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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地下通道的“白衣歌者”

新潮 新潮 2022-11-26


“说真的,我挺积极、挺乐观的。”

 

他摸索着身旁音响的开关按钮,关掉了正在放着的音乐,将手中的吉他靠着地下通道的墙壁。


一头没有一丝杂色的白发、一双扎眼的白色眉毛,白的透着粉色的皮肤,典型的白化病症状。他眼神飘忽迷离,试图在寻找我的脸。

 

“如果下一年我找到新的城市,我也许来南京时间短一点,就待三个月,一个月见我八次,三个月二十多次。我会尽可能的少来这个地下通道。

 


“我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苏自主,其实我的真实名字是志气的志,祖国的祖,但当时登记身份证时给打错了。我以前跟同学们组过一个乐队,觉得苏自主叫的太生硬,所以就叫苏小川了,也算艺名。”


 说起年轻时跟同伴们一起组乐队的经历,苏自主害羞地咧开了嘴,本身因为弱视看起来就小的眼睛更是眯成了一条缝。

 

(苏自主接受采访)


1989年12月的冬天,苏自主一出生被亲生父母就遗弃在内蒙古包头的火车站。一个中年男人,去包头住着的二哥家里串门,在回城的时候看到一个纸箱子,里面有个包着毯子的弃婴。看着眼前这个全身皮肤雪白,不太正常的男婴,男人心里也猜到了几分。


“大哥现在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就是不知道嫂子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孩子。”男人心里犯着嘀咕。看着在纸箱子里躺着的小不点,心头一软,一咬牙就抱着他踏上了返回商都县的火车。

 

大嫂看到小叔子抱回来的这个男孩,眉头紧皱。家里是农村的,也没什么钱,怕养不起。然而大哥和两个女儿却欣然接受了:“没事,家里也不怕多双碗筷”。于是这个男孩从此就成了这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

 

这个男人就是苏自主现在的四叔。而他的大哥一家,就是苏自主的养父母。

 

“我从小就在爱的环境当中长大,我爸妈对我的爱,比对我两个姐姐加起来都多。”

 

13岁的时候,同龄人该上初中的年纪,当地残联找到了苏自主,提供了一个去国家建立的盲聋哑学校上学的机会。就这样,苏自主上午学文化课,下午学专业课。专业课里一门是盲人按摩,一门是音乐。

 

学音乐学校让买吉他,养父东平西凑,用家里的钱和外面借的钱给苏自主买了人生第一把吉他。

 

学校里有两类学生,一类因为视神经萎缩几乎看不见的同学,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是盲文,一类是像苏自主一样的,视力残疾但是能学汉字的同学,后者占大多数。

 

“我们这个属于弱视,能看见点路,离得近点的话也能看见。我就怕太阳光,一见太阳光过马路很危险,只能用盲杖。”

 

(因为畏光困难地在校吉他音准)


这些同学有的学萨克斯,有的学键盘,有的学鼓。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一拍即合,苏自主和他们一起组了个乐队。

 

然而乐队基本没有什么收入。因为嘴歪眼斜,整体五官不太协调的盲态,苏自主和他的乐队同伴被市面上的商业表演排除在外。

 

乐队印出来的名片也没人使用,就这样被丢弃在角落。

 

 二


音乐之路前途渺茫,读到高中的时候,苏自主的同伴们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想起了出路。

 

因为有着按摩的基础,几个同学打算前往北京考中级按摩师的职称。听着四五千块的培训费,苏自主陷入了迷茫,家里条件实在不好,只能在学校里等着他们的消息。

 

听说同学们考了证也找到了工作,苏自主实在是等不及了,向他们打听情况。


同学跟他说,我跟你说实话,许多按摩店顾客会介意你的样子(白化病)。一般的应聘十个按摩店,有八个要了,但是到你这,也许就四个左右。

 

苏自主陷入了人生的第一场大的困惑。他给自己定义了双重残疾。“如果我只是看不见,头发是黑的,皮肤是黄的,也可以找工作啊。”

 

但是他得到的却是同学这样的回答。

 

(苏自主在十字路口卖唱)


郁闷无解。苏自主只能去找学校的老师谈心。但那时,越来越多的同学都开始出去谋生路,学校又招进来许多比苏自主小好几届的孩子。他越来越焦灼。

 

峰回路转。一个在北京考过试的朋友找到苏自主说,你来吧,培训费用四千多块钱,你家里能拿多少,剩下我都给你拿上。


2008年,19岁的苏自主带着家里给凑的两千块钱,赶去北京。后来苏自主才知道,这个朋友也是和别的同学借了两千块钱,给他垫的学费。

 

心怀感激,苏自主学习更加刻苦,按摩技术也在一行人中数一数二。完成了两个月的培训和考试,拿到职称之后,苏自主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去了认识的培训老师开的盲人按摩店里干活。

 

按摩一个小时十块钱的工资实在难以承担得起在北京生活的费用,为了多挣点钱,苏自主主动接下了店里的杂活。当其他人都下班了之后,苏自主就留在店里收拾,把按摩巾塞到洗衣机里洗了。每天早上起来,负责帮同事把菜买了。


一个月下来,老板多给他二百块钱。就这样,在店里干了三四个月之后,把培训证的钱都还清,一个月能挣两千块钱。苏自主更加稳定踏实地在这个店里工作。

 

然而,当年同学跟他说的情况也实实在在发生在了他身上。

 

“按照往常,要是客人点的话,店里按摩师都是挨个来。有的时候该我上工了,他们看了我之后,就会说换一个人吧。所以说有时候,心里也真是不舒服。”

 

这份工作干了两年。店里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了,苏自主换了家北京其他的盲人按摩店。

 

这家店是连锁店,规模很大,经理也对他挺好,苏自主很满意。但被客人拒绝的情况并没有因为换了个按摩店而消失。

 

“有的时候,白天被客人拒绝了,我心里不太舒服。别的按摩师白天就做了七八个小时了,也许我就做了五个小时,我就得加班。他们下班了,我就躺在按摩床上睡觉,有客人来我就接。如果有客人来了,说能换一个吗?我就说,这没法换,别人都下班了,您让我揉我就给您揉。他只能说好吧。”

 

苏自主心里实在憋屈,“但是没关系,因为我长成这样,也不怪谁,他不了解归不了解。”他这样安慰着自己。

 

慢慢的,苏自主用自己扎实的手艺抓住了客人的心。晚上找他的客人越来越多,就这样,苏自主开始经常十二点以后加班。

 

“但是十二点下班以后,必须吃夜宵的,不吃夜宵你睡不着觉。我那时二十多岁,也不知道嘛,我就十二点多以后在北京的大街上吃麻辣烫。吃完麻辣烫,很饱,往那一躺,两年就折腾出胃病了。”

 

因为长时间的加班熬夜,失眠和胃痛长期困扰着苏自主,让他晚上经常翻来覆去睡不好。

 

“我当时心想着,再这么干两年身体肯定就废了,彻底废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苏自主结束了四年的盲人按摩师生涯。

 

2014年春节前,苏自主的同事们约了他去北京“同一首歌”KTV唱歌。一行的女按摩师在听到苏自主嗓音之后,惊讶地说,“诶,你歌唱得这么好,是不是学过?”


“对,我以前唱歌的,还在学校组过乐队。”苏自主点了点头。女同事一听这话,立马给他出了个主意:“我以前在残疾人音乐团唱歌,那你还想唱歌吗?”

 

“当然想啊”,苏自主皱了皱眉头,欲言又止,“但是你说我这个形象……” 。女同事立马明白了他接下来要说什么,马上打断了他的话,“不不不,我们残疾人音乐团要的就是残疾人,我给你拉个线吧。”


说着顺手就把团长的电话给苏自主留下了。

 

好像被浇灭了好久的火苗又重新在心头燃了起来,苏自主当时特高兴,转头就给团长通了电话。团长在电话里让他抽个时间,到石家庄来面试。

 

就这样,2014年刚过完年,苏自主就来到了河北燕赵恒爱残疾人音乐团。


苏自主了解到,这个音乐团并不针对社会卖票,而给政府单位推销票。业务员平日里拿着节目单到消防单位、市总工会等政府单位去,说他们那有个残疾人音乐团,劝说政府机关买他们的票。


但是这个推销票的钱跟音乐团里的成员没关系,大家挣得只是工资。

 

通过面试之后,团长跟他谈了工资。苏自主一听,三四千块钱,跟做按摩的收入也差不多,就欣然答应了这份工作。

 

(一天工作结束收拾东西)


“然后我当时特别满足,一是因为觉得起码工作轻松一些,不用熬夜,二是觉得能够唱歌了。”

 

不期而遇的缘分降临在了25岁的苏自主身上。音乐团里,苏自主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同样是残疾人的老婆,因为小时候的一场事故,失去了一只手,离异,带个4岁的男孩。

 

好景不长,等到快过年的时候,团长突然找到苏自主和他谈话,“咱们现在歌手挺多的,但是每年要换新的节目,换新的面孔。你看你们夫妻两个,让你老婆回家,你接着在这唱。”

 

“我和我老婆刚开始谈呢,还没说见家长,但我当时心里很明白,如果不在一起,就这样分开,这段感情估计也持续不下去。”苏自主只得回去把团长的原话告诉了老婆。


老婆听了之后,思忖许久,“要不咱们都辞职吧,两个人再找一个能在一起的残疾人音乐团。”

 


两个人经过一系列打听,来到了深圳当地的一个残疾人音乐团。这个音乐团分成两个小的团。团长把一群残疾人聚到一起,业务水平好的,就去面向政府演出的团,老婆因为放不下面子,苏自主就让她去了这个正规的团,而他自己去了另一个团。


另一个团是撂地摊的,好几个残疾人找个十字路口,放个箱子唱歌。

 

“我当时也抹不开面,不太愿意这样做,但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摆在眼前,我老婆当时工资一个月两千块钱,也许那个团撑不了多久她也得回家。再找就找不到团了,残疾人音乐团很少,何况能接纳两个人的。如果我回北京做按摩的话,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现在还没结婚,她在安徽,我在北京,两地分居,不利于感情的发展。”

 

就这样,经常去菜场口唱歌的同伴带着苏自主,上街唱了一次。

 

晚上,苏自主回去之后,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我没有办法,如果我放弃,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话,那何谈成家呢?”

 

第二天同伴问,你想入这个行(上街)吗?你敢吗?苏自主一咬牙,硬着头皮,“敢!”,迈出了他上街卖唱的第一步。

 

(苏自主在路口卖唱)


一个月下来,收入能有三四千块钱,跟做按摩差不多,苏自主渐渐迈过了心里的坎,接受了这份活。

 

之后,苏自主还跑去了香港。因为听同伴说,香港更赚钱,苏自主就办了只能去七天的通行证。

 

刚去香港的时候,一天下来,苏自主能赚港币七八百块钱,除去吃饭、住房以外,口袋里也剩六百多港币。


但是团长借着是他给大家提供这个资源的理由,要求平分这个钱。

 

荃湾、彩虹、大屿,这些香港管得比较松的地区,是苏自主的常去的地点。九龙、尖沙咀这些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百块钱的地区,苏自主很眼馋,却无奈管得太严。

 

跑境外虽然收入可观,但是被老板一分,真正拿到手的钱没多少,还要承受着时刻被遣送回深圳的压力,同时面临着体力上的透支,苏自主只得跟老板坦诚,实在是扛不住了。

 

2015年,待了一年的深圳的团突然面临解散。苏自主和老婆只得先回家住了一个月。

 


既然之前已经有了上街卖唱的经历,苏自主放弃了找合唱团的念头,决定自己在街上找个十字路口单干。从那刻起,苏自主开始了他的流浪卖唱生活。

 

苏自主去了全国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每当到了大城市,苏自主就坐着地铁(按照国家规定,盲人凭证免费乘坐地铁),一站一站下。


感觉地铁这站人流量多,便一个口一个口出。为了避免打扰商家做生意、打扰对面的小区而被附近居民投诉,苏自主都会去揣度这个地铁口离商铺多远,离小区多远。仔细衡量之下,苏自主才会在这里“安营扎寨”。

 

不仅时常处在被投诉的担忧之中,有时还面临着“行业竞争”。有时苏自主在十字路口唱歌,四个角,两三个角都有前来卖唱的同行,都架着音响。

 

“说句实话,能理解那些投诉我们的人。有的时候人家孩子也要学习,一个卖唱的也就算了,架不住人多啊,三四个音响真的很吵。将心比心,你说要是我家在楼上住着呢,我也烦。真的是能理解人家。”

 

然而在一个地方被投诉之后,在那就很难继续卖唱了,苏自主只能去找新的地方,开始新的流浪。

 

在街上卖唱的几年时间里,什么事情苏自主都遇到过。在长沙,在武汉,有的时候苏自主在路口那唱歌,有的人蹬蹬噔跑过来,从纸箱子里一下拿走五块,一句“谢谢啊”就跑向公交站台。


什么样的人苏自主也都碰到过。经常撞上晚上闹事的酒鬼。

 

“出门在外时时小心,处处收敛。欺负你又怎么着,你又无依无靠。骂都不能骂,说都不能说。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就是看你不爽,给城管打一电话,吵死了。一百个好人能包容你,但只要一个看你不爽的举报了,这个地方就毁了。

 

在南京,不顺心的事情发生的很少。

 

“我跑了这么多地方,南京总体上给我印象比较好。当然哪个地方都有素质高素质低的人,但是总体来说南京这座城市包容性强,南京人的素质挺高的。大家也都不排外什么的。”

 

然而苏自主去年第一次来南京租房时,也曾处处碰壁。

 

“人家不租给你房子,住公寓根本就不要你。你想跟人住个上下铺,一个月几百块钱,根本租不到。我当时纳闷,我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我东西整理的整整齐齐的。为什么不租给我?后来知道,人看你残疾人,怕影响他生意,就不租了。”

 

当晚,苏自主四处打听,找了一个五十块钱的地儿,租了一晚上。之后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找到现在住的一个群租房。

  

苏自主现在租住的房子在南京新街口,方便地铁换乘,只能放一个床,没有隔断,没有窗户,租金一千块。

 

(苏自主在收拾租住的房子)


在杭州、上海这样发达的大城市,苏自主和他的同伴面临的是,只要是残疾人往救助站送。听说北京管得更严,苏自主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

 

“南京城管也赶,但可以再找其他十字路口,这个城市,有个缝隙让我生存。”

 


“是南大这个地下通道养活了我。”


每个周六周日,苏自主就会出现在南大仙林校区地下通道。

 

自从去年来到这里,苏自主终于在南京有了一个可以固定卖唱的地点。

 

“南京大学的学生比较多,星期六星期天收入可能会好一些。这个地方离市中心远,城管赶得少,乞讨的来的也少,所有能在这让我稍微弹一会。有时候在市里五天加起来的收入还不如在这一天的。有的时候星期一到星期五碰上下雨,我宁可不出来挣钱,也不(好意思)到这里的。除了感恩,我真的害怕给别人增添负担。”

 

星期天苏自主要在这待12个小时,除了吃两顿饭,纯弹唱10个小时。结束了都是踩着地铁末班车点回的。然而这两天时间真的很宝贵,苏自主的收入也许就靠这两天。

 

起伏不定的生活并没有就此罢休。

 

今年九月一号,苏自主回到南大地下通道唱歌。然而他发现自己的嗓子越来越嘶哑。撑了一个月,十月份还是回到了安徽家里去做了声带手术。

 

失去了卖唱的本钱让他一下子慌了神。生活来源不能一下子就这样断了。

 

他想起以前在学校学了四五年吉他,于是抱了吉他又回到地下通道。


(租住的房子里摆放着电饭煲以及他的吉他教程)


以往卖唱的时候,苏自主会注意挑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曲子。虽然本身是内蒙古人,更喜欢唱内蒙古的歌曲,但是平时会更多选择民谣来唱。重新捡起吉他之后,他也学了几首流行歌曲来弹。他想着在明年嗓子恢复之后,再学几首新歌。

 

有好多同学建议苏自主放个二维码,大家现在出门都很少带现金。

 

“二维码其实我有,但在南京大学这个地方我不放出来。”

 

在珠江路和别的十字路口,苏自主摆个二维码,有两三个人扫,就有二十来块钱,饭钱就能出来了。


“我经历这么多,我总结出事情(发展)的一个规律。起起伏伏。当你太得意的时候,你就离失意的时候不远了。为什么我在这不放,因为正因为南京大学的同学们这么包容我,说句实在话,这个收入也还可以,我要是再放个二维码,那就太(贪心了)。”

 

人得收敛,适可而止。经历了多年的流浪,苏自主总结出了自己的生活准则。

 

正是因此,苏自主对于外界对残疾人这个群体的态度更加在意和敏感。

 

前几年,苏自主在犹豫摆不摆二维码的时候,他在网上也查过,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有的网友说可以理解,因为现在都是微信支付了,有的人说,无论卖艺还是要饭的,摆个二维码,看着都恶心。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个残疾的小儿麻痹的老师,跟健全人竞争,他成绩优秀,但就是不录取他。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街上卖唱了一年,攒了一笔收入,就在去年,苏自主跟老婆说,咱们结婚吧。

 

对于未来的规划,苏自主打算再流浪个三五年,攒个几万块钱,和老婆在家里开个店。

 

“漂个三五年,总得回家。现在互联网太发达了,生意不好做,但是人还都得吃饭,我姐夫会做水饺,我们打算开个小饭店。”

 

苏自主家现在定居在安徽安庆宿松县,他每年回去几十天。老婆在家带着已经七岁的孩子。

 

“我现在不打算要自己的孩子。要孩子压力太大,而且我这个有(白化病)隐性基因,担心遗传。我也是抱养的,从小就在爱的环境中长大,我依旧可以孝顺我养父母。我也好好给他念书,好好对他就行了。”

 


最后


“你的声音太有治愈系了,我在某一天的下雨天,很冷,独自走在地下通道,听见你的声音,‘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采访的过程时而被打断,见过苏自主的路人们喜欢蹲下来跟他说说话,顺手就掏出了口袋里的零钱。


在偌大的城市里,苏自主带来的也许不仅仅只有他的音乐。

 

(在弹吉他的苏自主)


对于南京大学的同学们,苏自主说,他有很多想要说出来的话:

 

“如果下一年我找到新的城市,我也许来南京时间短一点,就待三个月,一个月见我八次,三个月二十多次。我会尽可能的少来这个地下通道。

 

给过我钱的那些南大同学,尽量下次不要再给了。有的同学给过我好多次。你不能见我一次给我一次。我这样子我心里不太舒服。要是哪天我觉得收入少了,承受不了了,那我自然就换地方了。

 

 

 

记者 | 张敬怡 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本科生

图片 | 李弘慧 姜应桂 李慧玲

美编 | 张敬怡

责编 | 卢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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