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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武汉?

2018-01-04 易中天 瞭望智库


武汉是镇。


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这当然并非说武汉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什么城市是“说不清”的,武汉就更是“说得清”,只不过有些“不好说”,有点“小曲好唱口难开”而已。


文 | 易中天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

摘编自《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原文有删改,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武汉这座城市确实有些特别。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


武汉在湖北的位置(图片来源:新华网)


这种“最好同时也最坏”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


武汉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


但不管怎么说,武汉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很多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它的成就和影响,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


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成为“首善之区”的。

 

1


什么是武汉?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武汉的地理特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其中,“一线”即京广线,“两江”即长江、汉水,“三镇”即汉口、汉阳、武昌,“五方杂处”则指“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竹枝词》)的武汉市民构成。其余几句,大体上是说武汉地处国中,交通便捷,人文荟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云云。


武汉处在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图片来源:深圳特区报)


具有这样地理文化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而不是北京。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


*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当时东吴的孙皓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迁都者,其实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现在武汉三镇中的那个武昌;


*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


*1927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


*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


武汉,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运气不佳”。


说起来,武汉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作过大贡献有过大功劳的。可现在它似乎不那么风光。


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北伐”时,它瞻前顾后(看北京,看广州)。


当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龙头老大”,而重庆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时,它东张西望(看上海,看重庆)。


它看到了什么?


它看到东(上海)南(广州)西(重庆)北(北京)都在发展,而自己夹在当中,却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义之功的武汉,有着能当首都条件的大武汉,现在却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来,又小不下去。

2


什么是武汉人?





武汉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


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


武汉长江大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武汉人性格的内核。


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


被日军轰炸的汉口(图片来源:新华网)


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


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


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


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


武汉人确实很爱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弄脏了,武汉人不说“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搞得灰流了!”灰而至于“流”,可见有多脏。


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流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毛都乍了起来的好斗公鸡吧?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感色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


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抽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感。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


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

 

3


可爱的武汉人





其实,武汉人是非常可爱的。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大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


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他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背地里搞小动作。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处处周到。如果你了解武汉人,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


武汉人也一样爱玩。不过,武汉人的爱玩,又不同于成都人的爱耍。成都人的爱耍,是真的去玩,武汉人则往往把不是玩也说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实就是游泳。全国各地都有爱游泳的,但把游泳称之为“玩水”,好像只有武汉。武汉夏天时间长、气温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为武汉人的共同爱好。


武汉人“玩水”的壮举是横渡长江。这件事是毛泽东带的头。毛泽东不但开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


武汉人尤其喜欢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此为最正宗之做法,现在则多半偷工减料),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


热干面是武汉人“过早”的最爱(图片来源:武汉晚报)


武汉人接过来,稀稀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所以有人说,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


文革中,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都有自己的“知青之歌”,其中以南京的最为有名,词曲都有些伤感,作者也因此而遭通缉和批判。武汉的“知青之歌”却不伤感,也没有遭批判。因为武汉的“知青之歌”竟是:“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爱热干面,是不好算作“修正主义”的,也扯不到“路线斗争”上去。


爱吃热干面,我以为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不装模作样。的确,正如方方所说:“武汉人特别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武汉人特别的真》)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武汉人的确是比较“江湖”的。他们远不是什么“最市民化”的一族。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


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嫂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这一点也和北京人相似。不过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汉人的圈子不大一样。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武汉人则更看重恩怨。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


“码头文化”也造就了武汉城市文化粗放的一面(谢国安摄)(图片来源:武汉晚报)

 

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总之,武汉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除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

 

4


优势与难题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


黄昏下的汉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


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冒”。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


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


汉阳兵工厂(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


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1949年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衢,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非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


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


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


总监制:吴亮

监制:夏宇

责编:戴丽丽 李逸博

编务: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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