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富陈天桥：开始信佛了……
【编者按】外媒Medium的撰稿人Bryan Walsh近日发布了对陈天桥的专访。陈天桥在这个采访中谈到了他为什么要投巨资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成立“陈天桥和雒芊芊脑科学研究所”，以及他为什么会变得信佛。以下是原文内容：
陈天桥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互联网大亨，他在1999年创立了盛大，2004年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陈天桥30岁就成为了亿万富翁。但是之后，他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2010年，陈天桥与家人搬到了新加坡，并将盛大私有化，同时出售了他在盛大子公司的股份。退出商界享受财富的互联网亿万富翁并不只他一个。但陈天桥离开商界却另有原因。在2000年代中期，当盛大进入鼎盛期时，陈天桥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而对癌症的恐惧又加剧了焦虑症的症状。 “有些晚上，我醒来时心脏在砰砰砰地跳。”他说。“我知道情况不妙。”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盛大。
在新加坡，陈天桥花了几年时间来研究下一步行动，然后决定在一个独特的领域开展慈善事业，这个领域就是脑科学。 陈天桥已拨出10亿美元来资助神经科学研究，其中1.15亿美元用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创立了“陈天桥和雒芊芊脑科学研究所”。这是有史以来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最大捐赠之一。之后陈天桥和太太雒芊芊也搬到硅谷，以监督这些慈善工作的开展。
陈天桥现年45岁，他很想帮助那些也遭受过焦虑症折磨的人。 “我们侧重在如何减轻这种痛苦上，”他说。但是，更好地理解大脑可以解开一些科学奥秘，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商机，陈天桥也对这样的前景很着迷。 （他的投资公司已经为数十家先进科技企业提供了资金，对虚拟现实技术特别感兴趣。）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陈天桥谈到了佛教信仰和大脑研究之间的关系，科技造成的问题需要科技来解决的逻辑，以及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以下是访谈摘要：
问：你曾提到在盛大的时候压力很大。是什么时候你开始感觉情况不妙的？
我记得在盛大的时候，有些晚上，以及某个早上，我同事拨错了号码，结果电话打给了我。我醒来时心脏在砰砰砰地跳。有一次在飞机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心脏病发作了。但那不是心脏病发作，那是恐慌症发作。所以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了。
那次恐慌症发作之后，我甚至还被诊断出癌症，到2010年，我们决定搬到一个新的环境。这是一个重大决定，我认为，我的整个生活从那时候就开始改变了。
问：离开你创办的公司，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
当然是了。我们搬到新加坡后，花了两三年才适应过来。当我看到一些二线公司蚕食盛大的市场份额时，我想过要回去，即便心里知道不该回去。
我太太总是鼓励我。她说大多数人只能攀登一座山，但也许你可以攀登第二座或第三座山。我可以选择人生的新篇章。
许多人沉迷于过去的成功，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此，我总是跟同一辈的企业家说，“你的生活不仅仅是这家公司。抬头看看，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是由于竞争的原因，我可以看到他们很多人仍在苦苦挣扎。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
问：现在你信佛了，有什么改变呢？
之前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太太倒是会和一些佛教大师交谈，我总是对她说，“这是浪费时间。”但是我36岁生病时，我发现佛陀说得很对。我很富有，我想要的一切都已经有了，包括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那为什么我总觉得不开心呢？为什么我会发作恐慌症呢？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满足感呢？
佛陀说我们必须从内在寻求答案。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受苦。佛说众生皆苦。很多人不相信。但生活就是很痛苦，因为即使有幸福，即使有愉快，即使你有很漂亮的房子，总有一天你也会失去它们。人终究逃不过一死。
所以，我们决定开启人生的第二个篇章，把侧重点放在如何减轻这种痛苦上。
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时，有人说：“不，不，不！为什么选择痛苦？这是一种症状。你应该治愈的是疾病，因为如果没有疾病，就不会有痛苦。”我跟他们说：“不是的，疾病也是一种症状。”疾病是死亡的症状。疾病是通向死亡的道路。死亡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疾病。而且我们必须承认，死亡不能治愈。虽然硅谷有一些人认为可以治愈它。
尽管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我尊重他们，我愿意出钱资助他们。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可预见的未来，死亡是无法治愈的。当你死了，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疾病而死，最后一段时间都充满痛苦。恐惧、痛苦，一切都成未知数。所以我认为，治愈死亡的最佳方法，就是治好生命中的痛苦。如果死亡的时候没有痛苦，那它就像睡觉一样，对吧？治愈它的方法是学会接受它。
最后，我们把侧重点放在死亡和痛苦上。然后我们去见了许多科学家 ——迄今为止接近300名科学家。
问：你当时知道会侧重在神经科学上吗？
在理解人类大脑上，神经科学是个瓶颈。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我一直跟大家说，尽管我们的重点是神经科学，但终究来说，我对“陈天桥和雒芊芊脑科学研究所”的愿景是，对大脑和大脑相关的不同学科进行垂直整合。所以这包括神经科学，以及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还有神学院。我希望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学科结合在一起，但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神经科学是个瓶颈，因为我们正试图通过科学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以及自下而上的方法。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受苦？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意识？我认为，自上而下的方法来自宗教、哲学、社会学等等。甚至几千年前，哲学家们也在问自己这些问题。没有人能阻止你思考这个问题。但自上而下的方法面临着一些问题，因为现代人会说“展示给我看”。
他们想看到证据和数据，神经科学则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学科。我拿精神病学来举例，到目前为止，精神病学诊断仍然主要依赖于问诊，非常主观。我和精神病学系的院长交谈过，我问：“你什么时候能安装成像设备？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某种生物标志物来检测抑郁症呢？”我觉得自己有精神障碍，我真的觉得自己脑子中有一些化学物质或者其他东西有些不对劲。例如，在我乘坐飞机时，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知道这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我仍然害怕它。可是在服用一种药后，这种恐惧感就突然消失了。这表明所谓的恐惧、精神抑郁、你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检测它。但好像精神病学没有这方面的动作。
我对此非常失望。癌症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检测到。但到目前为止，在大脑和心智领域，这50年来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做点事情的最佳时机。
问：你为什么选择做慈善而不是进行投资呢？
我们对不同方法进行了研究，我认为对于大脑和心智，我们必须选择一种非营利方式，因为我们对大脑的某些基本方面缺乏了解。这是一个瓶颈。所有这些研究仍然在大学或研究所里进行，它们就是非营利性质的。例如，伊隆o马斯克说他希望通过创业公司Neuralink将芯片植入人类大脑。我们和加州理工的神经科学家谈过这事，他们说现在没有办法那么搞，那是50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觉得，我们采取了谦虚低调的做法。我们希望为科学家提供基本的支持，我们希望解决基本问题。我们不满足于赚钱。
在我们研究所的人脑-机器接口中心，理查德o安德森可以通过操纵瘫痪病人的大脑来模拟触觉和感觉。病人可能本来有些部位没有感觉。但理查德刺激了一些东西后，病人会说，“有人在挠我。”
这实际上证明了我的一个假设，即世界实际上只是感知。
我们的另一位科学家大卫o安德森，他可以操纵老鼠的情绪。当他按下一个按钮时，老鼠突然变得非常平静。当他按下另一个时，老鼠就会突然打起架来。所有这些都是由神经元控制的。所以我的另一个假设就是，我们是化学机器人。
我认为到了现在，科技已经达到了极致水平。我们改变外部世界来满足我们的大脑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如果还想要更进一步，我们就必须了解人体的内部。所以，下一个阶段就是调理大脑，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大大提高满意度和幸福感。
在谈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时，很多人都说它是人工智能（AI）革命。但我认为这太狭隘了。AI只是它的一部分。我认为认知科学才是重点。如果连我们自己的智能都不了解，你就无法拥有很高级的AI。我认为目前的AI算不上真正的智能。
问：在AI领域，目前做法的基础就是收集和挖掘尽可能多的数据。人类的认知不是这样发挥作用的。这个领域的专家已经不再试图让AI模仿人脑了。这么做错了吗？
AI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功，比如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我们不应满足于此。我总是用我两岁的儿子当例子。他能认出街上的叔叔或阿姨，永远不会弄错。但计算机必须经过数百万次培训才会认出“这是一只小猫，这是一块饼干。”
现在我们对机器的唯一导向就是“效率”。机器优化了效率。机器知道如何快速找到最佳方法。但如果机器统治了世界，它们可能就会说：“因为资源很重要，所有的老人和病人都需要死掉。”因此，我们必须给机器灌输公平性和同情心。但是，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定义它们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回到精神病学上，医生的判断是建立在主观问诊上的，但我们如何将这种经验传递给机器呢？
问：机器人会接管一切吗？
我认为有两种类型的威胁。一个是它抢走人们的工作。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科技发展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可能会些人需要时间接受教育或培训，但人类是有适应能力的。
第二个担心是机器可能发展出意识，超越人类。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它们计算的速度已经比人类快得多，但它们仍然没有任何意识。肯定缺少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神秘事物，就像计算机缺少合适软件的情况一样。
有人说，也许有一天，机器会变得拥有自我意识，那么它们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我想，也许吧。但那将是一个新物种。我们为什么要费心去创造一个新物种呢？我们有这么多人仍在挨饿，地球上的许多物种仍然面临灭绝。为什么要创造新的物种呢？我认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非常混乱。
问：你还参与了围绕大脑和神经科学的风险投资。在这些区域内，你认为增长点在哪里？制药吗？人脑-机器连接吗？
正如我所说，重点在基础研究上。这是好奇心驱动的。我们正在寻求真相。但是从基础研究发现的东西来看，我认为它可以满足全人类的三个要求。第一个是脑部治疗 ——精神障碍问题在快速增长——我认为这将是未来的一个重大挑战。不仅是精神障碍，还有神经退行性疾病。人老了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帕金森氏症，诸如此类。
抑郁症已成为头号疾病。我想这种研究对此可能会非常有帮助。我们确信基础研究将在未来10到20年内为此做出很多贡献。
第二点，我们称之为大脑发展。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造福人类，我们就必须了解自己，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世界、汽车、房子和一切事物赋予目标，这样世界就可以读懂你的想法，知道你想要什么，让世界来满足你。通过基因编辑来破解自己并改变自己的身体。我认为这是未来的杀手级应用。
第三个则是我们的终极愿景。我们试图回答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意识？我们是谁？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拟的？这些讨论可能看起来太过学术性，但对我来说这很重要，而且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如此。几千年来，这些都是全人类一直在问的终极问题。我想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会发现真相。
问：谈到抑郁症，如今自杀率正在上升。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这是因为科技。我认为科技发展得太快，许多人无法接受。
你手里拿着一部可以连接任何人的电话。10年或20年前你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可以在一两分钟内做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但我相信人们的“连接容量”是有限的。你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连接，信息的速度太快，短时间有大量信息涌入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必须做出判断，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科技爆炸的帮助下也拥有了发言权。你的大脑中有太多不同的观点，你必须判断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但是你又不能放弃科技。所以我们必须使用科技来解决它带来的问题。这就是研究大脑的认知科学如此重要的原因。人们说，“哦，科技是这样的，一个疯狂的家伙按下核按钮，世界就会消失。”他们说，“这是科技。”但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那个人要按下那个按钮？
问：那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大脑，来适应科技发展吗？
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我们对大脑越是了解，我们就越能够减少这些精神障碍。
问：那么在未来，我们不仅仅是治疗精神障碍和抑郁症，还要积极塑造我们的大脑，让自己更聪明，意志力更强呢？这是人类前进的方向吗？
我不知道。很难说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异常的。也许有一天，如果我们的科技足够发达，那么我们会把异常的大脑调整到正常状态。但问题是：什么才是正常的？即使是现在，所谓的正常人对同一事物也持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随着对人类大脑的理解增多，至少我们可以减少那些每个人都认为错误的行为，从而减少对社会的伤害。例如自杀或恐怖主义，我们可以减少这些类型的东西。但在正常的社会中，我们很难进行全面改善，因为我们必须保持灵活性和大脑的多样性。
例如韩国人非常擅长整形手术。所有漂亮女人看起来都一样！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这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在我看来，保持多样性会更好。
问：你觉得虚拟现实（VR）将如何塑造未来？
我总是说，VR的终极版本就是“做梦”。
我们的大脑足够强大，可以创造出能够模仿现实声音和感觉的虚拟现实。
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必须用谷歌VR头盔呢？我们对大脑知之甚少。我们是不是可以操纵我们的大脑，继续做我们的梦呢？当我从一个美好的梦中醒来时，我总是很失望。如果晚上能接着做头一天的梦该多好。如果你能让人们做梦，那将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我一直说，这将成为娱乐业的终结者。
我问过一些科学家是否可以模仿知觉。目前还只能模仿声音和视觉效果。如果你能感觉到各种东西，那么大脑就可以模仿各种东西。所以我认为VR的最终版本应该来自我们的大脑本身。它就有那么强。
问：我们谈到过科技影响人们的幸福感，那么VR是否也有这个风险呢？
这是个趋势，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小时候喜欢去朋友家看碟，父母说这会影响我学习，会让我上瘾。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么过的。而我在盛大的时候，用户的父母也每天都批评我，说我们的产品让人上瘾。
我认为，如果科技提供了更加生动的刺激，这种趋势将会增强。你总会发现有些人沉迷于它。就像毒品，如此强大，可以控制你的大脑，让你感到快乐。但如果它与药物具有相同的影响，一些规定就会出台。我认为，即使VR会带来更多令人上瘾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药物监管当作参考，对它进行监管。
问：你对科技和大脑领域的发展感到乐观吗？我们能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快乐吗？
我找不到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点悲观的原因。我认为科技带来了很多问题。我能做的是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缓解这些科技的可能后果。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可能就会导致非常糟糕的后果。（来源：腾讯科技 编译/Kathy）
创办盛大的前首富陈天桥，
现在正醉心于研究脑科学，因为他想知道“我是谁”
人有离苦得乐的愿望，所以佛教说“五蕴皆空”“无我”，教人“破我执”，以逃离苦厄。
陈天桥信仰佛教，相信“无我”。从最初希望减轻人类病痛，到好奇人类意识、感知的产生和作用方式，再到起心动念要用科学去“证无我”，经历三年前期研究，2016年年底，他和太太雒芊芊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捐赠1.15亿美元，成立陈天桥雒芊芊脑科学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 for Neuroscience at Caltech），用于研究人脑。
他告诉《中国慈善家》，针对脑科学研究，第一阶段预计捐出10亿美元，并且，他打算为此全力以赴，已经做好了倾己所有的准备。
“除了留百分之二到三的钱给我的孩子们，我会全部捐光。”陈天桥说。
倾己所有去证明自己原本就笃信的结果，妻子雒芊芊说他悲壮。
陈天桥觉得，这可能是以科学为工具的一次“最大的讲法”，他想证明给世人看，所有迷乱人眼，让人执着、争执，让人产生贪嗔痴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世界应该变得更加友好，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相比于人们对佛法未必可靠的解读，他更相信科学。“如果科学的发现和它（佛教“无我”）是不一样的，那我会选择科学。”
有我无我是两种可能的终极结论，或许永远没法证明，陈天桥并不执著，他都能接受。好奇心、宗教不是他驱动力的全部。在解密人脑的过程中，科技突破带来的无限可能已足够让他兴奋。
《中国慈善家》2017年7月刊封面
陈天桥可以为脑科学研究倾己所有，前提是他有机会看破某些角度的“我”。
电影《一代宗师》里，叶问寻到丁连山，想看八卦门的“宫家六十四手”，求的是术。年迈的丁连山有段话说给叶问，“人生最难看破的只有四件事，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就一个字，我。”
丁连山的高论因何得来，故事未及展开，观者无法领会深意。台湾作家张大春为此作文交代背景。
关东张作霖治下，日本恶徒被释放出狱，以刀画地为界，当街行凶，杀戮无辜。八卦门大师兄丁连山明知是政治圈套，背景错综复杂、牵连深广，仍出头诛杀此人。杀人易，掌门难，为免八卦门葬身于凶险时局，丁连山将八卦门托予师弟宫宝森掌管，自己则隐去姓名出身，生死流亡几十载，成了“鬼”。故事与《史记·赵世家》中公孙杵臼赴死、程婴立孤的情节雷同，连对话都有七分相似。不同的是，公孙杵臼死了，丁连山活着，得以同时体验到了赴死与负重的人生，有机会且有时间从“舍己”悟到“无我”。叶问见到丁连山时，求的是术，收获的是道。
陈天桥不是叶问，哪怕中国互联网江湖中有一个丁连山，他也不需走这一遭。陈天桥今年才44岁，但生死、是非、成败、荣辱这四件事，他都体验过高饱和度的版本。这些经历，都对他如今的价值选择产生着作用。
1999年，26岁的陈天桥近乎白手起家创立盛大。盛大代理的韩国游戏《传奇》像是个天赐的故事标题，死死贴在陈天桥身上。2004年，他31岁，缺少资源，没有经验，凭借敢打敢拼和过人才智，让《传奇》运营获得巨大成功，率盛大登陆纳斯达克，上市三个月，陈天桥所持盛大股票便达到90亿人民币市值，一跃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富。2005年，陈天桥宣布《传奇世界》《梦幻国度》《热血传奇》全面转向免费运营模式，将购买点卡变成了“内购”。在网民人手一枚QQ的当年，盛大的游戏运营业绩远远超过腾讯。巨人网络创始人史玉柱曾当面称赞陈天桥为“中国网游教父”。
开拓行业、商业创新，同时热心公益，陈天桥为自己和盛大赢得了巨大声誉，国内外各种官办及非官办的表彰、奖项、排名纷至沓来，有个人荣誉，也有企业荣誉。2002年到2006年中，文明单位、最优企业、杰出企业家等称号粗略统计便有60项之多。与此同时，质疑与批评也被他猬集一身。在网络游戏被视为精神毒品的公众舆论中，陈天桥当年是家长和一些媒体瞄准的最大靶子之一。
2008年，陈天桥将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整合，成立盛大文学有限公司。不同于“网游”，人们更愿意看到企业的“文学”光环。但在价值判断上，陈天桥不认为“网游”错了，也就无所谓“文学”的正确。
自创业以来，陈天桥对赚钱便表现得兴味索然，他要证明的是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陈天桥喜欢事事为先，他曾为盛大设立“网络迪士尼”计划，一路高歌猛进。2004年，“盛大盒子”在内部被提出，2005年正式推向市场，陈天桥希望借此App平台，将信息从电脑带入客厅。这时，距离首款“苹果TV”在美国面世尚且早了1年。陈天桥在中国打开“盛大盒子”时，还无人有意识去望一望其项背，他好像不合时宜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因过于超前，触到政策“逆鳞”，“盛大盒子”不得不与市场挥手作别，致使盛大的“家庭战略”失败。在“电视盒子”随处可见的今天，越发令人扼腕。
2009年，盛大发展进入巅峰期，陈天桥通过分拆“盛大游戏”上市融资，持有现金近20亿美元，傲居中国互联网江湖第一把交椅。
陈天桥以惊人的速度和气魄在互联网行业取得巨大成功，但他却突然转身，移居新加坡，带领盛大转型为投资公司。
2012年，他在新加坡设立了盛大国际总部。完成盛大网络、盛大游戏、酷六的私有化退市，逐渐“淡出”互联网主战场。即便盛大近年不乏互联网相关项目投资，但已不在大陆公众视线范围内。
在大众眼中，陈天桥离开时留下的是一个悲情背影——被迷雾笼罩着。人们疑惑，陈天桥分明看到了互联网的未来，他长于战略布局，且能迅速达成目标，何以在互联网行业的巅峰期抽身离开？
在商业语境内讨论时，陈天桥不愿对公共的疑惑做出解答，他认为自己没有这个义务。
“我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需要解释，所以我付了很多钱把它下市了。第二，我有很强的自信和我对快乐的独特理解，所以这个东西（外界看法）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
陈天桥带领的盛大“低调而嚣张”。站上巅峰时，陈天桥没有炫耀的欲望，遇到质疑也并不解释。“我们只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只要我认为正确，我根本不care你怎么看我。”
陈天桥说，他已经用网游、文学、动漫把自己的故事告诉给全世界。大众喜欢戏剧性，他对此却了无兴趣。“故事讲完就可以结束了。如果一个人只是不断讲故事，就可以像郭德纲那样以此谋生了。”
中国最年轻的首富不愿重复“我”，他不想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用在相同的事上。
绿树掩映中的盛大国际总部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国土面积719.1平方公里，不及北京通州区大。作为世界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在市区找一处僻静所在并不容易。六月初，新加坡天气如常闷热，旧式洋公馆模样的二层建筑端庄安静，闲适地掩映在绿树中，入眼平添一分清凉。这是盛大国际总部，院门前的路并不宽，看上去，在确保交通方便的前提下，选址很难更远离喧嚣了。
盛大员工迎客入门，内部环境与这栋建筑的外貌风格统一，沙发、桌椅、书架甚至墙壁装潢，都以柔软和松弛表达着友好。如果不是看见几名带着胸牌的年轻员工对着电脑，这里几乎与家无异，全无通常投资公司内随处可捕捉的强烈欲望。
物质财富一贯被陈天桥视为自己商业才能的证明。从创业之初，他就时常公开表达自己对赚钱本身的兴味索然。他不愿重复自己，甚至验证某个商业模式的成功后，他都缺乏“维持”下去的动力。“当我只是需要去维持而不是创造时，我的兴趣就立马掉下来。”
陈天桥不愿附和公共舆论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更不愿帮他们去解释所谓的“悲情背影”，但谈到捐助脑科学项目时，他毫不回避地道出了当年盛大转身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促动他做出人生新选择的原因之一。
陈天桥是全国政协委员，虽移居新加坡，但至今是中国国籍。迁居新加坡前，他生了一场重病。他说，坐飞机甚或一个人待在酒店里，都会加剧自己的痛苦，严重时有濒死感。有两个月，每晚太阳下山，他都会呼吸困难，觉得自己不会再醒来，需要写遗嘱。
陈天桥的弟弟陈大年得了同样的病，陈大年回忆，第一次发病时自己躺在罗山的立交桥下面，以为自己要死了。哥哥陈天桥的情况比他还要严重。
“我必须得离开。一个人一辈子死一次就已经很痛苦了，两个月，几乎每天晚上死一次。”陈天桥说，“哪怕我知道没有任何的风险，比方坐飞机，我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东西，但是我的emotion（情绪、情感）不能控制。”
2009年，陈天桥还患上了另外一种重病，需要住院手术。疾病让陈天桥停下来，催促他思考。
《中国慈善家》专访时，陈天桥并未对再造一个商业神话表现出兴趣。“黄山很美丽，但是去过之后我也想去金字塔看看。你说是么？”
当他31岁站上巅峰，讲出一个漂亮的故事后，他只是越来越多地问自己，“Why me？”
“中国有比我更聪明的人，也有很多比我更勤奋的人，但为什么就我在那么年轻时，获得这么多的财富？这其实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有一次，J.P.摩根公司在盛大总部举办慈善会议，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主持。
“他（陈启宗）原话我有点忘了，大概是说，拿了太多的钱，有很大的负罪感或者什么，被驱动着（回馈社会）。当然这个‘负罪感’可能是个玩笑。”
陈启宗的描述相对被动，认为回报社会是成功者的义务，陈天桥的表述则相对积极，更倾向于“使命”。
“我理解就是Why me？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个人的资源、能力换来财富，有了财富以后，就要换得对更多人有益的社会价值。”
疾病，是陈天桥选择捐助脑科学领域的原因。这其中包含好奇心的驱使，也有信仰赋予的动力，更是他作为企业家思考后确定的方向。
在他看来，做企业与做慈善逻辑一致，没有本质区别，目的都是用智慧让有限的资源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
带领盛大全力在商海打拼时，陈天桥做过一些“常规”的慈善捐助，如捐助汶川地震灾区，捐助希望工程等。那时，公益慈善更像是陪衬。当他决定将慈善作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事业时，他需要寻找一个更根本的着力点，使成果最大化。他将目光放在那些重大社会问题和发展瓶颈上。
“什么东西是根本性的，而且可以让全人类获益的？这个很容易得出来，Fundamental Research（基础研究）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陈天桥说，创立盛大，他想了三天，投入脑科学研究，他想了三年。三天的思考，成就了盛大十年传奇，做脑科学研究，他可以生死与之。
图为陈天桥雒芊芊夫妇与加州理工学院签约合影。雒芊芊右手边为加州理工学院校长Thomas Rosenbaum；陈天桥左手边是加州理工学院陈天桥雒芊芊脑科学研究院主任David Anderson教授。
陈天桥投入脑科学研究有三个驱动力，信仰、科学、好奇心。
佛说众生皆苦，包含肉体的痛苦和心理层面的痛苦。在佛教信仰的驱动下，陈天桥起初希望研制出一种无副作用的止痛药，减轻人类痛感。他进一步了解，发现痛感由人脑决定。
“要解决佛学的问题，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不能就痛而痛地去研究，你要去搞清楚痛产生的根源，也就是大脑。如果疼痛是由大脑决定的，那快乐也是大脑决定的，所有认知是否都是大脑决定的？”
盛大网游风行时，陈天桥以上帝视角打量那些在虚拟世界里满足欲望的数千万玩家。他说他不关注玩家的躯体，而是关注他们的认知和行为。
游戏中有矿洞，需要虚拟蜡烛照亮。有人过来手起刀落，抢夺别人的蜡烛。有人则释放善意，与人分享。也有人主动赠与他人蜡烛。“我就默默地看着这些人，同样的Input（输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甚至你去看他游戏外的人生，上来动刀抢蜡烛的人，听说还是《中国慈善家》的编辑，那个主动分享蜡烛的人，听说他是个小流氓。”
陈天桥对人脑支配下人的行为感到好奇，当他锁定基础研究时，解密人脑自然就成了他的兴奋点。这使得他自己的病看上去更像是上天给的提示。
社会快速发展，心理问题、精神类疾病造成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增多。同时，陈天桥也看到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老年病数量剧增，如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症等脑退化疾病。
陈天桥研究脑科学相关知识三年多，他向《中国慈善家》长篇大论解释种种大脑相关疾病的研究瓶颈，口中都是些医疗领域的专业英文名词。“这两种病，一种叫做Neuro Degenerative（神经退行），另一种叫做Mental Disorder（精神失常）。离开对大脑的基础理解是不可能解决的。”
当他看到脑科学研究的价值时，“Why me”便多了一项答案。他庆幸自己年轻时早早收获了物质财富，他甚至感谢疾病让他停下来，调整方向。因为他看到，脑科学研究的最佳时机已至。
他说，无论是超级计算机的解码能力、遗传学的发展、超声波的探索等等，一些新技术的出现，已将脑科学研究推向奇点，他相信这一奇点可以迎来突破。
减轻病痛只是脑科学研究可能带来的成果之一。“More than that，真正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到底在哪里发生？”他将自己的观点与卡内基梅隆大学前校长交流。陈天桥说，第四次科技革命将以认知科学的破译和解码作为发端，“这意味着你对世界的认知可能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陈天桥觉得，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解决外部环境，从草履木屐，到飞机高铁，从能源利用，到空间探索。终于，科技发展让人类有可能去改变认知。如果人脑密码可以被破译，就可能被修改，不仅会给娱乐业如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带来革命性改变，也可能让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缸中之脑”的假设成为现实，造出一个黑客帝国般让人产生真实体验的虚拟世界。甚至，人类可以让机器人产生自我意识，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陈天桥将人比作电脑，他觉得人类在眉毛以下的部分花了太多精力，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鼠标、键盘和电源等输入、输出的硬件上，但人类至今对大脑这一核心处理器的运作原理知之甚少，同时，关于脑科学研究的资源投入并不充分。
陈天桥主张用企业家的方式做慈善，他说慈善需要眼光、专注与亲力亲为。眼光用来决策和判断，制定战略和具体任务时需要专注，亲力亲为不但是对自己的投入负责，也是对捐助对象负责。
捐资1.15亿美元，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成立脑科学研究院只是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围绕脑科学研究，陈天桥会开展与更多相关大学的合作，分别设立脑科学研究所，将资金直接交给年轻科学家。积累足够的科学家和大学资源后，第三阶段，陈天桥希望将来创办一所大学。这所大学里，会有哲学系、心理学系、神学、物理系、化学系、神经学等专业，甚至可能展开对打坐、正念（Mindfulness）等禅修相关的心理学研究。
“整个大学，所有的研究只用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
陈天桥说他不需要成立基金会，他捐出每一笔钱都是真金白银，直接交给捐助对象。
与加州理工学院合作只是陈天桥推动脑科学研究的开始，与更多名牌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也正在洽谈、推进。
陈天桥说，每个人脑都是一台超级计算机，若短期内便有可商业利用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会创造一个比谷歌更伟大的企业。他说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我是慈善家，我没有那么在乎。”
做慈善，让陈天桥进入了一个“无我”之境，入此境者，皆为伙伴。在这方世界里，不再有门户壁垒和资源争夺，更多的可能是合作和共赢。
“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比如马化腾，他也愿意把钱全部捐掉做脑科学，我只有高兴。因为我想知道这个秘密，不用我的钱我就能解开奥秘，不是挺好么？”
不久前，他与美国一家慈善机构主席谈及脑科学研究，对方羡慕他年轻有成，早早开始做慈善。哪怕再等二十年、三十年，他能看到自己的投入为社会带来的变化，陈天桥说，这对慈善家来说，是最大的犒赏。
陈天桥认为自己正处于“第二次生命”中。他的人生体验是被“快进”过的，赢得时间后，他可以体验更多可能，井喷似的新奇想法便有机会付诸实施。
以前，他每季度要发一次季报，如今，他有精力嫌弃旅行包功能不够完善。“现在一个包又要放iPad，又要放手机什么的，乱七八糟。我想能不能把包做成模块组合式的，每个包咔咔咔拎在一起，我就可以拼出大旅行箱。”
他甚至自己动手，将心中设想的包画出来，交给专业的设计公司完善。
弟弟的岳母要换膝关节，他突发奇想，思考是否要研究一个智能膝关节，内置芯片，根据人体走动的习惯和发力大小，提供相应推力。“能够让你走得更快更远，可能你一跳就能跳到三米，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在退化的过程中突然就变成一个超人呢？”
陈天桥最近要种三颗牙齿，这段时间他在认真构思，打算去跟美国UCSF牙科研究商议，看能否顺便在每颗牙齿里内置某种设备，让三颗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齿”。“种牙反正已经打桩进去了，为什么不在牙里装个麦克风？我哒哒敲两下牙齿，就可以跟别人通话。反正要种的嘛！”
电影《燃情岁月》中有兄弟三人，二弟特里斯坦狂放自由，喜欢挑战未知，最终死在猎熊的路上。陈天桥的朋友说他像特里斯坦。
慈善未必会是陈天桥下半生的惟一选择。他31岁达成了别人50岁才可能达到的成就，43岁开始了老迈企业家退居二线时才有机会全力投入的慈善事业。“很多老同志，80岁做慈善，去世时仍未能完成，留下很多遗憾。我50岁时，可以做那些他们无法做到的事。”
陈天桥甫一进入慈善领域便站上了高起点，他说未来他还很可能是社会活动家。
他打算继续回馈家乡，但不想再做常规的慈善捐助。他正在思考捐给老家一支慈善基金，用这支基金来做乡建，彻底改造一片村庄，甚至探索出中国现代化农村的模板，涉及大病医保、环境卫生、文化留存等方面。
他还有更疯狂的想法，他说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市长，比如去美国。“美国可以Incorporate（组建）一个城市，我们可不可以在美国创建一个Next Generation（新一代）的China Town（中国城），城里有独立的警察，独立的法院，我们选出独立的市长，完全按照法律办事，去注册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平台，向世界做文化价值的输出。”
陈天桥已经向世界讲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他说，当时大家都以零为起点，他得以狂奔出线，算是时势造就。如今时移世易，富二代起跑便已接近终点，零起点的人再难赶超，不会再出现同样的故事。至于那个传奇陈天桥，“我觉得它是一个符号，未必是‘我’。当大家看这个陈天桥的时候，我也在远远欣赏这个陈天桥，我们看的是同一个角色。”
现在，陈天桥正在讲第二个故事。有我、无我，他都赢了。
本文来自《中国慈善家》（ID：chinaphilanthrop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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