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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人没坐过马桶,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我们已经到了存量经济主导时代”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

作者:李迅雷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ID:lixunlei0722)



  • 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飞机载客量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 以直播卖货来说,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


  •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生活带来巨变。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调低了6.3个百分点。


近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南方周末:现在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多个方面,如何在效率上进行权衡?


李迅雷:这个很难,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数据量,只能先做了再说。总体上,我认为还是要平衡,供给端和需求端都要平衡,不能只考虑供给,不考虑需求。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人大概还有5亿人家里没有卫生设施,通俗地说,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南方周末:你近期撰文呼吁现金补贴居民以拉动需求。从操作层面看,它难在哪?


李迅雷:对。从操作层面来讲,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僧多粥少,中国人理想中一向“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政府补贴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利益都得考虑。如果只是定向补贴给部分企业,社会关注度会大幅下降,操作起来更容易。


如果真要操作,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大数据时代,居民存款、征税记录、水电煤气等情况综合起来,基本可以确定哪些人可以享受补贴、哪些可以排除在外。


南方周末:现有的政策对中小微企业有许多帮扶。这些企业的背后也是一个个人,像这类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是否更值得鼓励?


李迅雷:我觉得帮扶中小企业可以做,但中小微企业那么多,如果每家都补贴,需要补多少钱?补贴中小企业很多时候是给了企业主。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补给工人?他们有了钱的话,就会消费,他们也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不下去就饿死了。给企业部门实质是“输血”,给居民部门则是“造血”,因为前者是制造产品,后者才是最终消费。不断输血的结果,往往是制造“过剩”,而造血的结果是创造需求。


补给企业家的话,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得补?补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体现公平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会对政府行贿,骗贷、骗补。


南方周末:帮扶、补贴中小微企业的一个逻辑是,至少可以让企业先撑下去、活下来,也能保住工人的就业岗位。


李迅雷:对,但这个逻辑比较间接。你怎么能保证企业能救活,怎么保证他们一定不裁员?你把钱给了企业家,都由他来操作。钱落到了老百姓的口袋里,不管怎样,他总能活下去。


钱拿给企业,救了企业,再过几个月,他说又不行了,你再给?然后员工该失业的还是失业。你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平均只有2.5年。即使没有疫情,中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就是2.5年,个体工商户大约1.5年,都很短。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比如像西贝、海底捞这类企业,即使不补贴,也有很多PE、VC愿意来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类企业能够做大,银行也会主动给他贷款。


所以,一定还是要由消费来拉动,否则补贴给企业之后,员工还是拿不到钱、没钱消费,需求不足,企业的生产还是过剩了。


我一直呼吁,要从需求端去落实我们的政策。过去、包括现在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在供给侧,都在补企业,减税、免租等等,这些有错吗?也没什么大错。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类似“把牛奶倒进阴沟”的现象。


十年前,中国是靠投资拉动是符合逻辑的,因为GDP中,投资占比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现在经济增长则主要靠消费。居民日常消费,吃喝住行,休闲娱乐、养老、保健等等,消费在GDP占比超过60%,无论是增量增量还是存量占比。美国也一样,美国经济也不是靠高科技拉动,而是消费占到GDP的80%。


南方周末:消费要怎么才能拉起来?


李迅雷:从需求端入手,一方面要补贴,就是政府花钱,另一方面是改革,但这个难度就很大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动谁的奶酪都不好动。富人的钱太多、穷人的钱太少,这些年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差距均在扩大。 如果能匀一下的话,中国经济就起来了,消费就起来了。


7年前我就撰文:《中国经济就像一杯沉积的液体》,虽然总量够大了,国民总收入体量也够多了,关键是结构问题,大量收入、资源沉积在少数人和部门手里,无法形成现实的消费与投资。下面沉淀得太多了,很难动,如果搅拌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搅拌就得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故现在靠政府补贴实际上就是增加政府的债务,只能由子孙后代来还,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然,改革的难度很大,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次应对疫情方面,我国所采取的举措与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它们是疫情防控粗枝大叶,财政、货币却大放水,几乎没有改革举措。我国则有效控制了疫情,货币财政政策有序推进,此外,改革力度较大,重在治根。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资本市场上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改革等。


南方周末:这一轮疫情会带来什么变化?


李迅雷:疫情加速了分化。


首先疫情加速的新旧产业的分化;如信息技术产业更加快速发展,3月份在绝大部分产业亏损的情况下,计算机制造产业和烟酒产业一样,保持盈利。疫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对视频会议应用的需求,App Annie最新报告显示,商务视频会议应用程序一直在经历爆炸式增长,刚刚在3月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下载量。线上办公APP钉钉和腾讯会议持续占据国内应用免费榜排名的前两位,白领开始习惯,甚至开始喜欢线上办公,云办公行业有望迎来跨越式发展。


其次,疫情加速了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很多小企业生存不下去了,但大企业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以卖房为例,今年一季度,前十大开发商的卖房收入只下降不到10%,而楼盘销量后100名的开发商下降了约40%。越小的开发商越是卖不动,可恒大说要打折了,大家都来抢。疫情之下,阿里巴巴、腾讯一样赚大钱,但是路边的小餐馆就经营不下去了。这样趋势下,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居民部门也是一样。


第三,加速人口的分化。从去年的数据看,浙江人口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广东,杭州的流入人口超过深圳,说明浙江经济的新动力更足。但总体而言,全国的人口是在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发达地区集中,北方流向向南方。疫情之后,就业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通过数字化工具,打破疫情期间的时空限制,让经营得以继续。


李迅雷:是的。新基建将为企业进入数字化时代提供契机,2019年新建5G宏基站数为15万台,根据中泰通信组测算,预计2020年新建5G宏基站数增至60万台、2022年达到最高120万台,随后将逐步回落。至2025年5G基站规模有望超过550万台。


不过,5G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吧,但现在我们仍在用4G手机。问题核点还是在于需求有多大?手机销量已经连续几年下降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反减,则消费不起来,工业制造业搞得再多也没有用,不落实到消费这一端,是没有意义的。


以直播卖货来说,这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对称,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它利用平台、大数据的优势,创造了一定的价值,但不是像苹果、特斯拉那样大规模生产所直接带来那种价值,它也改变不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行的趋势。比如,线上消费额增加了,线下就减少了。


我们看待一件事物,要明白有些是增量、有些则是替代,替代对GDP拉动没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存量经济时代了,经济增速可能会越来越慢,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经济结构调整好、改善好。


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在下降,中国也在下降了。比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在明显放缓,而不是在加快,这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在原先的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小修小补,只是处在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之中。我们的科技已经足够先进了,过去进步得快,现在放缓。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整个经济的增速也应该是下降的。


(此文在南方周末记者黄金萍采访、发布内容基础上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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