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挪威 | 李陀
今天杂志四十周年专辑
2018年是《今天》杂志创立四十周年，今天文学将精选李陀、李欧梵、韩东、宋琳、林道群等多人的主题文章编发。今天分享的文章选自李陀的《遥远的挪威——奥斯陆<今天>“复刊”散记》，刊于今天杂志第100期。
一
还是从童年起，挪威在我心里就有一个固定的印象：那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离北极很近，冰天雪地，远在天边。
要是有人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我不但命里注定会来到这“天边”，在这里度过一段忙碌又凄清的日子，并且这段日子还对我的一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那我会怎么样？我想我会说，挪威？瞎扯，不可能。
可是在1990年5月，我真的来到了遥远的挪威。其时正是北欧的春天，奥斯陆一点不冬天雪地，相反，到处春意盎然，阳光非常亮，明晃晃的，好像是缓缓流动的透明水银。刚脱去冬装的挪威人都涌上了街道，暖风拂面，每个人都在微笑，路边，小广场，街心花园，到处都有音乐。然而，面对这春日风光，我的心情却十分诡异：对眼前这一切我不喜欢吗？当然喜欢，喜欢深处，甚至还夹杂着一种阴暗的嫉妒；但是当我站在路边，听一只萨克斯的欢快演奏，并且觉得一阵轻松像一阵颤栗突然散发到全身的时候，内心就立刻生出一阵痛楚，有如针刺，疼痛难当。这时候我不由得会转身离开，至少把眼光移向别处，一片草地，一个橱窗，或是一个正蹒跚学步的孩子。
二
这种心情毫无疑问是病态的，不过，当时有这样心情的人，绝不只是我一个——1990年5月，被北岛邀请到奥斯陆参加《今天》复刊讨论会的人共九位：陈迈平、高行健、刘索拉、老木、李陀、孔捷生、杨炼、查建英、徐星，我相信这伙人的内心也都在煎熬之中，或多或少都病态，都在为抑制一场可能在瞬间爆发的嚎啕而挣扎。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有机会相聚，还是在挪威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大家自然都又惊又喜，不过，那惊喜的好像是一层华丽的包袱，里边包裹着的是一个冰冷的石核。乍见的快乐是真实的，似乎和过去在北京相见时候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那冰核并不能在这快乐的温暖里溶化，相反，劫后余生的庆幸、后怕和茫然，都实实在在渗透在相逢那一刻的每一声问候之中。很明显，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个，不过谁也不说出来，好像这快乐是一只惊弓之鸟，人人都小心翼翼。
三
我至今还奇怪，北岛怎么会在那个时刻，想起把大家聚集到一起，商量《今天》怎么在海外复刊。
当时，无论是刚接到北岛的通知的时候，还是和朋友真的重新相聚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今天》复刊？在海外？可能吗？2006年，在为香港牛津版《昨天的故事》写序言的时候，我又记起二十多年前那个“不可思议”的感觉：
“至今还清楚记得1990年那个寒冷的夏天，为复刊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一次编辑部会议的情景：中原岂天上？尺土不能归——一群诗人、作家突然之间无家可归，成了‘在路上’的漂泊者，行迈靡靡，中心遥遥，有谁能想得到，大家会在这遥远的北欧相聚？并且，商量的事情不是怎么活下去，而是《今天》复刊？事过多年，到了今天，我还是想不大明白，这些人的激情和乐观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简直像布鲁盖尔的《盲人领盲》画里那群瞎子，他们好像完全看不见眼前的现实是多么严峻：《今天》早在1980年就被迫停刊了，十年之后，再把这刊物在海外恢复出刊？在哪儿出版？谁来编辑？钱从哪儿来？稿子又从哪儿来？”
这段文字写在六七年前，除了把5月错记成了夏天，其中的感慨和疑惑应该和实际相去不远，只有“在哪儿出版？谁来编辑？钱从哪儿来？稿子又从哪儿来？”这些疑问，如果我记忆不差的话，在当时的商议里并不是中心，就算被谁提出过，似乎也没有成为大家焦虑的重点。几十年里，在我回忆中最鲜活的，反而是这伙人对“复刊”的激情，还有这激情所鼓动的自信，不但《今天》必须复刊，而且一定能够复刊，以至于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包括此刻，我仍然疑惑：“这些人的激情和乐观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用《盲人领盲》中的那群瞎子来形容这群执意要使《今天》复刊的诗人和作家，也许并不很恰当，但是就当时的形势来说，他们的乐观真的是很盲目的，可以说完全“不识时务”。然而，今天再回头看，这样的盲目乐观是多么了不起，别的不说，其中那种对文学的痴迷和忠诚，是多么纯粹——纯粹到了一种只能用傻气或者呆痴来形容的地步。对比当下，这种傻气已经近乎灭绝，只能是再没有多少人留意，也很少有人路过的一个文学史上很冷清的遗迹。
谁能想到不过二十年前的事情，如今就变成了“遗迹”？
四
不知道为什么，和我对奥斯陆街道上的明媚阳光的记忆相反，每当我回忆当年有关“复刊”的很多讨论和争论的时候，心中浮现的图景总是阴暗的，灰色的。为什么会如此，也许和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有关。大概是因为经费有限，“复刊”讨论会所在地是一个比较廉价的小旅馆，虽然众人聚会的房间稍稍大一些，但是天花板相当低矮，窗子也很小，屋子里暗暗的，没有几把椅子，更没有会议桌，人只能散到几张床上，有的坐，有的躺。大家聚在一起，话题当然很多，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道消息，各种传闻不但像雨后野草一样在这阴暗低矮的空间里疯狂生长，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坏消息，让人沮丧，也把人越来越逼近绝望。如今回想这段往事，我常怀疑自己，那小旅馆里真有那么晦暗吗？窗外的阳光一点都照不进来吗？这印象到底是那种绝望心情的影响，还是那地方确实幽暗，或者这两样都兼而有之？
人的记忆不但常常不准确，而且会有矛盾。奥斯陆那个小旅馆的阴暗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记忆，但在回忆中，阴暗画面里的声音却完全相反，明亮、生气、活泼，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当一场争论变得不可控制的时候，这些明亮的声音就变成一场明亮的喧闹。当时我经常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八十年代，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自己家里，忘记这是在挪威，在奥斯陆一家小旅馆里。
五
在那个小旅馆里，几天的时间中究竟都说过些什么？现在已经印象模糊了，不过关于《今天》复刊，由三种主张引发的讨论和争论，在我记忆里至今很清晰。这三个主张，一个是复刊以后，《今天》不能再“纯文学”，不能把自己局限于诗歌和小说之类的文学创作，应该积极参与海外的政治活动，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政治刊物；另一个，是复刊以后的《今天》应该学习当年流亡的俄国知识份子和诗人作家，像他们那样，办一个以“流亡文学”为主旨的海外同仁刊物，主要发表流亡在海外的中国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同时加入国外的笔会组织，成为该组织的集体成员。这两个意见看起来有所不同，实际上有很强的相关性，特别是相对于在讨论中的第三种想法，即：如果在海外复刊，《今天》还应该是一个“中国文学刊物”，也就是说，不但刊物的作者应该继续面向国内，而且预想的读者也面向国内。三种主张在当时都经过了什么样的讨论，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非常热烈，有时候还变成激烈的辩论，甚至面红耳赤，大动肝火。
种种详情细节早已被时间淘洗干净，但是讨论的结果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即使不得已孤悬海外，无论会遇到多大困难，复刊以后的《今天》还是要把文学的根伸向遥远的祖国，《今天》还是一个中国文学刊物。
后来，《今天》的编辑也是真按照这第三种主张执行的。虽然二十多年中开过不少次编辑部会议，对办刊方针也做过种种调整，例如强调刊物应该注意国际化等等，但是《今天》要办成一个文学刊物，而且还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继续充当先锋这样的抱负，可以说从来没有过动摇。
这样的理想和抱负其实有很不实际的一面，今天看来尤其如此。刊物“在哪儿出版？谁来编辑？钱从哪儿来？稿子又从哪儿来？”这几个问题，对于立足海外的《今天》来说，都非常现实，绝不容易解决。实际上，在刊物的实际编辑、出版过程中，所有参与的人都为这些难题吃足了苦头，可以说备尝艰辛，如果把其中的甘苦一一成篇，没准是一部很传奇的故事。至于这个理想和抱负有没有实现，或者实现得如何，究竟成绩怎样，我觉得那应该让未来的读者、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去评判，最重要的，是《今天》挣扎到了今天，这个在1978年12月的严冬里诞生的民间文学刊物至今还活着。
《今天》一直活着，办了整整100期，这也许是个奇迹，但是如果它不能像那个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老《今天》一样发动并且引领新的文学潮头，不能在今天新的文化和文学环境里树立新的目标，那这奇迹的意义也就很有限。
七
奥斯陆“复刊”会议之后，我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再来这个离北极很近的地方，可是想不到，两年之后，1992秋天，我有机会到临近奥斯陆的阿胡斯大学做短期讲学，于是我又来到遥远的北欧。
没想到，阿胡斯给我的感觉，仍然和在奥斯陆那些日子一样——明亮而凄清。
阿胡斯的校园很美，那是一种干干净净的美，开阔的绿草坪纤尘不染，湖水静得像一块绿玻璃，在湖水里缓缓游动的天鹅白得刺目，连同推着轮子很高的婴儿车缓缓而行的父亲，都是干干净净，都在明亮的阳光下闪耀。可是，这一切让我不习惯，觉得周围这明亮和整洁里有一种过于凄清的色调。尤其让我难以适应的是，这地方的早晨来得那么晚，差不多要九点多才天亮，而傍晚又来得那么早，不过四点，就已经暮色四合，那些草地、湖水、天鹅和步履匆匆的行人都立刻失去了亮色，变成一张张的灰暗的负片。
当时北岛也在阿胡斯，而且有父母和刚六岁的女儿田田来陪他暂住。那些天里，除了在讨论班讲课之外，我的业余活动只有两项，其中一项，是隔几天去北岛家里蹭一顿晚饭。让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尽管都是早早出发，但每次公交车到站下车的时候，四周早已经是灰色负片里的风景，一片寂静，绝无人迹。每一次，从车站到他家的路上，我都一边在幽幽的黑暗中寻路，一边想：北岛一个人在北欧，这几年的寂寞他是怎么忍受下来的？
我另一件可以做的事情，是为正在编辑中的1991年《今天》第3-4期合刊号写作文章《1985》。这是我酝酿很久的一篇文字，但是在如此凄清的黑白负片里生活，让我没有一点写的热情——本来写东西就奇慢，拿起笔来还没写上几个字，窗外就已经暗了下来，于是我又会想：北岛是怎么忍受下来的？
在阿胡斯期间，《1985》没有写完，剩下的一个结尾，是去机场的路上，在一个咖啡馆里完成的。在我奋笔疾书的时候，北岛就在我身旁呆坐，等着我写完最后一个字，那意思是我如果不完成这篇文章，就别想离开阿胡斯。
啊，遥远的挪威，遥远的北欧。
2013年4月于纽约
作者：李陀
题图：Rio de Janeir，Tarsila do Amaral 绘
【今天杂志四十周年专辑】
（点击标题可阅读）
书名：红狐丛书
主编：北岛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红狐丛书”是一套北岛主编的当代国际诗人多语种诗集，汇集各国著名诗人作品，画出当代世界诗歌的最新版图，“让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红狐丛书依地域分为七辑，内容选自参与历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外国诗人作品。
每辑收录5―10名诗人的选作，尽可能展现当代世界诗歌版图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誉为“整个东欧世界先锋诗人代表”的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日本当代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美国原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国内并不知名，但在母国的诗歌界却有着十足分量的诗人，如被视作聂鲁达以来最重要的智利诗人劳尔·朱利塔，澳大利亚诗歌界几乎所有诗人都在阅读的彼得·明特，以及优秀的阿拉伯语诗人穆罕默德·贝尼斯，等等。每位诗人的作品独立成册，同时收入诗人原作与中英双语译文。每册诗集以袖珍小开本的形式出版，便于携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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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镜中丛书
主编：北岛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岛主持的“国际诗人在香港”项目，每年邀请一两位著名的国际诗人，分别与优秀的译者合作，除了举办诗歌工作坊、朗诵会等一系列诗歌活动，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双语对照诗集的丛书。到目前为止，已有八位应邀的国际诗人和译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诗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这套丛书再从香港到内地，从繁体版到简体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取名为“镜中丛书”。按原出版时间顺序，包括谷川俊太郎、迈克·帕尔玛、德拉戈莫申科、盖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罗默的六本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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