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天价彩礼的江西人，能换回理想婚姻吗？

“江西彩礼”四个字，就从来没有出离过公众关切的视线。

原本中立的礼俗描述，在短视频、新闻个案和网络喧嚣的包围下，其词义开始默默发散，而且百转千回、心照不宣。

性别的刻板差异、收入的贫富悬殊、地域的文化争议，这个时代里最为尖锐的议题，竟如此集中又自然地存在于这项日常事物之中。

我们看到网络发言人咒骂天价彩礼的粗暴，便也跟着打两句“粗暴、粗暴”，又发现它在当地也是一种精巧的人情往来，就转过头来说“精巧、精巧”。

在温和到极端的彩礼数字背后，其功能和价值早就经历了灵活实用的变化。这些与生活体验更密切的互动，才是嘈杂的正反意见之下，更值得探讨的究竟。

作者/荷西帕

编辑/曹吉利

镜头对焦在圆桌上码得整整齐齐的68万现金彩礼上，本该是男女主角的新郎和新娘，却都只能靠边站。

类似的例子在各个互联网平台上层出不穷。这些江西普通人家婚礼上的一瞥，让天价彩礼再次成为流量之源。

羡慕、讽刺、咒骂、冷眼，是这段年轻婚姻正式起航之时，从网络空间接收到的祝福。

这么大额的现金，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见到。

在最具戏剧性的彩礼叙事中，江西男孩们需要借钱或者网贷才能凑齐彩礼，嫁女儿的家长伸手就要几十万礼金，即使允许新人把礼金带回小家庭，也必须先对男方进行足够长时间的考验，不难想象，一旦婚姻有变，彩礼纠纷会让三个家庭反目，此前也有彩礼引发的刑事悲剧见诸报道。

“短视频上的东西真真假假谁分得清？”对于天价彩礼的传闻，接受访问的江西年轻人大都否认，对于这些个例的真实性和代表性表示了怀疑。

正经历着婚姻观念的流动，这些来自中部省份的年轻人，反复表达着一种新的婚恋政治正确： 

“彩礼就是走个过场，最终都是会用在孩子们身上的”，“有房有车的话，彩礼少一点也不要紧，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彩礼必须要有，主要在诚意不在钱”……

高兴不起来。/《Hello！树先生》

但与此同时，在网络空间里，高价彩礼这种由来已久的婚姻仪式，依旧高调地捍卫着自己存在的价值。

本地的年轻人想要为彩礼去污名化的呼吁，和彩礼在当地生活中占据的影响力，都如此真实。

从城市到乡村，婚姻的真实样貌在现代与前现代、里子与面子、利益和道德之间反复横跳，当然，这种拉锯绝不仅仅出现在这个中部省份。

“现在婚姻不太稳定，

所以彩礼得要得高一点”

想为江西彩礼正名，是当地年轻人和婚恋从业人士急切的心声。

“天价彩礼确实有，但只是极个别的情况”，人们总是这样说。

但聊到最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对当地人来说，彩礼确实意义重大。

因为喜欢帮忙给年轻人介绍对象，从南昌的单位下岗之后，刘老师便进入了婚介这行。如今，她的佳人婚介所已经开了七年，还把广告牌贴到了南昌的人民公园门口。

然而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她只能将原本租在写字楼的办公室搬回自己的一处住宅。人多的时候，一天还是会有十多个人来咨询。

有缘人的资料已经在这里相遇。

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会员的资料放满了整个柜子。刘老师还做了一套自己的编码系统，谈到哪一个例子，就在手机上用字母和数字搜索出登记者的信息。

刘老师五十出头，语速不快，有个儿子也还没结婚，所以她更能察觉到年轻人的心态。“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都不想结婚，甚至不愿意花时间去交流、去了解对方。”

以往，她总是介绍那些瞧着合适的年轻人约在前面的老树咖啡馆聊一下，但现在他们还是选择直接加微信的更多。

刘老师隐约感受到，年轻人对婚介这个古老行业，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

“他们会觉得来婚介所很没有面子。但其实网上聊得好的人，很多不过玩玩而已。所以有的家长只能以善意的谎言跟孩子说，这是我妹妹开的婚介所，他们才会来看一下。“

对于彩礼的数额，刘老师并不避讳。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她就在菜市场的寒暄中得知，一位摊主没有出摊是因为去喝喜酒了，这位新娘的嫁妆就高达三十余万。

参考国家统计局2020年江西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统计，一般居民的生活开支约为2.8万元， 30万彩礼就要花去10年以上的预算额度。

但刘老师更坚持，“8-18万”才是南昌彩礼常见的价格区间。

她说，南昌的独生女大多是单位正式员工，父母也有退休工资，家里有几套房的不在少数，因此彩礼环节并不是看中别人的钱，只是想要这份尊重，最终还是希望子女能过得好。

在过往的经验中，女方收到的彩礼，至少有一半以上都会返还给新婚的小家。（女方）家庭条件好的彩礼都会陪（嫁）过去的，嫁妆只会多不会少。只要有条件，房子车子都会陪的。

当然，“特例”总是存在的：“现在婚姻不太稳定，所以也有彩礼要得高一点的。但人家说了，以后装修或者生了孩子之后会拿出来的。”

“稳定”二字在叙述中被反复提及，在这个离婚率走高的年头，当然有着每个家庭特别的考量。

据一位妈妈讲，作为女方家长，他们不是不返还彩礼，礼金最终都会打到女儿帐上。但男方还是要交一点钱，先看看他对女儿好不好，这样婚姻才稳定。她的女儿，就是在佳人婚介所相亲成功。

“有的女孩爸爸妈妈比较机灵。”对这样先收下彩礼，再视情况慢慢返还的做法，被形容为“机灵”。

婚介所的作用依然无可取代。

在南昌城，从对儿媳的定亲之约，到对女婿的初步考验，彩礼的意涵比过去更加复杂，但它基本的契约作用似乎一直不曾改变。

相比婚介从业人员，年轻人们对谈论高价彩礼反而没这么敏感。来自传闻中“彩礼高地”上饶的承承就直言，60多万彩礼也不是没见过。

她之前还把知乎上关于江西天价彩礼的热门贴转发到高中同学群里，面对网友们的疑惑和评论区里一些本省人的澄清，群里的同学们纷纷说，那很可能都是真实的情况，“而且乡下可能给的还要更多。”

一桩幸福或者不幸的婚姻，在宏观统计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个案，但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却都是必须面对的生活。

从这个层面来说，彩礼高不高，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们，都无法确切回答的复杂问题，很多有时候，相邻的城镇、几小时路程间的两地，彩礼的价格水平就会截然不同。

江西彩礼声名在外。

在距离南昌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九江市，刘老师的好友张老师，同样经营着一家名为“钟爱一生”的婚介所。有需要的时候，两家婚介所也会共享资源。

在张老师的婚介所，不仅仅九江市的适龄青年们会登门求缘，周边县镇乡村的年轻人也都会光顾。相比于隔壁的省会，当地年轻人的态度往往类似，而彩礼的情况又有不同。

很多年轻人不着急结婚，家长就瞒着孩子前来报名。“有的小孩有点良心的，能体谅父母过来见一面，有的父母交了钱，孩子都不愿意出来见面。”

谈及彩礼，张老师有些讳莫如深：“具体彩礼多少我们都不过问的。“

但关于一些彩礼的轶事，这位婚介所的经营者想说的仍有许多。

“听说，人都不愿娶都昌（九江下辖县）的女孩子，她们要的彩礼相当高。女方提出要求，有的男方家里凑上来了还好，凑不上来也是很为难的。”

给江西彩礼正名也是短视频领域的流量高地。

张老师觉得短视频里动辄要求68万、88万彩礼，多多少少就是在教育女孩：“用彩礼‘换’来的（男方）才会重视。一点彩礼都不要的话，就好像自己的价值很低，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吧。”

比如在农村地区，如果养了一个女儿并且家里有弟弟的话，总想问女婿多要点钱，将来给自己儿子买房子。婚介所的日常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也有前来这里咨询的男生一开口就问，这里介绍的女孩子彩礼会要多高？如果是天价彩礼，就不要介绍了。

在张老师的描述中，那些更高的彩礼很多是条件好的男方父母主动给孩子们的资助。“做生意的大老板，他给一百万都是愿意的。”

纸币美学。

对于张老师不愿详说的具体彩礼价格，新婚不久的九江男孩小图给我们划出了参考的范围。根据他身边的情况，近几年九江彩礼一般在20万左右，贵的也不少，30万、40万的都有。

在一些农村地区，彩礼给的少，远亲近邻可能会说闲话。加上彩礼之外通常都是男方出房，女方出车，所以条件差一点的，经济压力就会很大。

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案例，一位江西女孩就因家里向她的安徽男友提出了彩礼30万，并要求在安徽有一套房，而让这段感情走到了终点。

“这也有可能是女方家长觉得不满意，不想让女儿嫁过去，让他们分手的。”在另一位九江姑娘表述里，高价彩礼也可以作为一种拒绝的信号。

即使顺利结婚，一旦感情起了变化，作为重大资产的彩礼该如何处理，也在碰撞中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民间默契。

“如果是男方的问题，例如出轨，那彩礼肯定是不退回的，如果是女方的呢，她可能就会退一部分。”至于彩礼退回的具体比例，刘老师也没有答案。

“我姐她就是这样。”小图的姐姐因为种种原因离婚之后，彩礼钱并没有退还。

彩礼纠纷也是家常调解的保留节目。

彩礼，女方家长的传声筒

彩礼的习俗在当地发展了这么多年，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笔财富，而是婚姻天平上的重要砝码。和外界的简单批评不同，身在其中的人们，会某种程度上认可彩礼的社会价值。

不论是出于考验女婿、拒绝对方、补贴家用、炫耀财力的目的，还是想为女儿的未来提供一份保障，彩礼本身已经成为女方家长的一个传声筒，用额度传递态度。

上饶姑娘承承，就经历了对彩礼认知的改观。

在上海念了研究生之后，她发现家乡“二三十万”的彩礼确实比其他省份要得高一些，就跟爸爸说，自己结婚的时候不需要男方给彩礼：“我当时觉得这是不合理的。”爸爸劝她，不要觉得这件事不对，这不是为了钱而收彩礼。

等到几年后，走完了完整的结婚流程，承承最终改变了想法：“彩礼这件事在我们家还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大家并没有拿到什么钱，就是一点钱拿过来拿回去的，但是很在意你有没有给。”

礼金之重，终于钱财。／《最爱》

南昌的刘老师也觉得，收彩礼过程的这个仪式，是女方父母观察小两口婚姻状况的一个窗口。

从九江嫁到南昌的95后姑娘芙歌，不仅不觉得有时让人掏尽家产的彩礼是华而不实的夸耀，反而越来越认同它在当地婚姻关系中的多重功能。

在芙歌看来，订婚就意味着正式嫁到了南昌，是将这段新的婚姻关系广而告之的仪式，所以它显得比结婚更加重要。

走二十几家亲戚，就意味着二十多份红包支出，但对芙歌来说，这些姨和叔叔，姑姑和伯伯们，都是至亲的家人，所以订婚的时候都必须带着丈夫走到。

“这就是礼尚往来的精神，比如我们给叔叔六百元的红包，他也会给我很贵的熏肉，所有的东西都是价值对等的。这就是近亲走动，不可能空手去，中国人本来就很注重礼节。”

婚俗首饰中的三金标配，很多时候已经不够了。

但讲故事者口中的人情往来，听故事的人记住的往往就只有数字。在类似这样情感和金钱的互动中，被反复谈论的就只剩下了二十多份六百元的红包。

这也不难理解，情感交流也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彩礼加红包，再有金项链、金耳环、金手镯和钻石婚戒的“三金一钻”或者“五金一钻（另有金戒指、金脚链等各地略有差异）”，以及酒席仪式的成本，很多男方家庭最直观感受自然是“娶个媳妇的成本实在太大了”。

芙歌承认普遍存在着“人家女儿拿多少彩礼，我们也要有多少”的想法，但她不认为这就一定意味着攀比成风。

某种程度上，她觉得现金的形式表达的就是对女儿的重视。“如果用银行卡转账才很奇怪，所以嫁女儿不能怕麻烦，毕竟又不是个买卖。”

亲身的经历强化了芙歌的感受：“特别是如今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很少能看到这么多钱。”这让纸币的堆叠，显得更为隆重而必要。

在一些地区，彩礼数额已经开始受到管制。

芙歌最终拿到了16.8万的彩礼，并且在正式婚礼的当天就和新婚丈夫就带回了8万元礼金，剩下的8.8万也由芙歌妈妈存了起来，之后都会用在她的身上。

在她眼中，没有人会仅仅因为彩礼把女儿嫁给对方。

一位朋友的父亲在女儿出嫁之前还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对方家乡到处打听，逢人就问觉得这小伙子和这家人怎么样。“就是想知道女儿要嫁过去的人家真实的风评。”

芙歌的家乡修水位于江西西北部，与湖南、湖北交界，与传闻中彩礼偏高的地区还有不近的距离。

她觉得，与其一味聚焦彩礼，当地文化中对女儿的重视才是被长期被忽视的。

“我爸妈巴不得我就嫁在修水县里，觉得我嫁到了南昌都远。当然他们也会说其他的都不重要，我幸福就好。”

芙歌现在确实也不认为远嫁是明智的决定。“年轻的时候还能跑一跑，以后拖家带口了，真的是很难的。你看现在短视频上那些远嫁的，如果财力不足的话，想要每个假期都回家是不太现实的。成家之后，你还要承担各种人情往来，花销一下会很多。”

早上出门能回家吃午饭的车程是可以接受的距离，跨省的远嫁，她真的不赞成。

江西人的难，谁能懂？

一纸婚约，

彩礼未必是最难的部分

“我都不知道彩礼是哪一年开始兴起来的，有钱人无所谓，没钱的人就跟着遭殃了。”

九江的张老师不乏无奈地表示，70年代的时候彩礼还没成为婚姻中这么重要的变量，一本证一场婚礼就够了。现在人们有钱了，彩礼也越来越高。

她设定了一种场景：如果男方是借钱凑齐的彩礼，就算结婚之后，公公婆婆也不会太高兴的。“你要那么多，搞得我拿不出来，现在还要还，肯定会有意见的。”

由此推断，短视频平台上那些因为女孩的天价彩礼而谈崩的剧本，想必都是男性导演设计出来的，让女孩们感受一下盲目追求天价彩礼的后果。

“就是要你女孩子看一下，你要天价彩礼，拿不出来就不娶你了，去找别人，总有女孩子不要彩礼的。”

在那些男孩看来，如果女孩因为彩礼的原因没有结成婚，你的名声就坏了，以后就难搞了。“这都是男孩子的想法。”张老师说。

为结婚，付出什么代价才合理？／《Hello！树先生》

这种心里的推断也有相应依据，据她这些年观察，越来越多家里条件不好，自身没有本事，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男孩子，注定就是打光棍。“这是很残酷的现实。“

上饶的承承也有类似的感受：“我爸爸那边就是农村的，我小时候认识的几个男生现在基本都是光棍。他们在从事一些体力工作，经济条件并不好，面对女方提出彩礼要求，会比较捉襟见肘。“

而这样的“光棍现象”，当然不是某地的特例。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0年至2014年之间，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4.7。粗略推算下，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4000万。

人口学家姚美雄就曾预测，2020年之后10%左右的成年男性可能因此找不到配偶，在这种“婚姻挤压”下，将会形成一个由单身男性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

性别失衡多米诺如果倒下，天价彩礼只是后果之一。

“那时候重男轻女，有人偷偷做了B超之后把女孩打掉，所以现在都是儿子。农村里边最少一家人有一个儿子。”

根据张老师观察，周边乡村地区来她这里报名的男生，普遍对结婚对象要求都不太高。

特别是条件差一点的男孩，几乎对女孩没什么要求，愿意跟他结婚就行了，甚至离异带小孩的都可以接受。

有一位在张老师婚介所登记的农村男孩，有正式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就是因为出身，“所有女孩子都嫌七嫌八的。”旁观者看来“真的很寒心”。

无论该产品是否为彩礼特供，都说明了这种需求的大量存在。

承承同样认为，在农村地区上一代实在太喜欢男孩了，在她父亲家乡的农村地区，她就没见过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的情况。

并且，随着不断地升学、工作，留在家乡的女孩变得越来越少。“我们这一辈，基本上出去了就很少再有回来的。”承穆说。

张老师也从她的角度解释了这个现象：“男孩如果没读什么书的话，出来几乎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挣不到什么钱。女孩如果没读好书的话，长得漂亮一点还是能在城市找到事做的。她们不可能回去嫁给农村的男孩子。”

在九江工作的小图眼中，婚姻市场上的“供需关系”明显与乡村不同。

在县城里女生会比较多，像我们中学里女老师占了八成，年轻女老师占了四成，二成是没有找到对象的。

不过无论在哪，工作稳定依然是相亲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因素。

“家长都希望子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公务员、老师这些，如果你的子女没有在单位里上班，找对象就会比较麻烦。只要考上了单位，你第一天去上班，第二天就会有人给你介绍。”

小图所在的九江县城还保留着一定媒人的传统，但在更现代的婚姻节奏下，这种传统角色的缺失却也给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困扰。

上饶的承承就迫切地提出：“像我爸那个年代，上门提亲、要彩礼都是由红娘或者媒人做的，这样子其实会比较好开口。”

南昌的刘老师可能也没有想到，在一些年轻人因为不想被审视而排斥婚介的时候，另一些年轻人正怀念起婚介独有的作用。

天价彩礼的改变，也是当地人愿意看到的景象。

或许传统秩序和现代生活之间的纠葛就是这样，你觉得它处处迂腐，却往往也不能痛快离开。

其实，当人们对现代婚姻的心态趋于理性，双方经济条件的考量自然包含其中，这既不是难以启齿的心思，也不一定是对罗曼蒂克爱情的背叛。

但就是因为在婚姻这场大型的仪式和变动之中，还包裹着太多资源分配和人情礼俗的功能，因此冲在最前又真金白银的彩礼，才承担了如此多的非议。

婚姻本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城乡差异、区域差异、认知差异、阶层差异，最终都会投射到这段关系中来，而彩礼，往往是那个最容易引发关注的矛盾点，围绕它发生的种种观念更替、思想碰撞，绝不只是某城某地的特例。

在采访的最后，每个采访对象都被问到对彩礼未来发展的看法：

他们都觉得，彩礼的数额或许仍会波动，但它终将趋于理性。可是，彩礼彻底消失的生活，也是他们难以想象的。

令我们意外的是，当张老师们还在为这些处在婚恋市场底端的男孩们忧心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寻找起别的门路。

“有专门做东南亚联姻生意的，大概要出十多万。有人看到别人通过这个方式娶媳妇也跟着去。不是很多，但也是有的。”

十几万的价格听上去也与大多数地区的彩礼金额相当了，但问题是“出了彩礼都不一定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这或许才是跨国婚姻生意能发展起来的原因。

感谢南昌佳人婚介所、九江钟爱一生婚介所接受本刊采访，文中受访者承承、小图、芙歌均为化名。

新周刊·瓦特深度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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