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院士:美国有识之士已经预感,玩火者将引火烧身
邬贺铨院士:玩火者将引火烧身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考虑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规定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企业需要获得美国许可证后方可向华为供应特定的芯片。与全球媒体目前主流都是防控疫情的声音相比,这则消息有些另类,但也不是与美国疫情无关。中国疫情阻击战取得胜利,同时期的美国则处在疫情高峰,与中国复工复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制造业深陷衰退危机。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制造商面临供应中断,近80%的制造商预计业务将受损。美国决策者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其在疫情开始阶段防控失职的不满,鼓动政客一方面将疫情蔓延原因“甩锅”给中国,另一方面意图拖住全球尤其是中国制造业的复兴脚步,给美国制造业争取时间。选择华为下手更是希望一举两得,这是自去年“实体清单”事件以来对华为施压的再升级,去年5月起美国芯片和软件对华为断供,并胁迫盟国联手封锁华为海外市场,华为消费者业务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至少损失了100亿美元,华为去年的营收增速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但华为没有被压垮,5G的合同数仍领先国外同行,美国拟使出“杀手锏”釜底抽薪,禁止华为设计的芯片到境外流片。
美国打压华为的借口是网络安全,华为愿意接受任何第三方对设备的检测,而美国企业的同类产品却不敢同台比试,美国关于网络安全的说法可能会引火烧身。美国打压华为无法公开的理由是5G时代以华为代表的中国技术与产品让美国同行感到压力,长期以来形成的天下第一的心态不能接受这一挑战。
美国政府利用公权力打压华为是在期待得到当年阿尔斯通事件的效果。2013年美国政府以商业贿赂为名利用《反海外腐败法》等司法武器“长臂管辖”打击商业竞争对手,使全球领先的能源与交通巨头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不得不被美国GE“强制”收购。不过,华为不是阿尔斯通。美国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如果得逞,对华为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芯片是华为创新成果的主要体现形式,也是华为竞争力的所在,华为已预见到自研芯片的长期业务会因此而牺牲,但不会动摇华为的长远发展目标。华为使用美国之外的第三方芯片也能依靠自己开发的软件技术提升产品的水平。美国此举会进一步激发中国打造自主可控供应链的决心和部署力度,哪怕时间再长,中国只要认准的事以举国之力定能做到。
美国通过打压华为借机向全球宣示其科技霸权,但也使世界认识到美国肆意变更“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在已销售的产品上附加美国政府额外的法律权利,直接剥夺了美国以外的芯片制造商对制造设备的私有财产自由使用权。这一由美国自行解释的规则如果用到芯片之外的领域也不足为奇,一旦波音公司的业绩进一步下滑,谁又能保证美国不会将这一规则用到空客公司呢?
这一规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日本负责出口管制的权威机构日本财团法人安全保障贸易情报中心(CISTEC)认为,利用美国技术在日本制造的半导体设备,该设备在日本生产的半导体不是美国技术直接产品,不受美国管制。今后更多的国家将要评估在生产装备中使用美国技术的后果,尽可能减少对美国产品的依赖,美国将自食其果。
美国科技霸凌行为的背后是美国对今后持续创新能力心虚的表现,以不正当的方式打压市场对手以维持其领先地位的做法并不能增强美国的创新实力。而失去竞争环境和依赖政府的保护将侵蚀产业创新的机制,美国最终将失去竞争力。面对美国对中国IT行业的打压,中国政府与企业不会无动于衷,中国要将国内潜力巨大的IT市场更多的用于培育自主创新产品上,向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开放。中国的5G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不会停顿,而美国要冒退出中国IT市场的风险,玩火者将引火烧身。
对此,美国的政客可能没想到,但美国有识之士已经预感。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3月9日发布了《限制对华贸易将如何终结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的咨询报告,指出美国如维持现有的对华出口限制和技术管制,3~5年后美国半导体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的营收将减少55%,全球市场份额下降8%,全球营收减少16%,研发投入下降13%~25%。如果美国彻底终止双边技术贸易和技术领域对华脱钩,3~5年后美国半导体企业彻底退出中国市场,其全球市场份额下降18%,全球营收减少17%,研发投入下降30~60%。这将永久性损害美国半导体产业,并最终导致其失去全球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而中国半导体产业则长期崛起。
不做亏本生意是美国的处世准则,但不按常理出牌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也时有发生,不论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是否最终实施,我们都必须有清醒认识并主动应对。表面上看,美国是以“规则”的修改进一步打压华为,但实质是要卡住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命门,进而阻挠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
现在芯片及其制造技术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有长远眼光从基础做起。芯片生产线是精密制造、精细化工、先进材料等高技术的集成,需要跨行业产学研的紧密合作,长期奋斗、艰苦攻关,不破楼兰终不还。中国强调自主创新,但同时坚持要开放合作,创造双赢和多赢的利益共同体。(来源:中国网)
邬贺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引领“新基建”
近期,中央密集部署“新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早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新基建”的概念,在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是将“新基建”提到战略高度。
所 谓“新基建”,是指战略性网络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是“新基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IT领域而言,“新基建”是指5G网络、数据中心、人 工智能(AI)、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作为这些基础设施支撑还有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及网络安全软硬件。这些基础设施有很长的产业链,合起来构成 数据采集到决策的全过程,彼此之间构成产业的上下游并有交叉。
邬贺铨院士 图片来自互联网
打造新的产业增长支柱
新基建的“新”,不仅是指新的基建工程项目,还有打造新的产业增长支柱,创新投资渠道,培育新的消费动能的目的。
以5G为例。目前,5G的应用多数还处于示范试验阶段,2019年年底全球仅推出24款5G手机和7款其他5G终端产品,中国5G用户数也只有300万,5G网络的连续覆盖才支持到大城市的重点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5G在医疗、应急、交通、安保、社区建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锻炼了通信厂商打硬仗的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疫情过后,与此次疫情相关的垂直行业将涌现出大量需求,5G网络建设与业务开发将成为投资热点。
近 年来,AI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进一步释放巨大能量,并创造新的强大引擎。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预测,2020年、 2025年和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分别达到1500亿元、4000亿元和1万亿元;而带动相关产业规模分别为1万亿元、5万亿元和10万 亿元。根据McKinsey的预测,AI可在未来十年为全球GDP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
AI 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大数据基础设施和算力基础设施。以支撑AI的算力基础设施为例,机器学习对算力的要求非常高,据斯坦福大学《AI Index2019》报告,2012年前AI的算力需求每两年翻一番,2012年之后就是3~4个月翻一番。据人工智能非营利组织OpenAI统计,从 2012~2019年,随着深度学习模型的演进,AI所需计算量已增长30万倍。
目 前,AI的发展处于弱AI阶段,即针对特定任务封闭的规则,通过大量人工标注和统计数据归纳出模型,完成语音人脸识别等单项任务。而且,神经网络是一种以 输入为导向的算法,优质的结果取决于接近“无穷”量级的数据,可以说是“大数据小任务”,得出的结果还缺乏可解析性。人工智能发展的目标是强AI,能够有 自主心智、独立意识,且和人类一样得心应手,做到“小数据就能完成大任务”。
现在AI的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类脑科学研究,试图仿制神经元和神经突触等,但目前难有突破。兼容脉冲神经网络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路径,或许是值得探索的领域。
随 着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流量也高速增长。举例来说,2019年我国户均移动互联网流量达7.82GB/户/月,是2018年的1.69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使用移动信令原始数据定位用户行程,该数据平均每用户每天为2.85MB。大数据的量与信息基础设施存储及利用能力差距很大,当前 企业数据仅有不到2%被保存,且保存下来的数据,由于技术与流动性问题,只有10%的数据能得到分析。
现有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时,新的数据还在不断产生。根据《华为全球产业发展展望GIV》预测,全球新产生的数据将从2018年的32.5ZB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180ZB。
互 联网数据中心(IDC)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将物理分布的服务器、存储、网络等资源融合并虚拟化为逻辑集中的巨大资源池,通过云计算管理平台可动态监控、调度 和部署其中各种资源,按需向用户提供差异化服务。最终,提高了数据中心资源的使用率和响应时间,改进了可扩展性,将降低管理的复杂度,提升了运营维护的效 率,增加了安全可靠性。
云 计算提供商通常可以通过浏览器等来访问,其计算软件和数据都存储在IDC上,云计算应用发展将带来IDC规模扩张。美国IDC机柜数目前已占全球40%的 市场,其后是中国和日本,分别占8%和6%。虽然中国IDC发展比美国晚5年,但互联网用户数决定中国IDC规模不会低于美国。可以预见,中国IDC发展 空间很大,预计2020~2025年中国IDC市场累计超万亿元。
传统基建与新基建融合发展
加快发展“新基建”并非不再发展传统基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要协同融合和统筹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将推动大数据更大规模更深层的应用,将进一步对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5G、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构成完整的数据链,支撑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发挥重要作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不仅赋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而且 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智慧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虽然有了较好的基础,但从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来看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核心技术与 产品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提升自主可控水平。
除此之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还需要特别注意网络与信息安全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网络安全始终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架构的关键内涵。(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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