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1月12日-11月15日，“11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在北京举行，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等大咖悉数出席，就全球经济如何复苏，中国“十四五”新规划、中国金融业发展等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周小川表示，各国自G20峰会成立后，做了一些完善多边机制的行动。在经济和财经方面，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在央行协调方面，有国际清算银行(BIS)，反洗钱方面有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贸易方面，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开放性机构方面，有区域性开发银行。此外联合国也有一些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都显得不充分，和大家的期望有差距。“这些机构涉及到不同的专业，但是涉及到全球协调、特别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时改进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同时要动员有效的资源，特别是财力资源来应对危机，对危机特别是有损害之处要有所救助，在这方面能力应该说是十分不足的。”周小川说。周小川指出，全球化进展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到目前为止，全球通货膨胀已经非常趋同，美国的货币政策反复强调溢出作用，这个溢出作用很明显，会导致资本异常流动等。如果从技术上来看，财政货币政策传导也出现了问题，它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没有一种合理的协调共识，同时把溢出的负面效应能够控制到有限的范围。周小川认为，我们应主张通过问题导向去求解，从易到难去寻找共识，这方面首先要做研究工作，要大胆探索，有所创新。在货币政策方面，首先要考虑到货币政策溢出的影响，必须对储备货币的结构有所考虑。对于异常资本流动，需要想办法建立一些初步机制，来加以协调，特别要建立一种全球性机制，可以协调流动性安排，同时也可以考虑创造流动性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在财政政策方面，要解决数字税的问题。数字税目前处于僵局，特别是法国和美国之间。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难度，它有很多是非常不好界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机构应该交税，但因为有税收收入的竞争机制，机构究竟交税给谁这也是一个问题。应该设想有一种多边性的职能机构在中间起到作用，这样就能明显减少争议。此外，周小川还提出，多边主义还要改善关于碳中和的问题，各个国家应领走自己的任务，在自己国家内作出重大努力以实现碳中和。
尚福林：蚂蚁金服这样的金融业态，也应遵循金融业基本规律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表示，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金融体制。“我国资本市场在金融市场当中还是个短板。要优化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同一天，尚福林在会场上表示：不管是传统的金融业态，还是像蚂蚁金服这样的金融业态，都应该遵循金融业的一些基本规律。要提高市场效率，同时还要防范风险。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服务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建设，重点是要发挥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推动作用。要加大对“两重一新”等重点领域和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加强民营、小微、三农等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同时推动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要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助力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
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防范国外超常规货币政策和经济过度金融化引发的货币溢出效应和输入性风险，平衡好境外与境内关系，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就业民生的关系，平衡好对冲疫情影响与保持金融稳定的关系，在多重目标当中寻求动态平衡，做好跨周期政策设计。要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保持适度货币增长，满足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需要；促进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支持经济发展；保持物价总体平衡。要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建立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平衡机制，更加准确反映市场上资金供求变化，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化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我国资本市场在金融市场当中还确实是个短板。要深化银行体系改革，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监管。要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坚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底线。要巩固前期治理成果，防范化解风险。要研究对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交叉性的金融风险，要创新风险处置方式，稳妥推进高风险机构风险化解。要提升金融监管效能。
坚持金融双向开放。要积极引进国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金融管理的一些经验，通过开放增强市场对全球优质金融资源的吸引，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的市场的效率。要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支持金融机构在海外合规展业，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方挑战，而我国又将如何应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此，楼继伟表示，下一步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会继续扩张。楼继伟指出，目前全球经济贸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第一，新冠疫情的蔓延反复，可能需要到明年底之后，全球才能控制住疫情；
第二，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摩擦没有停止之势，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下行压力；
第三，民粹主义潮流在全球蔓延，在一些国家已经不同程度的政治化了；
第四，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以往债务周期的积累，危机、衰退复苏对应着繁荣、衰退、停顿、复苏。楼继伟表示，接下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继续扩张，比较艰难的是债务率高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在缩小，扩张的力度要把握好，要更多的用于保民生保中小企业，还要防止企业和居民杠杆率抬高太多。金融业务要继续降杠杆，今年可以看到宏观杠杆率在上升是没有办法。“因此，重要的是需要降下来的还要降，特别是金融业务自身的加杠杆要降目前全球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债务的积累经济远谈不上复苏，资产价格却在高位。” 楼继伟说。此外，谈到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退坡时，楼继伟表示，从全球看，中国最先控制住疫情，经济复苏也走在前列。中国已经到了研究宽松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楼继伟强调，只说是到了研究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并不是说现在马上退。目前全球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错位，债务在积累，经济远谈不上复苏，资产价格却在高位。一旦经济复苏，过多的流动性需要收回，也有债务破灭的风险。因此退出的节奏一定要掌握好，不能让经济复苏对应债务危机。
“新基建”成为了今年投资领域的热门词汇，在不断发力提速的背景下，政府应如何考虑对新基建的施策？对此，刘世锦提出，新基建不适合作为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刘世锦指出，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有三点区别。在性质上，传统基建基本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运营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新基建是具有平台经济特性的技术或产品，一般由企业投资运营，可通俗理解为企业的商品。在投资回报上，与政府此前投资的运营效益不佳的项目相比，新基建的“弹性容忍度”更低，因而也不适合由政府主导。最重要的是，新基建本质上属于一种由新技术支撑的一种新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多还不成熟，正处在成长期，它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更适合风险投资。刘世锦认为，当前政府应把市场秩序建设好，开放一些公共部门的信息，保护信息中间的隐私。还要重视数字技术基础研究的短板。“比如像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的平台，基本上都是国外那些大公司的。国内现在也在发展，但是还是比较少。”刘世锦说。文章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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