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竟如此上瘾：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
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4周年。
他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成为一代伟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其爱读书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毛泽东的学用之道，大体即在这读—得—用—巧之间。
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风云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未知的东西，对他总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他试图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
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属于一种兴趣和达到自己追求的途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毛泽东来说，读书则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
文 | 陈晋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
摘编自《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毛泽东 资料图
1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1）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毛泽东1964年春《贺新郎·读史》（见《毛泽东诗词选》）
（2）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
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
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
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后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
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二期）
（3）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2
毛泽东最喜欢的史书，一篇读罢头飞雪
中国的历史书，是毛泽东读书的基本内容之一。
“二十四史”，是最权威的“正史”。“正史”一说，始见于梁代阮孝绪《正史削繁》。
后《隋书·经籍志》把以君主的传记为纲领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历代大体沿用其说。
清代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又确定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规定凡不经“宸断”（皇帝批准）的不得列入，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
这“二十四史”的卷数、写作年代与修撰人员如下：
史记130卷西汉·司马迁
汉书100卷东汉·班固
后汉书120卷南朝宋·范晔
三国志65卷西晋·陈寿
晋书130卷唐·房玄龄等
宋书100卷南朝梁·沈约
南齐书59卷南朝梁·萧子显
梁书56卷唐·姚思廉
陈书36卷唐·姚思廉
魏书114卷北齐·魏收
北齐书50卷唐·李百药
周书50卷唐·令狐德棻等
隋书85卷唐·魏徵等
南史80卷唐·李延寿
北史100卷唐·李延寿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昫等
新唐书225卷北宋·欧阳修等
旧五代史150卷北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74卷北宋·欧阳修
宋史496卷元·脱脱等
辽史116卷元·脱脱等
金史135卷元·脱脱等
元史210卷明·宋濂等
明史332卷清·张廷玉等
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风雨雨。毛泽东读后，则以诗人的笔调说自己，“一篇读罢头飞雪”，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几千寒热”。
“二十四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读过其中的不少内容。但他完整的阅读，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两千二百四十九卷，约四千万字。从此，这成为他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数提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为了一卷之差，竟考核如此之细，在史家中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毛泽东读史之细了。
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他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为了查证贺知章当时是否带家眷一事，还查了《唐书·贺知章传》。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泽东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等。196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期间，深夜里还不知疲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批注说“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再一次阅读这部史书。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极其认真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二十四史”，还积极支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6年，标点的《资治通鉴》出版后，毛泽东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标点本，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写信给田家英说：“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现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后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力负责，组织全国四五十个专家和五个院校通力合作，完成了此项巨业。
为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之间，先看哪一本，后查哪一本，毛泽东还有一定套路。这一点，从他1962年一段时期里向秘书要这几本中国历史书的先后顺序中可以看出个端倪。
1962年9月20日，毛泽东要《宋史》，秘书们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11月23日，毛泽东又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
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可能是在研读《宋史》。至于《元史》的读法，他明确地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
毛泽东 资料图
3
毛泽东如何读“二十四史”
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套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旧唐书》、《新唐书》、《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十六种。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从中还可看出，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较多的这些书籍中，也不是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反复读，而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特别是“纪”、“传”部分，毛泽东看得多，批注文字也多。
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达十七年之久的逄先知回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读书有乐趣分享，有史识共长。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单单是一般性地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于今天改造中国的事业。
有一次，他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媳邵华期末考试时“中国通史”得了好成绩，毛泽东便让她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说，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他还对人谈起：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毛泽东读史，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却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举早、中、晚期三个例子来说明。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当时学员的听课笔记，毛泽东是这样来分析中国历朝的兴衰发展的：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作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便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
*宋代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农民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
*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做“天子”之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故能贵为天子……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早表述。他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地主阶级分裂的结果。历史上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进步的历史力量，或某一地主阶级集团在某一时期具有进步性，根本上是因为代表着农民利益的，所以，总是归于失败。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而且更有理论深度。他说：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前面引述的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鲜明表达。他以词论史，思路清晰，把他读“二十四史”所引发的感受表达出来，意味深长地体现了他的基于被压迫者立场上的“阶级斗争—奴隶革命”的历史观。上半阕以“彼此弯弓月”一笔荡过“几千寒热”的历史风云，即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下半阕则以革命家的立场，鲜明提出，一部“二十四史”，必须从“盗跖庄蹻”说起，必须从奴隶们“奋起挥黄钺”说起。
“二十四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毛泽东晚年，对帝王将相是越来越反感，但这并不影响他读这套史书的兴趣。1966年8月28日，在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时，谈到红卫兵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
相对来说，尽管“二十四史”被人诟病为“帝王将相家谱”，毛泽东越读越有同感，但他对今人编的历史书的兴趣却远没有这么大，也可以说，毛泽东对“古人曰”的着迷程度，要远远超过“今人说”。现代人尽管眼界提高了，手段与工具发达了，但治史的本领似乎并没有超过古人。这部分地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愈斥其非却愈迷其书的缘故。
探求伟人学用之道，体会领袖理政之要，
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及其团队全面解读毛泽东一生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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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罗斯·特里尔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
摘编自《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文有删改，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到1946年秋，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互相掐着脖子进行最后的决战。
“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毛泽东说道，“就要打仗。”
在1946年，国民党占有中国南方的全部以及贫瘠的、人烟稀少的遥远西部。共产党在北方势力强大。毛泽东的部队在人力上是蒋介石的三分之一，在武器上是五分之一。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图片来源：凤凰网）
第一年，当蒋介石到处进攻时，毛泽东选择了防御。到1947年年初，特别是毛泽东在3月份放弃延安时，全世界都认为共产党正在藤蔓上凋谢。毛泽东的有些同事希望留下来为保卫延安而战。莫斯科认为撤走的决定是错误的，并觉得共产党即将失败。
毛泽东毫不牵挂。他提到延安时说：“不就是几座窑洞吗？”他全神贯注于古代中国的一个战略：“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
解放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图片来源：北方新报）
毛泽东为了“要看看‘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的军队像个什么样子”，甘冒挨炸的危险迟迟不肯离去。当周恩来和彭德怀为毛泽东的不顾后果着急时，他还在抽烟并且细嚼慢咽地吃饭。彭德怀差不多是把筷子从毛泽东的手里抢过来，严厉地说：“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毛泽东最终站了起来。
“一定注意不要掉了文件，”他慢吞吞地说，“带不走的书要摆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胡宗南的军队是有用的。”
彭德怀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上讲话（图片来源：军报记者）
蒋介石得意洋洋地飞到延安，就像一个到罪犯老巢踢翻锅碗瓢盆的警察。他预言只要再有3个月就能消灭人民解放军。3个月以后，他自己的军队正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而他只能对着一座座空城大声地下着命令。
毛泽东又回到了农村，他又拿起了枪。离开延安以后，中共领导分成了两路。毛泽东跟周恩来和任弼时在一起，朱德和刘少奇在一起。这一次他骑着一匹饲养得很好的马。他有了设法从东部沿海地区弄到的高质量的香烟，还有无线电收音机和一套很好的电话系统。夜晚工作、白天睡觉已成为他固定的习惯，因此，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只得改变自己的时间以适应毛泽东。
一年的迁移让他身上的脂肪减少了，虽然食物一般来说还不错。他通常每天吃些肉、小米，或许还有萝卜或白菜。有一个星期，没什么吃的，只有用面粉和榆树叶做的粥。周恩来礼貌地说这种东西“好吃”，但毛泽东更喜欢有辣味的食物。
随着毛泽东这个名字的声誉越来越大，他用了一个假名——“李德胜”，是“离得胜”的意思。
他跟一个以前从没见过无线电收音机的王老汉闲聊。老王正准备把木头盒子劈了当柴烧。“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解释电磁波的道理。“下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啰。”他劝告说。“不会的，”老王回答说，“我要用它听毛主席讲话。”
在蟠龙大捷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树下坐在小凳子上听共产党广播电台的报道。一部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放在一个底朝天的桶上，收音机传出广播员充满情感的声音。她说到蒋介石时声音里有一种刚劲，说到毛泽东时有一股热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样就是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像她那样的广播员。”
毛泽东和国民党的胡宗南将军进行了紧张的决战。胡宗南在毛泽东离开以后占领了延安。他在那里结了婚，他曾发誓不占领毛泽东的司令部不结婚。
毛泽东的部队不过两万，胡宗南有23万。毛泽东在陕北到处迂回穿插，使胡宗南的部队过于分散，不得不从解放军受到很大压力的其他一些战场抽调部队。
毛泽东让部队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由于他不在乎土地的得失，并且很多时间在与胡宗南捉迷藏，于是他常常随处坐下来和工作人员谈论小说。为了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他鼓励警卫员们写日记，甚至帮他们修改日记。
胡宗南的23万人四处铺开。他们不像毛泽东的“鱼”那样享有与农民的良好关系。胡宗南被诱入并被麻痹之后，毛泽东就行动起来。“胡宗南像是一只拳头，”他总结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
1947年年末，毛泽东在全中国开始发起进攻。解放军在整个华北和华中像他对付胡宗南那样对付国民党。“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毛泽东的话好像有点夸口，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共产党有民众，国民党只有领土。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说，到了1947年，“华北百分之七十的农民都拥护共产党”。
解放区人民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架子车队（图片来源：解放日报）
在从陕西到华北的途中，毛泽东在五台山的一个寺庙里待了两天。毛泽东就那个庙里的两位高僧(两名出家的退伍军人)问了僧人们许多问题，听他们讲该寺庙的历史和法事活动情况，最后他让佛教徒们放心：“共产党允许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
蒋介石在东北得到一个令人痛苦的教训：控制建筑物而不是人心，是没有用处的。他的火车打算从一个城市开向另一个城市时，却发现拥护毛泽东的农民已经把铁轨搬到山里去了，蒋介石只占领了几座车站！这种情形概括了内战的形势：农村毁掉城市，人战胜机器。
在城市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浪潮，这对毛泽东来说是额外的恩惠。“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是新的学生运动的口号。这些活动是反蒋的，因为国民党没有给人民这些东西中任何一件。
在农民的窑洞里，毛泽东离这个微型的五四运动很远。但是他的方法一直是驾驭，而不是直接加入到这样的知识先锋的行动中去。1919年，当建立新世界的声浪升起时，毛泽东正在孔子诞生地默想。1935年，当抗日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时，他远在延安。这次的情况也一样。
然而，毛泽东在1947年立即看到城市反蒋情绪兴起的重要性。他把这称为“第二条战线”——第一战线是武装斗争。
毛泽东在1948年春打了几个大仗，证明了他的灵活性。除了当他知道自己还太弱而不可能打赢时，他从不反对打这样的战役。现在他强大了。突然间，战争不是在毛泽东自己的地块上，而是在蒋介石政府的领土上打起来了。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天津市区。新华社发
蒋介石曾经写过一本书——《中国之命运》，书中预示了他完全的胜利。现在，局势的一个电影版好像正在以不寻常的速度掠过中国想象的大银幕，但却是向相反的方向演进。每一个画面都展示了国民党的灾难。蒋介石的一半部队都因为执行驻守任务而被困住……“共匪”突然看上去像是正在为祖国而战的中国年轻人……蒋介石对着损失了一半部队的将军大喊大叫……毛泽东在仔细思考，面孔像佛祖一样安详……蒋介石在跳进跳出他的飞机……毛泽东在步行穿过村庄。
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以“照顾他的健康”，但是毛泽东对在风起云涌的1948年离开中国放心不下。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到河北看望毛泽东。“斯大林有点杞人忧天。”聂荣臻回忆说。米高扬到来是为了检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中国方面觉得，他疑心艰苦的作战已经让部队虚弱到危险的境地。
有一次在河北，聂荣臻在国民党一次神秘的轰炸中救了毛泽东的命。聂将军听到B—25飞机的声音，跑进毛泽东的房间想叫他进防空洞。毛泽东穿着蓝条睡衣平躺在床上。聂荣臻把他叫醒，但是毛泽东平静地坐在床沿上。“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呢！”聂荣臻坚持要毛泽东到防空洞去，毛泽东拒绝了。聂荣臻命令警卫员抬着担架进入毛泽东的卧室。当把它放得靠近毛泽东时，聂荣臻和他的参谋长灵巧地把毛泽东抬起来放到担架上；警卫员从两个首长手里接过担架，跑着进了防空洞。炸弹像雨点般投下来，一枚炸弹击中了毛泽东房间所在院子。毛泽东对聂的感激之情一时无以言表。后来聂荣臻逮捕并处死了两名国民党间谍，是他们泄露了毛泽东所在的位置，所以造成了这次轰炸袭击。
毛泽东在占领东北以后没有直接向北京进军。这让蒋介石以为他没有能力这样做。但是毛泽东有他的道理。这样做，从时间上允许解放军休息一下，同时使得国民党在考虑他们的困境时，士气越来越低落。此外，又可以让林彪以及和他一起的司令员们把这个地区的全部50万国民党军队包围起来，并有计划、分阶段把他们消灭。
解放军先向天津和较小的城市进发——这和国民党的预期相反——然后以几乎和德国人一样的高效率一个一个地攻占它们。
毛泽东的有些同事，对战胜蒋介石的期待不如毛泽东那么高。“我们不会失败，”彭德怀将军显然在1946年说过，“不过，我们不一定能打赢。”
有些人——其中几乎可以肯定包括刘少奇——觉得，共产党应该暂时满足于在华北和华南分别形成两个政权。根据这种谨慎的观点，渡过长江作战不仅和斯大林的建议相悖，还可能会惹得杜鲁门不受欢迎地进行干预(1948年在中国有10万美国军队)。
1948年的毛泽东蔑视这种悲观主义。
1921年，当毛泽东和萧瑜坐船到上海，说到中共多长时间能赢得政权时，毛泽东的估计是“三十至五十年”。他在1946年夏天预言说：“一年半的战斗。”在1948年春天说：“1951年7月。”在1948年下半年宣布：“一年左右的时间。”最终证明，这一估计差不多是正确的。
蒋介石成了一个寻求和平的人，充满温和言辞的电文不断从南京发来。但是，现在毛泽东成了不想分享权力的那个人。他的条件像势不可挡的解放军的刺刀一样僵硬。他对南京真正的回答在4月到来，那时解放军从绿色的山上冲下来，攻占了这座可爱的城市。“南方的京城”陷落了，不久，南方也陷落了。
毛泽东写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第一首诗。他写到巨龙一样盘踞在南京东边的钟山。历史上，南京是藏龙卧虎之地。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手迹（图片来源：人民网）
楚霸王饶了对手，却最终使自己毁于他手下。沧桑之变的机会已经到来，没有一丝的情感会阻止毛泽东抓住它。
毛泽东以他的胜利狠狠地责备蒋介石：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由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
毛泽东现在已登上世界政治舞台。1945年的重庆之行让他成名，1947年在战场上的胜利让他变得可怕。
他在延安办公室的墙上挂了四个大人物的肖像：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像延安普遍做的那样，以西方字母表排序)。这种摆法把中国置于世界大国的行列中。
到1948年，毛泽东觉得他几乎就要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领导人了。(他已经开始指使蒋介石了：“这是不容许的。”这是指国民党计划释放一名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在他自己心目里，他已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清楚地表明他是正确的。
英国派了一艘护卫舰沿长江溯流而上，好像东方还是约翰牛的后院似的。“紫石英号”向南京开进，既是为了展示国旗，也是为了给在那个摇摇欲坠的首都的英国大使馆送去雪茄烟和波尔多葡萄酒，并提供避难所。
但是，长江流域不再像伦敦所认为的那样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而伦敦已经习惯于掌控顺从的中国人。毛泽东的士兵向“紫石英号”开火并使它遭到重创。23名英国人被打死。由于船长拒绝签署一份承认“犯有非法侵入中国水域之罪”的文件，该护卫舰像一条死鱼一样躺在那里达101天。
英国的众议院义愤填膺。丘吉尔把解放军的行动称为“公然的暴行”。毛泽东的回答简单地指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允许外国船只在其内河随意航行。这位“共匪”现在代表中国说话。
“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一个当时让英国人愤怒但在今天看来很合逻辑的声明中宣布，“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胜利的“贡献”，就是在他已到达权力边缘的时候敦促他放弃。“我们当时认为，在中国，开展起义没有前途，”斯大林后来承认，“中国同志应该寻求跟蒋介石妥协，他们应该加入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正确地感觉到，战后的亚洲正在形成超出四大国所设想的格局。他后来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部分地是由于一个事实：在1948年，几个大国没有表现出任何欢迎他加入他们的俱乐部的意思。
蒋介石向南转移到广州。这一回，美国大使没有跟着蒋介石一起走。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使也没有走，他们都留在南京。只有一个例外：当华北在毛泽东领导下变成红色时，苏联大使却去了广州，依然抱着蒋介石的“白骨”不放。
毛泽东邀请司徒雷登大使过来进行会谈。这是以镜像的形式为毛泽东1945年自己期望到华盛顿和罗斯福进行会谈所做的脚注。毛泽东已经决定中国暂时倾向于苏联，但是，毛泽东的中国是否要和美国保持公事公办的关系，依然未定。
1945年，华盛顿认为毛泽东太弱，用不着理会他。仅仅4年以后，华盛顿又认为他太强大了，而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不久，毛泽东下令严厉而不容分说地处理留在华北的美国领事人员，指控他们是“间谍”，许多美国人被匆匆赶出了这个国家。
他回顾说，马歇尔调停的目的是尽可能“不战而控制全中国”。他把蒋介石政权称为“美国殖民政府”。文章行文尖刻，不顾后果地反美，还以中国古书里的典故来冷嘲热讽。
美国很富有，而中国很贫穷；毛泽东不能掩饰他对此抱有的愤愤不平。“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美国对它的救济对象表现的傲慢态度，让他想到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的一个“渔夫”(姜太公)，他只用一根没有钓钩和鱼饵的光秃秃的竿子，渔线垂在水面上约1米高的地方，同时宣称：“愿者上钩。”
他用古代经典《礼记》中的一句话警告那些可能仍然希望向山姆大叔伸手乞讨的中国人：“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在毛泽东的英雄气概下面掩藏着一段伤痛。他自认为曾受到蔑视，所以现在大声地向美国表示蔑视。“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他喊道。
为什么毛泽东攻击自由主义者——司徒雷登、艾奇逊——而不太注意麦卡锡右派们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敌人，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吸引力，已引起了后者对毛泽东的亲苏主义的质疑。
一些“第三势力”的人，甚至一些共产党人，向往美国的民主。他们觉得美国(毕竟离得那么远)比苏联的危害要轻一些。毛泽东在利用外交政策问题把箭射向国内的靶子，就像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是“指桑骂槐”。
1949年，蒋介石不得不转移五次，并且在12月离开大陆撤到台湾。司徒雷登在日记中说：“蒋介石在台湾会引起许多问题。”无论是司徒雷登还是毛泽东，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会有多大。
是毛泽东胜利了，还是蒋介石失败了？两者都有。蒋介石本人在1948年的一次国民党会议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奉献精神，为中国人民服务得更好。人民解放军比国民党军队更会打仗，更有智慧。而且中国经济在蒋介石外行的手中濒临崩溃了。
这两个失败其实是一个：蒋介石的拥护者太少了。
“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关于失掉延安的事时，他告诉她说，“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懂得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打仗的社会意义：你赢得了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你就赢得了胜利;而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因为征兵和征粮而疏远人民。他的干部没有像蒋介石的干部那样，用一半的时间经营他们自己的窝。他也没有像蒋介石到1948年那样依靠外国人的支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得到美国30亿美元的援助；而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援。)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发现，蒋介石在毫无诚意地宣布忠诚于自由世界的同时，在自己后院里自由却越来越少。毛泽东赢得了中国爱国者的支持，他们看一看四周就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走向崩溃与毁灭。毛泽东还赢得了另一些人的支持，他们宁愿对未来抱有模糊的希望，也不愿意忍受明显的令人厌恶的现实。
蒋介石只是在对付相继而来的每一个危机的范围内表现出精明，他没有宽广的视野。毛泽东是以一个研究过历史的人的长远眼光看问题。
蒋介石是个爱虚荣的人，常常因为事情的细枝末节而转移注意力。毛泽东(在40年代)是个直截了当的人，只对他的目标的本体感兴趣。
蒋介石只是个军人。毛泽东是个有思想的人，对他来说，枪杆子是个工具。在1943年，当共产党还很弱时，蒋介石本来可以和毛泽东达成有利于他自己的协议。但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理解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他对共产主义问题只寻求军事解决，结果既丧失了军队，也失去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发现可用《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形象来类比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小说中的贾宝玉生来就口含一块玉。这是“他的命根子”，必须日夜戴在脖子上。如果把它丢了，他就会失魂落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把军队看作旨在保护他不受外部世界侵扰的图腾。
毛泽东自己对军队的看法不一样。从根本上说，它是动员起来的人民，既不是一种机械装置，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模式而已。就像贾宝玉没有丢失那块玉一样，毛泽东绝不可能失去他的军队，但是蒋介石像是鬼魂附身似的总是害怕失去他的军队。
到1948年，共产党已有300多万党员，250万人民解放军。军队分为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纪律和协作问题出现了。毛泽东写了一些《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类单调的备忘录。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延安。毛泽东口述了一封电报，祝贺延安人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园。而他再没有重访过延安。
毛泽东在解放来临时很少露面，他对表面形式几近厌烦。他坐在密室里做出种种决定。这些决定，主要是如何以及按什么顺序摘取诱人地悬在他周围的果实。
当1948年行将结束时，大卫·巴雷特上校在北京跟约翰·梅尔比一起吃午饭，梅尔比也来自南京的美国使馆。天气好极了，晴空中的艳阳照亮了红红的柿子。但是，一阵隆隆的大炮声震得筷子格格作响。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可以俯瞰平坦而平静的北京城的西山。炮弹正落在北京西郊的飞机场。
还在困守该城的一位国民党将军向城外派了一个代表团，和毛泽东的农民武士们进行谈判，为投降作了安排，名义上是“联合”。这不再意味着共享权力，而只是由共产党进行操纵的一种象征。1949年1月，这位国民党将军交出了北京，还有他的20万军队。
1949年3月25日，各界代表在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等到达北平
毛泽东的战术挽救了这座城市，使它没有受到很大破坏。通过拖延了那么长时间，并首先占领了许多其他城市，他使国民党不大可能为北京而战。对这位蒋介石的将军理智的行为，毛泽东给他的回报是，让他当了水利部部长。
不久，人民解放军像到城里作周六出游的农村男孩一样走进城来。脚穿布鞋，表情腼腆，军装肥大。有的人还试图从电灯泡接火点烟。
一个扩音器在队伍前面开路，竭力虔诚地叫喊：“祝贺北平人民得解放。”有的观众看到战士们农村孩子的“红脸蛋儿”，以为是长途跋涉后疲劳的表现，有的观众看到从身旁滚滚而过的坦克、吉普车和重炮差不多都是美国造，非常吃惊。
“蒋介石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经开玩笑说，他说的是事实。
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被举得高高的。朱德咧着嘴笑，毛泽东则面无表情。墙上和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油印的关于“新中国”的传单。蒋介石新闻部的报纸《华北每日新闻》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的《人民日报》。
他委派别人写文章。他要求看重要文章的校样，并用自己龙飞凤舞的字标出改动之处。他自己写了几十篇报纸专栏，但从不署名。若干年来他频繁雇用和解雇新闻人员，就好像他们是他的厨房工作人员。
北京在变成红色，然而北京的市民从未见过这位主要画师。当国民党投降7周以后毛泽东还没有到来时，不了解情况的人问，他真的存在吗？了解较多的人想知道，是不是北京在1918—1920年对他太冷淡了，他决定把新政权的基地放在别处？
后来有一天，小道消息传遍大街小巷，说毛泽东正在从石家庄来北京的路上。石家庄在北京南200多公里处，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华北城市。毛泽东于3月23日到达北京。毛泽东在出发离开河北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要进京了——我们进京去赶考！”周恩来笑着说：“我们都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他提到的李自成，是在1644年寻求建立王朝的造反领袖。
《人民日报》印了第一份号外。“毛主席已抵达北京！”报童高喊着，喊声响彻街巷。标题套红印刷，约75厘米高。顾客们抓住报童以便抢购到一份。号外45分钟就卖光了。
空想的社会改良家和左翼人士对事件的转折感到激动，富人感到苦涩又害怕，人力车夫平静地谈论前景。人人都在推测毛泽东的天性和他办事的先后顺序。
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看门人暂停下工作和一位图书管理员一起追忆往事。“他以前就在这间屋子里工作，在那边那张桌子前，查点报纸和杂志。”王姓管理员凝视着那个地方，“是的，我记得。从我最后一次见他已经过去30年了。从照片上看，他胖了一些……”
王望着空中说：“谁会知道……”或许他希望他在1920年对毛泽东照顾得更好一点，花更大的劲儿帮毛泽东找到要看的书。
王说毛泽东胖了一些，他是对的。“你比以前胖了，”一位4年前见过毛泽东的来访者说。“反动派把我变瘦，”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心情微笑着说，“既然他们被打跑了，我就又长胖了。”睡眠是部分原因——他上床早一点，就长胖一点。
毛泽东没有上街，没有进一步去激发北京的兴奋情绪。他带着书籍、烟草、警卫员、穿旧了的衣服等等，在北京西边香山一座别墅里安顿下来。
美国著名学者兼记者、作家罗斯·特里尔的著作《毛泽东传》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最被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自1980年出版后，被翻译成至少8国文字，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隆重推出该书的名著珍藏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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