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南方孤儿面临死亡威胁，“千里大营救”最早从这个家庭开始……
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南方许多省市的福利院中，数千婴幼儿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了解这一情况后，紧急向中央报告，调集奶粉和肉类。时任内蒙古主要领导的乌兰夫提出了建议，由草原人民领养这些孤儿和弃婴。于是，在周恩来总理和习仲勋秘书长的安排下，数千孩子踏上了北进的列车。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千里大营救”的行动，也是两会期间热议的“三千孤儿入内蒙”。
其实，在大规模接受南方孤儿的前一年，内蒙古的福利院已经开始接受南方受灾地区的孤儿。
乌兰夫夫妇是当地第一个抚养南方孤儿的家庭，也许正是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给了乌兰夫启示——在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用家庭抚养的方式来拯救这些幼小的生命，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最近，乌兰夫的女儿云杉对库叔讲起这段过往，让我们跟随当事人，一同回顾那些年的感人故事。
文 | 云杉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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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你也有小妹妹了
1959年夏天，我正在院子里玩，母亲忽然走近我，蹲在我面前，拉着我手说，你不是一直说别人都有弟弟妹妹，只有你没有吗？现在你也有小妹妹了。
我懵懵懂懂地来到自己的房间，看见我的姨母也在。房间里新加了一张婴儿床，床上躺着一个很小的婴儿。
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断地说，你看，小妹妹多可爱呀！
我那时是第一次看见婴儿，非常好奇，还有些紧张。说实话，眼前的小娃娃真说不上多可爱，她又瘦又小，好像一只刚出生的猫仔，而且脸上还长着很多红色的疹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先天带来的湿疹。
母亲接着说：这是你的小妹妹，你要对她好，长大了也要照顾她。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郑重其事，这样的话她从来没有对我的哥哥姐姐说过。因为年纪的缘故，我没有感到这个妹妹的不同之处，只知道我也有妹妹了。
现在想起来，母亲还是考虑很周到的，因为我一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现在有了一个更小、更需要呵护的妹妹，她怕我心里不平衡，先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
说来也怪，我小的时候不是很听话，和哥哥姐姐也时有吵闹，但是我们都对这个小妹妹非常关照，以致后来，成为一种习惯。
父亲给这个小妹妹起名“乌兰奥德”，汉语翻译过来就是红星的意思。但是我们都喜欢叫她的小名“东东”，后来她的名字几经转换，但不知为什么，“东东”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名字，也许因为承载了太多儿时记忆。
云杉的母亲云丽文和南方孤儿东东（照片由作者提供）。
东东在父母的呵护下很快恢复了健康，活泼可爱。只是她的湿疹一直没有痊愈，满脸都是红色的小疹子，又疼又痒，有时候整夜哭闹。只要听到妹妹的哭声，无论多晚多累，母亲都会到我们的房间里，把她抱起来安抚。为了不吵到我们，母亲就把她抱到走廊的另外一头，来回走动。只要我半夜醒来，看见走廊的灯亮着，就知道母亲又在哄妹妹睡觉了。
为了防止小东东把脸抓破，我母亲缝制了纱布手套，套在她的小手上，可是这也不是解决的办法。
后来一位老中医开了一服中药，要求长期服用。中药又苦又涩，妹妹不愿意喝，总是又哭又闹，母亲想了一个办法，把苹果刮成泥，和中药拌在一起，用小勺子喂给她吃，居然很管用，妹妹不再抗拒了。
天天看见妹妹这样吃药，时间一长，我就好奇起来了，觉得黑黑的中药和苹果泥拌在一起吃，大概很美味。有一天，我见四下无人，就把放在桌上的半碗中药和苹果如法炮制地吃掉了，觉得味道还不错。姨母给妹妹喂药的时候，发现药不见了，十分纳闷，好几天都能听见她自言自语：没看见家里有耗子呀？耗子也喝中药吗？
东东转眼到了快上小学的年龄了，母亲已经早早替她办好了幼儿园的学前班，按照计划，1966年的9月，妹妹就应该正式入学了。
2
分离与重聚
但是，事情突然有了变化。
1966年春天，父亲去北京开会，母亲随行。因为离我妹妹上学的时间还有好几个月，母亲就把妹妹带在身边，方便照顾。
他们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动荡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我的父亲乌兰夫反党叛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我父亲在1973年恢复工作，周恩来还特意在四届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上首提“单刀赴会”的评价。
在父亲审查期间，他和我母亲基本与世隔绝，先是在北京，后来到了湖南，都是荒山野岭和军事禁区。
我们是1972年前后去湖南看望父母的。谈话之间，母亲非常歉疚地说，我妹妹没上过学，将来不知道怎么办。我惊奇地看了一眼东东，几年不见，已经是个小大人了，不但很懂事，而且温雅大方，哪里像个文盲？
妹妹告诉我，她早就读完了小学课本，是妈妈教的，现在正在托警卫战士买初中课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父母还是给予了妹妹尽可能多的基础教育。
在湖南的十几天里，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妹妹喜欢读文艺作品，但是她只有一本小说，就是《欧阳海之歌》。这是她从换防的战士宿舍里捡来的，已经读了好几年了，书已经破损卷边了。
但是妹妹还是喜欢看，特别是下午闲暇的时候，她会在窗前的阳光下细细阅读，其乐无穷的样子。
其实，我父母那里还是有不少书籍的，母亲一直有个习惯，就是随同我父亲出门的时候，一定带一只装满书籍材料的皮箱，不过，那些书都是马列经典和理论方面的书，没有文艺作品。
六年前，我母亲离开居所的时候，也带了这样一只皮箱，可能是走得匆忙，无意卷进了一本俄文版的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集，插图很精美。
一天，妹妹又在翻看那本书，一边看一边轻轻叹气。
这一幕被父亲看见了，他对妹妹招招手说，过来，爸爸给你翻译。
我从堂屋路过时，看见妹妹皱着眉头，满脸不悦地听着，这时，父亲正好说到：两只鸟哇哇叫着飞起来，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
我不识时务地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也太不文艺了！
我母亲听见了，立刻觉得我说得对。她命令我把父亲的翻译变成文学化的文字，一笔一划地誊写在妹妹的小学生练习本上，供她阅读。
当时的我真想给自己一巴掌，懊恼自己的多嘴。
所幸的是哥哥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于是我们在湖南最后几天，都是和父亲在这样的讨论中度过的：
“这是什么样的鸟？是快乐的叫还是悲伤的？雾蒙蒙是什么天气？早晨还是黄昏？”等等。
我回到北京后，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了妹妹的情况，于是我第二次去湖南的时候，手里只提了一只很大的旅行包，里面全是中外名著，都是朋友们送给妹妹的。
父母回到北京后，我妹妹才第一次进入学校。那时侯她已经十三四岁了，但是她很努力，再加上父母六年的基础教育，最终顺利考上了高中，后来还进入了大学。
父亲去世后，妹妹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那时侯母亲已经是重病在身，她把自己和父亲的全部积蓄2万元人民币交给了妹妹，作为父母对妹妹最后的祝福。
直到母亲去世，妹妹都不知道她和这个家庭毫无血缘关系。但是她得到了我父母给予的、比亲生子女更多的关爱。
回想当年，草原人民如此规模地收养其他民族孩子，是蒙古族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20世纪60年代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巴彦锡林人民公社，社员们在草原上剪羊毛。新华社发
我的父亲乌兰夫之所以提出让草原人民领养南方孤儿，有基于对蒙古民族性格的深刻了解，比如心胸博大、具有深厚的母爱等等。
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当时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也只有十二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各民族之间在旧时代反动统治者压迫和挑唆形成的、持续了几百年的仇视、隔膜、争斗、歧视已经基本被消除了，各民族成为一个团结友爱平等的大家庭，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成功，是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创造的奇迹。
我父亲完全有把握、有信心让这些南方孤儿在草原人民的关爱下，渡过难关，健康成长。
事实也确实如此。草原上的额吉们（蒙古语意为妈妈）悉心地照料这些“国家的孩子”，苦心教育他们长大成人。原本相隔千里，没有血缘关系，如今却骨肉相连、生死相依。
三千汉族孤儿与蒙古族母亲之间，演绎了一个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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