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在四川的西藏好人
尼玛是藏族人很常见的名字，译为太阳。
正逢元旦假日，门诊楼早已不像平日一般的热闹。7:30，华西医院第二门诊楼神经内科病房，尼玛已经早早前来报道。“外面凉。穿厚一点出门。”尼玛帮病人把衣服扣好，这是她在异乡的第5760天，但她已记不清这是她帮助过的第几位病人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离西藏最近的可以诊断并治疗重症疾病的医院。由于西藏医疗水平相对滞后，很多疾病必须到成都进行治疗，其中有些藏族病人无法用汉语进行交流，简单的体检都变的十分困难。生活在成都的尼玛，长期义务帮助藏族病人，“很多人觉得我是票贩子，不信任我，但是我从不收钱，我已经在佛前发过誓了。”
尼玛微胖，面色红润，在医院里忙里忙外，看不出来是患过癌症的患者。上一秒和医生了解完病人身体状况，下一秒又来到护士站，和护士解释病人情况，“老师，不好意思，25床不会说汉语。如果有任何情况，麻烦您打电话给我。”接着又跑到病床前教病人说一些简单汉语的日常表达，病人记不住，她也不急，就在那里一遍一遍地重复。她说话声音大，手里动作也大。患者家属是一位康巴大叔，弯着腰吐着舌头，站在尼玛边上安静地听着。
凌晨4：30，天还没亮，尼玛租的单间灯已亮起，因为她要帮病人挂号。尼玛从冰箱里舀了一勺糌粑到碗里，用小勺子舀着干吃，呛到就喝口水压下去。几分钟后，就迈着大步走下楼，到医院走路几分钟的路程，她却开了一辆共享单车。“凌晨出门，一个人多少有点害怕，我一般骑车到医院，就不那么怕了。”华西医院门诊楼前，挂号机旁已经挤满了人，尼玛小跑排到了队伍后。对于如果经济水平较好的家庭，尼玛通常推荐她们找黄牛买票，那样就可以很快看上病。但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花钱买票会造成一定经济负担，尼玛便早起带上他们的诊疗卡替他们排队挂号。
8：30，终于轮到尼玛了。尼玛走到挂号机前，熟练地触摸着屏幕。几秒后，白色的挂号单被打出来了。尼玛快速抽出单子，大步向着二门诊方向走去。
8：40，尼玛气喘吁吁地走到3楼神经内科病房内。到护士站一问，知道查房医生来没来，松了一口气，坐到了住院部的长椅上，这是她时隔四个小时后第一次坐下来。
9:30，查房结束后。尼玛又回到一公里外的门诊楼。
这是元旦假后的第一天，华西医院里熙来攘往。尼玛不矮，但在人群里行走依旧显得很费劲。这一天她需要帮助的病人有三位，分别是帮助患眼球癌症的一岁小男孩办理住院手续、带一位来自德仲寺院的尼姑看疼痛科专家、还要领一位来自嘉黎县的中年男子做脑髓穿刺检查。麻烦的是，三个不同病症的检查治疗分布在华西不同分院，但在尼玛的脸上看不出焦虑或烦躁。“最多的时候有过一天要去帮6个病人，时间安排好，也能应付得来。”因为这个医院她太熟了。
2004年，由于身体无法适应高原气候，无奈之下，尼玛只身一人来到成都。退休前，尼玛曾是一名导游，经常带着外国团在藏区进行徒步旅行。当时她是徒步团中唯一一位女导游，在带游客探险珠峰时，爬到海拔6700米时身体还没有什么反应。“那时我都不知道缺氧是什么感觉”， 尼玛笑得有些苦涩。
尼玛尝试过不同娱乐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跳过舞、找人打过麻将、也去养老院帮过忙。”每次去医院时，见到搞不清医院流程的人，尼玛都会热心地帮他们指指路。不管在医院还是在家，尼玛总爱大嗓门地喊上一口。“我这个人就爱多管闲事”，尼玛笑着说，“我是家里的长女，父母、丈夫、弟弟、孩子的事都是我来料理，甚至一些远亲的事情也是我去照料。”
渐渐地，在异乡，带不会汉语的藏族病人就成为了尼玛的生活。电话一传十、十传百，很多有病却因为语言问题不敢来成都看病的藏族病人联系上了尼玛。“我不怕人来的多，就怕来的不及时。很多时候一些可以治疗的病，由于（西藏）医院的经验不足，被拖久了，到华西（医院）也很困难了。”
尼玛每个月拿4000元的退休工资，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除去每个月1000多元的房租和其他生活费，尼玛每个月还在为孩子存钱，闲来喝一杯咖啡看个新上映的电影，都是很奢侈的生活了。有时，尼玛在看到一些困难的家庭付不了诊疗费，总会于心不忍贴一些钱进去。“大的钱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帮他们申请医疗水滴筹，再多帮他们转发一下。”
56岁，本是到了子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但她的生活却比年轻时还要忙碌。很难定义她做的工作是志愿者？还是行善者？因为她做到事情覆盖面太广了。在料理病人的事情上，尼玛总是操心个不停，跑机场接病人、到医院看病、送病人到机场，都成为尼玛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时还应病人的要求，带他们到文殊院去朝拜，还带病人去过春熙路逛街。有些病人后期还需要吃药，她就去买药、寄药，也有需要复查却来不了的病人，她在笔记本上记着复诊时间去向医生咨询。“其实我也觉得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想帮助更多人还是需要一个志愿团队，所以也和西南民大的藏族学生联系过，但他们缺乏经验，比不上我亲力亲为。”尼玛步子快、劲头足，做起事来仿佛能抵一个队伍。
病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很多人在尼玛的帮助下治好了病。
在华西医院附近，尼玛租了一间约40平米的公寓，卧室兼客厅，放着两张床。尼玛说一张是她的，一张备用给没来得及租到房的病人。尼玛见多了这种来成都治病，却没有地方住的情况。她说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曾有过十几个人挤着睡觉的情况，都是被尼玛带回来的病人家属。
“当第一次见到有自己帮助的病人去世的时候，真的难过得做不下去了。”在第一位患者去世时，尼玛在家里点满了酥油灯祈福，一晚上失眠，“闭上眼全是孩子的脸浮现在我眼前。”她当晚决定要放弃这个志愿者的工作。第二天，有患者打来电话，尼玛犹豫了片刻，还是肿着眼睛去了医院。
在公寓沙发上，有一本英文杂志，尼玛说：“前段时间一位病人被医生确诊为恶性肿瘤晚期，他能听懂一点汉语，我就对医生说：Don’t tell him the fact that he got cancer。” 尼玛笑得很得意。
但对尼玛，善良迟迟未来。
08年，在一段时间的胃部不适后，一天早晨尼玛突然吐血，被检查出是胃癌。朋友介绍了北京一位有名医生，尼玛决定去北京治疗。走之前，她给孩子买了155、160、165三个不同型号的短袖、保暖衣裤，给妈妈做了几套藏装，最后在录音带里留了遗言便离开了。“那时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健康的回来。”
在北京治疗期间，检查单的巨额数字把她吓到了，7个项目费用为17000元。听旁边人聊到治疗费至少要20万时，尼玛把单子扔进了垃圾桶，买了当晚的飞机票回了成都。“我孩子还那么小，身体也不好，与其给她留下债务，不如放弃治疗。”
到成都后，她闷在宾馆里，两天没有出门。直到第三天饿得难受才犹豫着出了门，在门口的小吃店点了一碗抄手，吃了没几口就开始吐，但肚子又饿得难受，一吃又吐，尼玛不由得哭出了声。旁边烧烤摊一群孩子看到尼玛觉得有些奇怪，一个男孩走过来询问，在男孩的再三追问下，尼玛告诉了他自己的病情。他劝尼玛不要放弃希望，想想家中的亲人，要振作起来。在男孩的鼓励下，第二天，尼玛来到了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在医院做完全面检查后，尼玛被判断为胃癌初期。在肿瘤切除手术和化疗治疗后，身体一天天转好。
“大家都觉得我很坚强，但我也彷徨过、害怕过，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不是吗？”
10：30，尼玛在门诊楼挂号机上帮曲珍挂了疼痛科的号，但曲珍迟到了。20分钟后，曲珍到了，她朝尼玛吐了吐舌头表示歉意，尼玛朝她笑了笑。“我看不懂汉字，不敢坐公交，走过来的。”曲珍的暂时住处在2公里开外的藏族聚居区。“那里吃饭方便，也有地方说话。”
曲珍是德仲寺院的尼姑，人看起来清秀和善，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她说自己做过三次手术：两次阑尾炎手术、一次胆囊切除手术。一年前，腰部开始疼痛，久病无医，认识的尼姑把尼玛的电话给了她，联系上尼玛后，第一次离开西藏来到成都。“我来了（成都）有半个月了，阿佳（尼玛）来机场接我，陪我去了四五趟医院了。我很感激她。”曲珍说道。
曲珍转向尼玛，诉说着昨晚恶化的疼痛感，尼玛说：“那你昨晚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去看看你呀。”曲珍吐了几下舌头，没说话。在曲珍来之前，尼玛向我描述曲珍的情况：骨密度、B超、CT检查都做了，内脏、骨头都没有问题，所以医生怀疑她的疼痛感来自心理问题。“但她难得来一趟，还是要带她查清，好让她安心回家。”
12：30，看完门诊，尼玛带着曲珍去附近吃饭。饭还没吃，接了个电话又离开了，坐上了去5公里外犀浦分院的地铁。
尼玛帮过很多人，但“很多人回去了就没有再联系了。”
前段时间连帮了几个凌晨的急诊后，因为劳累过度，尼玛心脏病犯了。她大口呼吸着，很镇定地打了120，“我有冠心病，三医院可以查到我的诊疗记录，现在头很晕，我住在XX，麻烦您尽快来接我。”
尼玛说现在过得很好，每天早上醒过来，都会觉得感谢。前段时间，她还在华西医院签署了遗体捐献书。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死亡后本应该要天葬，身体要齐全，不能散。但她说：“经历过生死后，一切都看淡了。”
今年新年还没有计划，没有和家人商量过，希望丈夫孩子可以来成都看她。
尼玛说她最喜欢看电影、看书，但今天她又没顾上看了。
尼玛反复叮嘱，不要放她的照片。
她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有时候生活都是无奈之举。“我只想要平平淡淡的。”
“25床现在可以去做核磁共振了！”护士喊道，尼玛又跑去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