上。”


八十年代终究是属于崔健的,那是正值青春期危机的人借不来的时代。“可也没什么值得荣耀的。如果过于强调八十年代启蒙的价值,丧失了更新的创造性,对年轻人是一个误导,甚至打压。你经历过就有资格霸占话语权?你有怀旧资格就更有社会价值?还是拼硬的,看你创造了什么。”


20多年来,崔健在音乐上用狂热消耗执念,他太相信摇滚乐可以解决一切。即便在漫长的无法登台的15年间,他依然相信“其实南墙背后一片光明”。他打击盗版,大搞真唱运动,为慈善募捐作演出,他在新歌里开始迷恋说唱,用长达70行的歌词表达批判(《混子》),“就是面对世态,像新闻评论一样”。


“我一直遗憾,中国的文艺思想,中国的理性思想,就像中国人的屁股。你生病打针是这个部位,你调皮我打你这个部位,你做爱是这个部位,但是露出脸面时绝对不是这个部位。历代的朝政从来没有把这个思想开放过,我们今天该怎么做?”这是音乐之外真正的摇滚精神。现在的崔健,还会为易卜生那句话震动:“当你痛恨这个社会的时候,别忘了你是其中一员。”


面对年轻一代,崔健从不觉得他们一无所有,哪怕听到有人高呼“老崔下台”。“只是最好让我看到真东西,真英雄,一拳把我打下台。”当年登上舞台时,崔健25岁。如今崔健52岁,他常出现在舞台下。在一些极小的酒吧现场,早已不穿军装的老崔,压低帽檐,挤在人群里,等着台上的90后即兴说唱Freestyle,甚至冲他喊一声:“你他妈需要震撼吗?”——这是脱离任何年代,力量与力量的侵略。就像1986年的街头,人们醒来,想捶他一拳:“可是我也一无所有。”


如今回头,让他高兴的,不是工体馆那晚,60后的中年哭着喊着齐唱《一块红布》,而是90后的少年唱着《蓝色骨头》,在台下喊他“躯干”!崔健的发音,在粤语里,音同qu-gan。


本文刊发于2013年8月1日《新周刊》第4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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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骨头》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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