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乾友 | 社会科学的自反性合法化:以美国工商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为例

社会科学的自反性合法化:以美国

工商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为例

张乾友

（南京大学）

引文参考：张乾友.2022.社会科学的自反性合法化:以美国工商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为例[J]. 公共管理评论,4(4):网络首发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公共管理评论》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主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有转载需求的公众号请联系本公号开白名单。

摘要

社会科学承担着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它要服务于特定实践领域中具体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它要有助于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在根本上,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通过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来维护和促进社会的道德秩序。20 世纪中期,现代学术制度建立,目的是挑选出好的科学,以充分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这为社会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合法化压力。为证明自身合法性,社会科学转向了学术等级制,通过表明自己处于学术等级制顶端来证明自己是好的科学。由此,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学术等级制的自我繁殖,而与通过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来维护和促进社会道德秩序的目的渐行渐远。这样一种自反性合法化反而使社会科学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

学术等级制;知识合法性;社会科学;自反性合法化

投稿时间：2022/7/7

送外审时间：2022/7/7

首轮外审完成时间:2022/7/28

录用时间：2022/9/24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每一构成要素都依赖于其他构成要素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也都需要在其他构成要素作用的发挥中扮演相应角色。这种相互依赖性为所有社会构成要素施加了一种合法化压力,要求每一构成要素都能证明自身在整个分工—协作体系中的合法地位。这样一种合法性观念在关于分工或职业的社会理论研究中较为常见,如在帕森斯(1988)那里,在社会分工中产生的职业组织就必须证明它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合法性,其途径则是表明它与整个社会系统之规范目标间的一致性。由此,它才能获得在社会系统中存续的条件。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构成要素,也需要证明自身合法性。尤其是,随着现代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其他构成要素对知识的依赖程度显著提升,其结果是知识、知识生产者与知识生产活动都面临着空前的合法化压力,合法化本身成为学术发展的一种驱动逻辑。

在本文看来,社会科学一直面对着如何为特定领域提供一种规范秩序和如何帮助解决该领域中具体问题的两方面压力。这两方面压力都外在于学术界,在对它们的回应中,学术界并没有自主性。为了避免由此导致的合法化失败,学术界转向建立一种学术等级制,试图通过证明某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社会认识水平的顶峰来证明该领域研究的合法性。显然,这样一种学术等级制的建立是学术界可以自主掌控的,通过建立这种学术等级制,学术界得以掌握自身的合法化进程。但是,学术等级制的建立使得学术研究本身变成了一种等级化学术,这与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应当服务的规范秩序产生了矛盾;当学术生涯被定义为在学术等级制中不断向上攀爬时,学术研究就日渐与它的实践对象脱离开来。作为这两方面发展的结果,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新的合法性危机,而鉴于这种危机是学术界通过建立等级制来实现其合法化的结果,这一合法化策略就成了一种自反性的合法化。

在这里,“自反性合法化”概念模仿自贝克等人在解释工业社会为什么会演变为风险社会时提出的“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在贝克(2001a)看来,现代化具有一种自我对抗的特征,其发展最终可能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所以是一种自反性的现代化。与早期启蒙理论着力于对现代化之美好图景的构画不同,批判理论则重在揭示现代化的副作用,而随着自反性现代化的出现,贝克(2001b)认为,“我们正生活在副作用的时代”。换句话说,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现代化的副作用已经成了它的主要作用。虽然贝克并不是在讨论社会科学的合法化问题,但在本文看来,他对自反性的解释也适用于描述社会科学合法化的特征,即通过建立学术等级制来完成合法化的策略也让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副作用的时代,日益威胁着它本应承担的功能,并由此造成了新的合法性危机。而要帮助社会科学走出当前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合法性问题。

一、 社会科学的双重功能

与传统社会的存在具有某种总体性不同,现代社会分化成了不同的领域,如人们常说的市场、社会与国家,且不同领域之间构成了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相应地,关于社会世界之研究也就沿着领域边界发生了学科分化。这一过程典型地体现在 19 世纪后期的美国。作为历史事实,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于美国,美国的学术体制也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复制。所以,本文关于学术体制的研究主要取材于美国。1865 年,一群美国学者仿照成立于 1857 年的英国社会科学协会成立了美国社会科学协会,下设教育与艺术、公共卫生、贸易与财政、社会经济、法学五大分会,试图为从事不同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一个公开讨论各种紧迫社会问题的平台和渠道。但随后不久,更加专门化的专业协会纷纷成立。比如,1884 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1885 年,美国经济学会成立;1892年与 1900 年,美国心理学会与美国哲学学会分别成立;1903 年,美国政治学会从历史学会与经济学会中独立出来;1905 年,美国社会学会成立。1907 年,美国社会科学协会在召开完最后一次年会后无以为继,事实上陷入了解散状态。而美国社会科学协会所效仿的英国社会科学协会也早就于 1886 年解散了。

在这里,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虽然可能表现为一个客观进程,主要受市场经济的产生、工业生产技术的发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却具有重要的道德含义,标志着人类社会获得了一种新的道德秩序。比如,在 Rawls(1996)那里,不同社会领域之间就存在一种制度分工,正是这种分工保障了人们可以去追求不同类型的价值,进而使得现代社会能够拥有一种包容多元价值的道德秩序。相应地,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一方面是要通过专业化来寻找解决特定领域中具体问题的有效方案,另一方面也承载着寻找每一领域之道德基础,进而证成与维护整个社会之道德秩序的使命。在这里,社会的领域分化决定了社会科学必须以学科化的形态存在,而每一学科又都承载着寻找所对应领域中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与该领域之道德基础的双重功能。

19 世纪后期,美国正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这种转型使得作为工业聚集地的城市成了价值创造的新中心,也让工业组织成了社会的基础性秩序单元。相对于前工业时代的生产单元,工业组织是一种大型组织,需要专职的管理者承担内部管理职能,所以,工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管理岗位的扩张,也催生了商科教育与工商管理研究。在 1907 年时,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已有超过一半人进入商界,基于此,哈佛大学在次年成立了商学院;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美国商界中的管理岗位达到了约260 万个,同期,全美国有 400 所学院或大学提供了某种商科课程,其中 132 家提供商科专业;到 1930 年,美国的大多数大型州立大学都设立了商科的本科或硕士学位(Khurana,2007)。那么,在管理者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的条件下,他们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工商管理学又如何帮助他们履行这种职责? 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劳资矛盾,而管理者的基本职责就是调节这种矛盾。在历史上,纵向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经常是通过权力甚至暴力解决的,随着工商管理学的产生,现代管理者则宣称要以科学的方式化解这种矛盾。所以,当时的管理者们采取的是机械工程师的修辞,希望通过引入一个机器一样的理性系统来消除劳资间的紧张关系,变混乱为有序(Shenhav,1995)。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盛行一时的科学管理运动代表人物泰罗(也译泰勒——编者注)的观点。在论证为什么科学管理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管理模式时,泰罗(1984)说道:“在科学管理中,劳资双方在思想上要发生的大革命就是: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增加盈余的数量上,使盈余增加到使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在这里,劳资双方的思想革命是由管理者促成的,只要管理者将科学管理付诸实践,就能带来盈余的大幅增加,从而使对盈余分配的关注变得毫无必要。由此,作为一种科学,工商管理学就通过培育一种具有科学精神与工程思维的管理者而促进了劳资关系的和谐,进而参与社会道德秩序的构建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工商管理学的目的是促进一种道德的社会秩序,但它却只有在使自己成为科学的前提下才能达成这一目的,因为只有作为科学,它才能够解决盈余增加这一具体的管理问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工商管理学的近亲——公共行政学身上。随着民主政治的建立,政府被赋予了促进公共利益的职责。但政府如何做才算是在促进公共利益? 在与科学管理运动同时期的政府改革运动中,学者们发现,政府只有不断提高自身效率才能促进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公共服务需求。当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时,他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需求就都需要相关主体来予以满足。在这里,市场可以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需求,使他们能够过上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高品质生活。但同时,广大低收入群体则不能通过市场来满足这些需求,并因此作为城市文明的建设者而被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存在,社会中显然不存在公共利益,而要促进公共利益,政府首先需要把这些基础设施的供给纳入公共服务,然后借助科学手段来提高自己的效率,也就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比如,“城市政府是应当建造自己的电气设施,还是允许其由私人企业在适当规制之下进行? 水力供应是应当源自附近的水源,还是远处? 水应当进行过滤吗? 城市的废弃物是应当被焚烧,还是从阴沟排走? ……对于它们的解答,科学知识与正直同等重要。” (Prichard,1892)由此,效率成为政府改革的基本主题,围绕效率目标发展出的公共行政学也得以与政治学建立起了明确的学科边界,并与工商管理学一道踏上了追求行政科学之路。

二、 社会科学的合法化策略

前文表明,社会科学承担着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它要服务于特定实践领域中具体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它要有助于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对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来说,只有当它同时发挥了这两方面的功能,它才算是成为一种合法的社会构成要素,才获得了作为知识的合法性。在这里,可以认为,所有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都是社会道德秩序的阻碍,而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区别就是,虽然前现代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阻碍,人们却不把消除这些阻碍视为知识的功能,所以,知识只需要关注道德秩序之建构的问题;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则认识到,由于社会已变得如此复杂,阻碍社会道德秩序之实现的因素已变得如此之多,知识除了建构道德秩序,也需要致力于消除阻碍该秩序的因素。而要承担这一功能,知识本身就需要科学化,因为只有科学才能从一种认识逻辑出发去识别到底存在哪些障碍以及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障碍。

在美国历史上,20 世纪前 20 年被称作进步主义时代,其中发生了许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改革。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工商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开始了它们的学科化进程。在美国语境下,自由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本应带来一种进步的社会秩序,而到 20 世纪初,美国人则发现,他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其突出表现就是普遍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又反过来导致了许多个体的不自由与整个国家的不民主,使得自由主义的道德秩序悬浮于世。这一时期的进步主义改革就是要在不同领域消除这种秩序的障碍,让美国重新驶入进步的轨道。当时,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市场本身的组织化,如果说理想的市场是由自由平等的个体组成的,到这时,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则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企业组织。企业组织内部的不平等与彼此之间的不平等共同推动了社会不平等的不断扩大,客观上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对企业的有效管理改变其内部管理模式与企业间关系,就可能促进社会层面的平等,由此促进社会的进步。可见,在进步主义时代,企业与政府这两种组织的管理成为实现社会进步的关键——桑德尔(2008)称之为“从契约到管理的转变”,相应地,以这两种组织为研究对象的工商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就成了社会科学参与社会实践的代表,它们都是作为进步主义道德秩序的构成要素而得到发展和逐步建制化的。这也是本文选择它们为代表来讨论社会科学合法性问题的原因。

同时,它们之所以能够促进这种道德秩序,并不是因为它们构画了这一秩序的蓝图,而是因为它们通过成功地探索提升企业管理与政府管理效率的工具而至少是部分地消除了前述秩序之障碍。由此,工商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都成了合法的知识,它们的合法性既来源于它们对进步主义道德目标的认同与证成,更来源于它们在探索有效管理工具上取得的实绩。根据前文的分析,这就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的科学化,就此而言,工商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就主要来源于它们的科学性,而科学化就成了社会科学的主要合法化路径。

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建立其与科学界间的制度性联系,并最终通过立法设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建立起了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制度。这一举措是对科学研究合法性的确认,同时也对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合法化要求。美国政府认识到,如果没有科学界的贡献,自己就不可能解决战争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同时,通过解决这些难题,科学界帮助美国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也就维护了美国社会的道德秩序。在这里,美国政府可能并不清楚科学研究如何作用于具体问题解决的机制,但诸如原子弹等重要创新成果的出现让其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好的科学研究最后一定能够助益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资助制度就是要挑选出好的研究并为这些研究提供所需的物质条件。反过来,合法的研究就应当是好的研究。

所以,随着科学资助制度的建立,科学界必须建立起什么是好的研究的判断标准,以此来区分合法的知识与不合法的知识,并通过对后者的驱逐来实现自身的合法化。在自然科学领域,当时存在一种对于好科学的惯例性的评价标准,这就是它是否发表在重要学会的会刊上。这里的逻辑在于,学会会刊的负责人属于学术权威,有能力做出关于特定研究质量的权威判断,所以,会刊负责人决定发表的研究必然就是好的科学。虽然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期刊——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早在 17 世纪就引入了某种同行评审机制,但在很长时期里,同行评审都不具有评价研究质量的功能。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该刊才决定将所有论文都送外审。这表明,在很长时期里,人们认为,对好科学的判断应当基于实质性的而非程序性的标准。不过,这一点在 20 世纪中期发生了变化。在今天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中,《科学》(Science)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启用外审程序,《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简称 NEJM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建立起两名外审人的评审制度,《自然》(Nature )则从 1973 年开始将所有论文都送外审。虽然这些期刊启用外审的直接原因是投稿量的增加超出了编辑部的处理能力,但当最负盛名的期刊都采用了同行评审制度时,该制度就获得了象征研究质量的功能。比如,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 )都是由编辑部做出 90%左右稿件的录用决定,但同时,编辑部也开始担心,如果不扩大同行评审范围,它发表的论文就可能不被美国学术界重视(Baldwin,2018)。由此,同行评审开始成为判断好科学的程序性标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科学资助领域。1975 年,3 名美国国会议员发起了针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攻击,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举行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同行评审特殊监督听证会。各方争论的总体结论是,资助对象的选择必须经过同行评审程序,同时,评审人意见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场听证会吸引了其他资助机构的关注,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根据听证会内容做出了一些改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在听证会后做出了一些改革。经过这次听证会,社会公众开始接受以下观念:“匿名评审人的判断可以代表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判断。个体不值得信任,同行评审制度则可以。同行评审由此从一种可选的官僚程序被提升为被视为可以确保科学品质和可信性的制度。”(Baldwin,2018)

科学期刊与资助机构引入同行评审程序不是两件独立的事情。基金评审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是申请者的前期研究基础,而合法的研究基础就是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所以,要想通过资助机构的同行评审程序,关键也是要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换句话说,到 20 世纪中期,发表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就成了做合法研究的标志。在围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成立展开的政治游说中,一些传统社会科学学科主动开启了新的科学化转型,接受了新的知识合法性标准,而工商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则仍像一种经验技艺难登大雅之堂。

1959 年,福特基金会与卡内基基金会各自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工商管理研究水平低下,导致教育质量低下,进而使得工商管理学无法获得一种合法的学科地位。当时,即使在沃顿、哈佛、斯坦福等最负盛名的商学院,没有博士学位或任何发表记录的人也能获得终身教职;整个工商管理学界缺少能够被其他学科认可的专业期刊;哈佛商学院的博士论文基本就是一个案例集;商科研究生在标准测评中得分低于所有研究生的平均水平;等等(Khurana,2007)。为改变这一现状,两大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出资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在美国树立起了一批新的研究型商学院范本,也推动了工商管理学的加速科学化。

从 1954 年到 1958 年,《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简称 MS )、《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简称 ASQ )、《管理学会学报》 (JAM,1963 年更名为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简称 AMJ )先后创刊,均为设置了同行评审程序、发表库恩式“常规科学”研究论文的专业期刊,此后,工商管理学领域迅速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专业期刊体系,在这一体系顶部形成了一个足以与其他成熟学科相媲美的顶级期刊群。同时,商学院在教师与学生的招录上都突出量化研究能力,越来越多的数学、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背景的教师进入商学院任职,研究生教育的重点转向量化研究方法,一些学院抛弃 DBA 而转向研究型的 PhD 项目。结果,商学院教师在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领域学科性期刊的发文量显著增加(Khurana,2007)。作为这些发展的结果,工商管理学越来越像常规科学,开始获得知识合法性,商学院中师生的活动则都围绕着如何写作与发表能够通过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而组织起来。

自进步主义时代以来,公共行政学一直追求成为一种行政科学。在围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设立所展开的讨论中,Parsons(1986)认为公共行政学“可能是政治学家们已经参与的最重要的应用性领域”,可以成为符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标准的经验社会科学。但就在同一时期,公共行政学界发生了关于自身学科属性的大争论。主流学界认为,由于行政过程无法将价值因素排除出去,公共行政学也无法成为一门科学。这造成了公共行政学与主流社会科学的某种脱钩,使公共行政学科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陷入了发展危机。

在 1975 年、1978 年、1981 年三年针对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员的期刊声誉调查中,《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简称 HBR )在学者与实务工作者的共同评分 中 三 次 总 排 名 第 一, 位 居 总 排 名 前 五 的 只 有 《 公 共 行 政 评 论》 (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简称 PAR )1 种本学科期刊(第二),其他 3 种依次为智库刊物《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简称 PI )、工商管理学刊物《行政科学季刊》和自然科学刊物《科学》。其中,在 1981 年的学者评分中,排名前 5 的依次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简称 APSR )、《公共行政评论》、《哈佛商业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简称 AJPS )、《行政科学季刊》,前 10 位中也只有《公共行政评论》 1 种本学科期刊(Vocino and Elliott,1984 )。也就是说,直到 1981 年,公共行政学界仍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顶级期刊体系。当然,到 1981 年时,除了《哈佛商业评论》,学者评分前 5 名中其他 3 种非本学科期刊都是标准的社会科学顶级期刊,表明学者内部已开始认同科学化的方向,也找到了科学化的范本。此后,随着《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学报》(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简称 JPART )、《公共管理评论》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简称PMR )等以其他学科顶刊为模板创办并成功经营的期刊崛起,公共行政学开始形成自己的顶级期刊体系。以此为标志,公共行政学在自身的科学化上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开始获得了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地位。

三、 作为等级化的合法化

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合法化是一个科学化与等级化的双重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建立学术等级制的过程,而随着这一过程的完结,社会科学就获得了一个明确的合法性标准,即合法的研究就是学术等级制中的顶级研究。当然,这种现象并非社会科学独有,而是率先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那么,自然科学中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学术等级制? 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属于在技术上可解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发明相应的技术——解法;要提高解决这些问题的效率,就是要不断发明更先进的技术。在这里,应用科学直接指向技术的发明,基础科学虽然不直接指向技术的发明,却是技术发明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这样的基础科学必须是好的科学。

无疑,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都存在好坏之分,区别在于,应用科学实际产出了技术,相应地,应用科学的好坏就表现为其所产出技术效率的高低,而这是可以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科学则没有实际产出,因此无法通过产出来对其好坏做出客观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识别好的基础科学,就只能诉诸程序,于是就出现了同行评审程序。它将同行专家的主观评价转化成了一种客观结果,让人们获得了关于一种科学研究之好坏的客观认识。进而,通过运用同行评审程序,人们就能从所有科学成果中识别出好的科学,从好的科学中识别出更好的科学,再从更好的科学中识别出最好的科学。在这里,评审的过程就是一个制造等级的过程。由此,人们就得以在基础科学没有实际产出的前提下判断什么是好的基础科学——在学术等级制上层的科学。

科学研究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谁都无法保证一定能够产出好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对好的应用科学家来说,如果完全借助于实际产出的技术来证明其研究的合法性,就可能因为没能产出有效的技术而失去合法性。但如果也引入以同行评审为基础的学术等级制,由于同行评审作为一种程序主要评价的是科学的形式,那么,好的科学家将有较大的优势产出好的科学形式,由此借助同行评审而保有其在学术等级制中的上层地位,即获得一种制度性的合法地位。所以,对好的应用科学家来说,当他们被要求不断地重新证明其研究的合法性时,拥抱学术等级制就成了巩固其合法地位的理性选择。在这里,合法化的压力越大,好的科学家们对于学术等级制的需求就越强,就越倾向于通过引入一些新的分层要素来建立更具有区分度的等级体系。

当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都引入了同行评审,这一程序在区分学术等级上的功能就越来越弱,于是,人们就发明了影响因子这一量化指标,让某个数据库中的每一种期刊都能获得一个精确的等级地位,也让这个数据库中每一篇论文的作者都借助期刊等级制而获得了相应的等级地位。如果这还不足以区分每一篇论文的地位差异,还可以比较每一篇论文的被引量,以实现对每一篇论文的精确差异化。无论如何,通过这种方式,科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学术等级体系,某种学术成果在这一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越高,其作为知识的合法性就越强。对所有科学家来说,要实现自身研究的合法化,就是要始终争取让自己的成果进入这一等级体系的上层,最好是顶端,所以顶级期刊就成了对当代科学家最具吸引力的符号。

社会科学存在比基础性自然科学更严重的无法通过技术产出来对自身进行客观评价的问题。哈佛商学院自建院起就把自己作为案例教学和研究中心,试图通过将企业管理经验转化为具有可推广性的案例来证明自身对市场的价值。与工商管理学相比,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无法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转化为具有广告效应的案例,所以早早接受了自然科学中的学术等级制,由此建立起了自身的知识合法性。由于所有学科都共存于大学之中,当越来越多学科接受了学术等级制,就意味着大学内部的资源分配也逐渐与这种等级制相捆绑,就意味着所有学院作为大学分支部门的组织合法性也越来越取决于它们在学术等级制中的地位,结果,所有学科就不再能够拒绝这种等级制,使得学术等级制完成了在大学内部的普遍扩散。

作为分配合法性的公共标准,学术等级制日益建立在一种量化逻辑之上。如前所说,现代学术等级制最初的基础是同行评审,但同行评审本质上是一个黑箱,虽然人们可以设置许多程序来规范评审人的行为,但评审结论最终仍然取决于评审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并不具有公开形式。今天,一些所谓“同行”评审中的偏见与无知已经成为一个备受批评的问题,使得同行评审作为学术等级制基础的功能越来越受到质疑(Tsang and Frey,2007)。有鉴于此,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被引量逐渐成为当代学术等级制的基础,由此引发的则是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持续“通货膨胀”。在这里,影响因子作为数字所具有的公开性使建立在它基础上的期刊等级制获得了公共性,毕竟,影响因子的变化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引用行为来影响这种变化,也反过来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它的运行甚至类似于民主参与。在这种游戏中,影响因子的通货膨胀被视为科学进步的明证,在它的运用促进了科学不断进步的意义上,影响因子本身就获得了作为科学质量评价标准的合法性,追求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发表论文则成了研究者证明自身研究合法性的主要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因子逐渐被视为期刊论文的得分,一名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总影响因子或总被引量则被视为其作为学者在一场学术竞赛中的总得分。并且,由于影响因子是确定的,而被引量是不确定的,将影响因子作为学者的得分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Osterloh and Frey,2020),这就使得影响因子事实上成为当代学术等级制中最重要的计量指标。通过它的运用,“通过将一切都还原成数字,一个主体就提供了一种公平的语言——但同时,也确保总会有人不能完成任务,因此总会有人变成苦力、走卒或奴隶” (Graeber and Wengrow,2021)。结果,在看似公平的竞赛中,能够持续获得高分的研究者成为顶级学者,他们的研究成为好科学的化身;不能获得高分的研究者则始终处于合法性危机之中,随时可能失去作为研究者的地位。

在理论上,学术等级制应当是一种承认体系,即更高的等级是对更有价值的研究的一种承认,所以,追求更高的等级地位就是要追求更有价值的研究,而当研究者做出了更有价值的研究,他当然就完成了自身的合法化。在实践中,随着学术等级制变成一种积分体系,它与研究价值的关系则日渐疏远,因为数字的增殖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是获得高分,他们马上就会掌握数字增殖的技巧,而当所有人都运用这种技巧来追求数字意义上的顶级地位时,研究价值就成了第二位甚至更次要的因素。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就表现为虽然各大学科都越来越公开宣称实践导向的重要性,但主流尤其是顶级研究则日益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由数字组成的符号价值系统中。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美国商界发现主流商学院已经完全脱离了它所面对的市场,于是出现了以《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ly )全美 MBA 项目排名为代表的一系列市场化排名,这些榜单试图引导商学院教授从关注发表顶刊论文转向关注顾客需求。但由于大学本身仍是一个学术等级体系,这些市场化排名并不能改变商科教授的顶刊崇拜。甚至,在 Willmott(2011)看来,当代商科教授普遍存在一种顶刊恋物癖,“学者们的梦想是在顶刊‘打榜’,实现该成就似乎意味着达到了某种想象中的学术技艺标准”。结果,商科教育的市场价值已大幅降低,如花旗银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将 85% ~ 90%的分析师送去商学院,2007 年时这一数字则降到 50%左右( Story,2007)。同一时期,哈佛、沃顿等美国顶尖商学院学生的成绩出现明显下滑,相关调查表明,建立校友网络被学生视为选择商学院的最大收益(Khurana,2007),商科教育已经不能带来多少知识上的收益。

在公共行政学界,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及其会刊《公共行政评论》曾长期扮演着研究者与实务界交流平台的角色,但对该刊 2000—2009 年发表论文的一份回顾性研究发现,这段时期运用复杂量化统计方法的论文明显增加,实务作者的发文量则急剧减少(Raadschelders and Lee,2011),这表明实务界逐渐被排除在了学术界所建构起来的符号价值体系之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经过实证主义革命,量化方法获得了一种符号意义上的“ 纯粹性”,而纯粹性是职业地位最重要的内部构成要素(Abbott,1981),维护这种纯粹性也是当代学术期刊巩固其学术地位的基础性手段。相应地,不够纯粹的视角和观点都应当受到驱逐,而实务作者只是受驱逐者之一。同时,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学顶刊的影响因子开始真正接近传统学科,公共行政学在学术等级制内部的合法性有了明显提高,这表明对纯粹性的追求确实产生了效果。

回顾前文的分析可知,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好科学一定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政府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就要资助好的科学研究,而在这一资助体制下,所有科学研究都获得了成为好科学的合法化压力;由于知识价值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人们对好科学的判断逐渐转向程序性和形式性的要件,要么通过一层层的评审来筛选好科学,要么通过影响因子等数字形式来以量化的方式呈现好科学,由此形成了一种学术等级制,并以等级地位来象征知识的科学价值;在学术等级制成型后,要成为好科学就要攀爬至学术等级制的顶端,这驱使研究者将关注点从研究对象转向了学术等级制本身的结构,使得科学研究日益成为一种打榜竞赛;随着学术等级制对科学研究影响的不断加深,在实务界看来,科学研究已变成一种封闭的符号游戏,而不能产生社会价值;作为这种游戏的参与者,学者们也越发体会到这一点,但他们却不能接受实务界的批评,不能承认自己的活动确实不产生社会价值,因为这会动摇整个学术等级制的基础,威胁到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由此,他们就开发出更加复杂的符号系统,一方面通过符号系统的复杂化来进一步剥夺实务界评判其价值的权力,另一方面通过符号系统的膨胀来制造科学研究持续进步的表象。但实际上,尤其是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学者们越是自满于在符号游戏中的成就,就越是背离了其存在的目的,就越是难以获得其在社会层面上的合法性。

四、 结语

前文描述出了社会科学研究如何从合法化的目的出发走向了建立和巩固学术等级制的逻辑。本文所说的学术等级制首先是一种关于研究质量的分级体制,而由于现代学术成果主要表现为论文,这一体制的基础就是论文分级。其中,同行评审与影响因子构成了最重要的分级要素。学术成果天然存在质的优劣,但在传统上,对质的判断并不存在明确的标准,而随着学术等级制的形成,研究品质变成了是否通过了同行评审、期刊影响因子大小等形式要件的一个结果,使得以论文为基础的学术成果获得了一种明确的等级秩序。进而,当这些成果被运用于学术资源的分配时,它就驱使学者们也从等级制出发建构彼此间的关系,使得学术共同体也日益表现为一种学术等级制,而学术研究则变成了学术等级制的自我繁殖。

本文主要讨论的虽是工商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情况,但上述结论并不只适用于二者。比如,2005 年前后,美国社会学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共社会学”运动,其发起者 Burawoy(2005)提出,主流社会学已变成一种职业社会学,主流社会学家关注的是如何完善自己的职业履历,进而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而并不关注社会的现实存在,因此社会学本来应有的存在形态即公共社会学日益走向边缘。从本文作者的阅读经验来看,其他一些学科也存在对自身发展的类似批评与反思。从其在 20 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中的起源来看,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以科学的方式促进了一种平等导向的道德秩序。但随着学术等级制的确立,社会科学所有试图在学术等级制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努力则都反而破坏了这样一种道德秩序,也就动摇了自身的合法性。所以,本文把这样一种合法化称作自反性合法化,社会科学越是试图通过等级攀爬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就越是会破坏自身的合法性。

虽然现代社会崇尚自由、平等,但其实际运行则有赖于各个领域中的等级制。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社会科学本就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的二等公民,因此更加需要通过等级攀爬来改变低人一等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的自反性合法化是不可避免的。尤其随着学术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等级攀爬已经成了一场无法退出且不容失败的竞赛(王芊霓,2020),使得无论研究者、社会科学还是社会都不得不接受自反性合法化带来的消极后果。鉴于学术竞争的日益激烈可被视为相关部门对学术界施加越来越大合法化压力的一个结果,我们就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学术干预定理:任何主体越是要求社会科学证明其合法性,就越是会助长社会科学的自反性合法化。对于越来越强调研究要有政策启示的社会科学来说,这可能是本文得出的最重要的政策启示。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完全不需要证明自身合法性,但对试图干预社会科学的主体来说,如果这种干预必然产生自反性的后果,这也足以促使它们反思:为什么一定要不断强化这样的干预? 为什么不能从别的角度来理解它们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如果它们真能思考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行动,就可能将社会科学的关注点从等级攀爬中解放出来,使其转向它本应倾注全部精力的社会,那时,社会科学研究者将有更大空间来思考如何促进一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并由此使社会科学成为一种合法的知识。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但相关结论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有一定启示。与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深受行政等级制影响,一直以来,在行政等级制内不断向上攀爬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寻求制度合法性的基本途径。鉴于行政等级制与社会科学本身的不兼容性,学术界以及社会都有去行政化的呼吁,相关部门也做出了许多去行政化的努力。不过,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界内部也在建立一种学术等级制,且这种学术等级制的基础也是同行评审程序与期刊影响因子。作为一种可观察到的现象,今天,相关部门越是强调对社会科学的资助与考核,社会科学界就越是倾向于通过发表越来越多顶刊论文或召开越来越多高层次评审会议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虽然这些现象并不能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发生了自反性合法化,但它所蕴含的这种可能性仍然值得我们警惕。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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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常远  李舒敏

排版 | 王书铭

核发 | 梅赐琪

微信推送：2022年第1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