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拿“公益性”来反对市场机制
每当提起公立医院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总有不少人反对，认为市场逐利，而医疗作为公共物品具有“公益性”，只能依靠政府供给。
提供公共物品确实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但在实际供给中，相当部分其实属于私人物品，如教育、医疗等。政府的越位提供，反而有损社会公正。因此，在保证“公益性”目标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让供方体制多元化，刺激了竞争，也提高了质量，与“公益性”并不矛盾 — 我中心张琦老师在下边的文章中就将对此详细分析。
张琦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年来，“公益性”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企业讲公益，明星讲公益，民间组织当然更讲公益，凡事一旦冠以“公益”二字，似乎就获得了道德优越性，“公益”因此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褒义色彩的词。
在实际生活当中，凡是涉及慈善、环保、扶贫、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活动，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公益”的身影，这些活动也往往被称为公益事业。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公益事业与市场机制是矛盾的，凡是涉及公益性的活动，就不能采取市场机制。甚至，某些领域和行业拿“公益性”当挡箭牌，拒绝市场化改革。这种将公益性与市场机制对立的观点，其根据何在？归纳有三。
一“动机论”
理由之一是“动机论”。公益行为的动机是“行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市场行为的动机是“逐利”，“利润挂帅”是市场行为的典型特征，因此，公益和市场机制水火不容。应当说，“动机论”具有很强的煽惑性，通过占领道德制高点，极易获得民众的点赞。
但是，良好的动机未必导致良好的结果，动机本身高尚与否，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按照“动机论”的逻辑，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无疑是高尚的。但是，“耻于言利”叫得最响之时，整个国民经济却濒临崩溃，这又谈何公益。
其次，“动机”是主观态度，很难检验，以“行善”或“逐利”来区分公益行为和市场行为过于简单。不过，我们完全不必因“行善”动机不够纯粹而耿耿于怀。即便“行善”中掺杂了“逐利”，也未必不能产生良好的结果，不妨仍视之为善。因此，“行善”的动机既不是公益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公益的必要条件。
二“结果论”
理由之二是“结果论”。市场机制的本质，是市场主体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展开竞争，但竞争的结果无法产生公益，因此，公益与市场机制互不相容。
但是，这种论证把“公益”的概念从事前动机换成了事后结果。在此，“公益”指的是某种社会状态，这样一来，“公益”就成了“公平”、“正义”的近义词。但是，“公平”、“正义”的含义丝毫不比“公益”更清晰。
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判定某种社会状态“公平”或“不公平”，一个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公平观，归根到底，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选择。不过，如果认为总财富最大化是一种“正义”的话，那么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表明，恰恰是市场机制最能够实现总财富最大化。
退一步讲，如果“公平”或“正义”多少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结果平等”，将公平或正义定义为“更加平等”，仍无法否定市场机制。因为，公平或正义能通过“市场机制+再分配机制”来实现，公益活动是再分配机制的一部分，它是市场机制的补充，而不是其对立面。
三“公共物品论”
理由之三是“公共物品论”。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而市场无法自发提供公共物品或提供不足，因而具有公益性的领域不能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将“公益”界定为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进而诉诸市场失灵理论，是反对市场机制的各种理由中最有力的一种。
这一推论的背后逻辑是：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物品，非排他性是指物品或服务无法排除那些不付费的使用者，非竞争性是指物品或服务一旦产生，就能够以零边际成本向更多的消费者提供。由于这两点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物品或服务无法由市场提供或提供不足，市场是失灵的。接着推论出，公共物品或者具有公益性的物品和服务，应当由政府来提供。
然而，这一推论的逻辑链条仍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现实中许多冠以“公益性”的活动，其公共物品属性往往很弱。例如，人们通常认为教育、医疗等服务具有“公益性”，并将其归为“公共物品”，但实际上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服务，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有人认为，即便教育和医疗是私人物品，但这不仅对个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有好处，所以这两者物品具有“公益性”。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让人吃饱、穿暖甚至每人发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同样对整个社会有好处，难道食物、服装、手机都具有“公益性”吗？以此类推，任何物品和服务都具有“公益性”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
第二，公共物品无法由市场提供或市场提供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应由政府来提供。主流公共物品理论，其逻辑出发点是配置效率，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即市场无法自发提供公共物品或提供不足，因此需要政府提供。但是，政府提供意味着需通过一般性税收来融资，而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再分配因素，从而带来效率损失，即对该公共物品需求较弱的纳税人补贴了那些需求较强的纳税人。例如，当以人头税或累退税来为高速公路这样的公共物品融资时，就意味着很少使用这种交通的穷人在补贴富人，即“劫贫济富”的反向再分配。
所以，任何公共物品的政府提供，都必然同时涉及效率和再分配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看出主流公共物品理论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一方面以效率为出发点，以市场自发提供不足为由，主张公共物品的政府提供；另一方面在实际公共支出中，却无法将配置因素和再分配因素分离开来。因为，只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提高大于融资过程中的效率损失时，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才是“正当的”。
第三，公共物品的政府提供，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亲自生产。将公共物品提供和生产区分开来，是20世纪后半叶公共物品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20世纪八十年代欧美各国对公用事业实行“再私有化”实践的理论基础。其思路是：公共物品所需费用仍由政府通过税费筹集，但政府将生产环节“外包”给私人企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或者向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通过各种手段对公共物品的生产进行监督，以确保其产品和服务符合要求。在此过程中，除了筹资环节之外，生产环节完全是市场化的。
例如，如果把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食品保障视为一种“公益事业”，那么完全可以通过发放食品代金券、让其到市场上购买食品，而无须政府亲自组建食品厂来生产。同样，如果认为医疗服务是一种“公益事业”，那么完全可以用医疗保险资金向医生购买医疗服务，而无须政府用财政资金亲自办医院、养医生。
因此，即便将“公益性”界定为“公共物品”，最多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公益事业的资金可能需要政府通过税收，而非市场收费来筹集。
总之，无论从动机出发、结果，还是从实现过程出发，“公益性”与市场机制不是矛盾的，是兼容的。而且，“公益性”的实现离不开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益性”。
因此，以“公益性”为借口反对市场机制的论调，可以休矣！
（本文原载于《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23期，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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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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