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40周年回顾与展望（演讲全文）

编者按：2018年11月15日，在上海市社联年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经验、理论和展望”论坛上，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导赵伟教授发表演讲，演讲题目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40周年”。

来源：上海金融开放研究院 （ID:shjrkfyjy）

以下是演讲全文。

演讲全文

罗长远：接下来有请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导赵教授谈贸易。讲演题目是中国外贸四十年。欢迎！

赵伟所长发表演讲

赵 伟：首先感谢权衡院长的邀请。很高兴就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话题和大家谈一下我的思考。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亲历者，我曾随七七级读过一段时间大学，后来提前考研了。七七级是1978年入校的，而1978年恰好启动改开，到今年整整40年。这40年我不但是亲历者，而且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因为我是研究经济学的。今天我的讲演将限定在一条线索上，就是中国对外贸易40年。因为外贸在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讲点什么呢？限于时间，就围绕四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是成就。40年外贸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怎么看？第二个是贸易的发展效应，外贸发展对经济和体制产生了怎样的效应？第三个是政策，过去40年的贸易政策演进，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轨迹？第四个是态势，落到现在面临的问题。经济学有一个思维定式： “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沿着这个定式看下去，我们过去40年外贸的超高速发展是否有吃免费午餐的成分？下一步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我讲话的落脚点。

一、40年中国外贸发展的成就

第一个问题，40年中国外贸发展的成就。大家随便看一下媒体上的文章，关于过去外贸发展成就，大多都强调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规模扩张，说40年扩张了多少倍。第二个是结构变化，强调三个结构：一个是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出口结构。第二个是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例，第三个是贸易方式结构，就是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比例。

大家随便看一下，现在有话语权的学者们在主流媒体上经常讲的，谈到外贸成就，大多强调这两个方面。但是我要考虑的是，我们外贸发展最有特点的在哪些方面？这就要看我们发展的背景了。中国发展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一个赶超型的国家，我认为要看成就，跟以往那些赶超型的国家去比，看看你做的怎么样？第二个还得有一个时代背景，我们经济增长是一个特定的时代下发生的，什么时代？这个时代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这个世纪以后有一个讲法，叫“全球价值链”，一个国家如果进不了这个价值链，那么你的外贸没有作为，无法给你带来多少利益。今天我想就这两点谈我们40年的外贸成就。

作为后发型的国家和谁去比？应该和美国比，和日本比。我认为中国在发展上瞄准的第一目标当是美国，赶超方面应将日本作为参照系，因为日本是亚洲大国中最成功的赶超先例。可以这样说，规模上1955年日本经济起飞，当年它的进出口额相当于美国的16%，1955年美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1980年过半，日本外贸总额相当于美国的54%。就是说25年间追赶了38个百分点。中国是一种什么状况？1980年外贸额只相当于美国的6%，2005年相当于美国的59%，25年间追赶了53个百分点。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后来两年掉下来了，2017年再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我画了一张图，下面人多的轮廓线是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百分比，1978年到80年的时候，我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1980年我们的外贸相当于美国的6%，当时日本已经相当于美国的54%，1985年的时候年日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32%，外贸相当于美国的68%，后来它的外贸就下降了。日本经济相对最强的是1995年，GDP相当于美国的71%，外贸也只相当于美国的52%，后来一步步降下来，一直到2017年GDP相当于美国的26%，外贸降到相当于美国的37%。

中国GDP在1990年的时候只相当于美国的9%，但外贸已相当于美国的22%。2005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8%，外贸已超过美国一半，相当于美国的53%。2010年的时候GDP相当于美国的38%，超过日本，外贸已经高高在上，达到美国的85%。2013年超过美国，2017年再次超过，相当于美国的105%。但是2017年我们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63%。很清楚，和后发型国家日本相比，中国的外贸赶超大大超前于经济赶超。

第二个线索是价值链，即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世界银行新近出了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中显示，2000年全球价值链中只有两个价值组合与转化转化中心，所谓价值链转化与组合中心，就是把好多中间产品买来并组装后再出口出去的中心，分别位于欧洲和亚太，亚太的中心是美国，欧洲的中心是德国。这是2000年的情形，那时德国是一个价值链转化与组合中心，美国是另一个中心。

中国在哪里？中国位于亚太价值链的边缘，中国是靠谁拉进去的？靠了中国台湾和韩国拉进了价值链，但位于边缘，也就是末梢神经的地方。过了5年，到2005年，也就是加入WTO后五年，中国已经作为东亚价值链的一个组合核心初露头角，全球三大价值链核心的格局也初露头角。其中德国是整个欧洲的价值链组合中心，美国是亚太东端的核心，中国是亚太西段的核心，看图很清楚，中国已经把日本和韩国挤到边上去了，这里是马来西亚。这是按中间产品和制造品进出口额算出来的。

2011年，中国在外国价值的利用与组合规模上超越了美国和德国，成为全球GVC三大核心首位。左边这张图中可以看到2011年的情形，圆圈的大小代表了它的规模，亚太地区现在形成了美国和中国两个价值链组合核心并存的格局，但在欧洲，德国倒是稳稳的控制着核心地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中美贸易战。2015年情况又有一些变化，这是欧洲德国，这是美国，这是中国，原来中国大一点，现在好像有一点缩小。

这样，回顾以往40年中国走过的道路，外贸这条线索上，要说成就的话，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赶超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迅速上升这两块。

外贸的这两个成就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再次证明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洞见。他曾写道：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中，造成直到最下层人民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而“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可以这样去看：正是通过国际贸易，极大地扩大了中国的市场范围，把中国带入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促进了各个层面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财富的快速增长，使数亿人摆脱了赤贫状况。

现在中国号称是世界上任何产品都可以造出来，当然质量和档次另当别论。1978年我们在大学上课时，教室里看过去，90%的同学穿的衣服颜色差不多都一样，90%的同学衣服上至少有一块补丁。现在看不到了。因为国际贸易引出的分工，使得生产效率提升了，物质极大丰富了。

斯密的洞见没有过时，所以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们，从一开始要去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二、40年中国外贸扩张的效应

第二个是40年中国外贸扩张的效应，这方面可以列出很多，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三个效应：一个是经济增长效应，它是经济增长的一部主要的发动机；第二个是制度改革效应，外贸实际上倒逼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现在中美贸易战，也造成了一种倒逼的力量和机制；第三个是重要行业的激发效应，好多行业是从贸易发端的。

讲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需求一边“三驾马车”首当其冲。外贸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呈现三个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以前，是个震荡阶段。外贸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忽高忽低。94年到08年金融危机前，是个相对稳定的阶段。08年之后开始下降。进出口差额的变化也反映了这样的态势。1978年到2017年40年间，顺差是30年，逆差是10年，累计顺差4万多亿美金。我们在讲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时候，一直强调净出口，顺差即净出口。

还有一个我们知道，中国在发展的前十年始终面临着两缺口问题，一个是储蓄缺口，另一个是外汇缺口，这是钱纳里教授提出的。特里芬在50年代曾经提出，一个国家正常的外汇储备最少应该能支撑三个月的进口。

看中国的数据，1982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可以支撑10.9个月，最低的1980年和1986年，只能支撑0.78和0.58个月。实际上外汇缺口严重的时段是1983-1993十年。1994-2001年可以看作是突破外汇缺口的时段，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可以支撑12.4个月，最低的时候是8.83个月。第三个阶段，也就是2001到08年，是外储快速增长的时段。2008年的时候外储大约可以支撑28.6个月的进口。在那之后开始下降，到2017年的时候大概可以支撑20.4个月。外贸再加上外资，一起突破了外汇缺口，增加了外汇储备，由于有充裕的外汇储备，稳定了人民币汇率，汇率的稳定是经济增长稳定的一个前提，所以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

第二个效应是外贸的制度改革效应。回望四十年可以这样讲，中国许多制度改革往往由外贸行业开端。1979年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在这同时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到了1980年改为经济特区，所以特区是从外贸开始的。1984年5月开放14个沿海城市，这都是外贸，由于要突破外汇缺口，需要出口特区，最后发展成经济特区。还有，1986年参加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倒逼国内改革，所以它们的因果联系是，先是外贸要改革，要引进外资，要发展加工贸易，所以倒逼国内，制度要改革。

加入WTO倒逼改革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入世有四个倒逼机制：一个是市场规则的全国一致化，在加入WTO之前各个地区的开放政策不一样，入世之后规则全国一致。第二个是经贸政策的透明化，终结了内部红头文件治理经济的时代。第三个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规范化，标志性事件是《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文件的出台。第四个是开启行业进入企业所有制歧视的缩小化，它的发端是中国承诺入世三年以后所有企业进入外贸，由审批制改为注册制，所以后来好多行业也改为注册制，不用审批。

这样不难看到，几乎所有这些都由于贸易的开放而发生。以贸易开放度的扩大而扩大，贸易倒逼改革。还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在各个行业比重的扩大，是跟贸易出口企业所有制结构比重同步变化的。这是贸易领域的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的变化，外资、民营两块加起来超过90%，最初70%以上是国企，这是1994年的情形。我们看这两块非贸易领域，也就是一般工业领域，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在1998年是60.81%，到去年占了99.36%，按数量来讲，国企的比重连1%都不到了。这下面是非国有经济占就业的比重也在持续的上升，国有企业加上国有政府单位的就业都在下降。就是说，所有非贸易行业，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和贸易行业呈因果关系，所以贸易倒逼了中国体制改革。

第三个是对外贸易成就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1978年12月份上海宝钢第一根桩打下去，引进新日铁全套设备，那时不少人质疑我们有没有实力建这样大的钢厂。但谁能想到，2001年中国的钢产量跃居跃居世界第一，所以第一个触发器其实是贸易，是进口设备。1980年代中国引进100条彩电装配线，1990年代末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彩电生产国。1985年成立上海大众，2000年中国轿车产销量世界第一。这些都是从外贸开始的，所以说，贸易是成就中国制造业大国的触发器和持续的发动机。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做一些实证研究。

三、对外贸易政策回顾

第三个，来看贸易政策。我以为，40年的总基调是保护为主，被动与循序渐进的贸易自由化。贸易政策演进呈现四个阶段：1978-92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出口创汇压倒一切，进口保护严厉，走私严重；1992-2001年是市场化转型目标确定初期，这个时候的贸易政策是有限的贸易自由化，但以保护为主；2001-2008年是加入WTO履约期，期间公平贸易与保护并行不悖。

上述判断有充分的证据。怎么做？拿数据说话！看一下四十年中国实际关税率变化就清楚了。虽然名义关税率在下降，但实际关税率一直在增加。实际关税率怎么算？就是把每年国家征收的针对进口商品的三项税收加总，除一下进口商品总额。加入WTO之前我们每年的关税和每年的进口额之比是下降的，但是入世之后突然加了两个税，分别为进口商品增值税和进口商品消费税，加在一起占进口额的比值，从2001年到现在是上升还是下降？实际的关税率在上升。

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出口退税的力度，这反映了你的保护程度，出口退税额除以总出口，这个比例也在持续上升。所以可以认为，40年以来外贸政策的总基调是保护为主，自由化是被迫的，逼的没办法了才降低保护率。

四、目前状态与问题

最后，也就是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看一下目前状态与面临的问题。

40年外贸先于经济增长的赶超和持续的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政策，积累了许多问题，形成了下一步发展的约束条件。主要约束条件，可以三个关键词概括之：

第一个是透支。二重的透支，一重是透支了国际市场，另一重是透支了全球化。我们的出口早已是世界第一，但经济离老大还差一大截。我们透支了全球化的利益，过去十几年、20年来全球化的利益，世界经济界公认，最大的获利者是中国。

第二个关键词是滞后。贸易体制与政策调整长期滞后于经济转型要求，转型要求双向贸易，更开放的市场，但双向贸易战略提出了将近十年，体制和政策到目前为止依然是趋向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

第三个关键词是依赖。经过40年的保护为主，有限开放为辅贸易政策与体制的坚持，我们的产业严重依赖全球价值链，对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依赖度非常高，双边关系很重要。

基于以上分析，关于下一步中国外贸发展的选择，我得出两个判断：一个是双向贸易体系与政策体制的构建势在必行，上海“进博会”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另一个是，与美国的贸易战不能持续下去，龙永图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很认可，他说无论怎样，和美国的关系不能脱钩！脱钩了对我们是灾难性的。实际上回看40年中国外贸发展，中美关系是个重要的因素。

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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