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校长，归来！

“双城”元故事之八：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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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0日上午9时30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教授在校园内行政楼7楼，他的办公室迎接我们。办公室位于楼层最东端，人在室内可以经由东、南两面大窗眺望窗外的宽幅风景。我们的摄影师东张西望了一番之后，说，窗外太多楼在施工，镜头里脚手架躲不开，希望校长换个方向坐，方便取一个“干净”的背景。校长没有说什么，笑眯眯地换了一个沙发。这样，他的背景就成了西面墙上的那幅珠穆朗玛峰摄影作品，画面既冷又暖：皑皑白雪之上，阳光正把尖尖的峰顶涂成金黄。我感觉很过意不去，因为以我读校长文章得来的印象，他心里肯定不认同记者对窗外风景“不干净”之类的判断。自他踏上龙岗的这块土地，率一帮深圳河两岸的同事，开始从废弃的厂区中建起一所大学，时光已经流走了十年。“不干净？”校园内外发生的变化，十年间可谓天翻地覆，现在窗外的几个脚手架只不过是一篇大文章的小小注脚而已。

“旧时的龙岗，与今天看到的完全不同。”在3个月前刊载于“徐扬生”公号的散文新作《黄昏的神仙湖》中，校长写道：

“我这里指的旧时，其实也不过十年还不到的光景，那时大学刚刚开始筹建，我几乎每天都要从香港，或者我暂住的南山开车过来。那时的龙岗，既不像南山、福田那样是一派高楼耸立的大都市的样子，更不消说与香港的中环、尖沙咀比了，也不是一片鸟语花香的田园乡村。龙岗有的是一簇簇的城中村，中间夹着一处处的建筑工地，夜晚一群群的农民工，打着赤膊，穿着拖鞋，讲着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走在昏黄的人行道上……”

如今，我们正置身在美丽、雅致、绿色、充满生机而又沉静有序的港中大（深圳）校园里。刚才我们的车从正门驶入，顺时针在教学楼、图书馆等建筑中穿行，于公园般风景中绕了一大圈，才驻车在行政楼前。下车之后第一眼看见的，即是港中深的“招牌风景”之一：一幅“风景画”，中国气派的“西式油画”，出现在数十步缓缓而上的宽宽台阶的顶端；楼体形成的“画框”中，一条小路自右下角蜿蜒而上，通往左侧居中的绿瓦红柱之亭，“画面”右侧是高低错杂之树，后面是丛林掩映的山丘，远方是云卷云舒、与时变幻的天空。

▲港中深的校园如同江南园林一般精致。

十年前这一带的荒凉此刻我们无法想象。对徐扬生校长而言，多年以来，办公室窗外天天变幻的风景就仿佛是他的日历。别人在这里看街是街，看楼是楼，他不一样：他看楼看到的是过去，看街看到的是未来。

他在这里接受过不知多少家媒体的采访，估计有几个熟套问题他都回答了不知多少遍了。而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更没有任何新鲜之处。这个问题和我们这次采访的主旨有关——“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10年前，他已经是新华社推出的“香港回归祖国15年15人”了；两年前，他又成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40人”。而他曾自嘲自己是“边缘人”：“15岁下乡，农村人当我是城里人，到了城里却又被看成乡下人；到了香港我被看成内地人，到了内地又被当作香港人。”他现在当然还是“深圳人”。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25年前的香港回归祖国，直接引发了您在美国的回归。1997年您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一定要赶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回到香港任教，这件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但是，我今天还是要从这个问题问起。我们想听故事，25年前的犹豫、思考、兴奋、泪水等等。

校长无声地笑了一下，不给自己任何准备时间，马上开讲。那些事，大概都存在他记忆中的醒目之处，很容易就能唤醒与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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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扬生是科学家。他是浙江绍兴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曾任港中大副校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他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IEEE院士及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已将国际永久编号第59425号小行星1999GJ5命名为“徐扬生星”，以表彰他为科学与教育做出的突出贡献。

我2018年7月14日第一次来港中深，为的却不是徐校长的科学，而是他的文学。那是来参加他的散文集《摆渡人》新书发布会。我先是震惊活动现场的气势。那气势来自一个由书籍构成的空间：高达几十米的书墙，层层叠叠的书架，回旋而上的书梯，如山似海般的书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港中深图书馆的“殿堂级空间”，也是深圳最震撼爱书人眼目的一处书风景。

▲港中深图书馆建筑设计宏大，如图书博物馆一般。

接下来的惊喜来自于《摆渡人》。我听过徐校长的演讲，他那一口绍兴味道浓郁的普通话，好像非常适合承载他要传递给我们的内容：来自前沿的真知、源自传统情怀深思熟虑，和经由中西文明浸染融汇的真诚。我也看过徐校长的书法。他曾经连续几年为我们《晶报》读者送自拟自写的春联。进入港中深校园，你很容易看到校长的巨幅书法作品，那都是传递港中深教育理念的金句。可是，徐校长的散文，我是第一次读到。活动开始前我抓紧读了几篇，就知道我遇上了多么难得的文字：出自天然，不事雕琢，字里行间流淌着真实、真知、真情与真诚，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套话。他如此乐于打开记忆之门，和读者分享他的成长、他的悲喜、他的遭遇与他的收获。他并不想把这些有所思、有所感的文字写得有多“科学”，他在意的，是他想写得更“文学”。他非常愉快、坦荡地承认，“文学始终是我心里的一个梦”。

他是1986年去美国留学的。他在书中写道：“临走前一天的晚上，我与祖母坐在她房间里，说真的，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祖母，我从小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可以说是由她抚养长大的，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二天清晨，祖母很早就起床了，我与祖母说：‘我要走了。’祖母跟着我走了一会儿，自己默默地说：‘我大概是看不到你回来了。’我连忙说：‘不会的。’她又慢慢地说：‘不要紧，男子汉，跑码头闯天下，不要管我。’她说得很平静，也没有流泪，但我知道她这几句话是想了很多遍才终于说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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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才提到‘归来’，是啊！”校长叹道，“‘归来’是件很重大的事情。”

1997年6月30日那天晚上，对徐扬生而言，堪称是生命中的一个“归来之夜”。就是为了能够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祖国的盛况，就近观察香港腾飞的内情，他才答应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的礼聘，放弃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待遇优厚的教职，专门选在回归前几个月回到了香港。然而，他的这个决定，却遭到几乎所有师友乃至家人的反对。

1992年第一次访港时，他就很喜欢这个中西文化的交融之地，之后多次来港参加学术会议，更对这座国际化大城市的历史与现状充满好奇。都说香港是从小渔村发展而来，可是他早就听他上海的亲戚们讲，其实在1930年代，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可要比香港强得多。那么，为什么现在的香港，经济发展得如此出色，都市生活如此繁华？他想来看看。他太想全程目睹香港回归的盛况了，他想参与其中，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所以，当香港中文大学工学院的周昌院长去美国当面邀请他加盟时，他几乎没有犹豫。他知道香港中文大学是当年内地赴港的一批文化学者创立的，很契合他一向珍存心底的中国情怀。而且，大学在沙田，火车坐几站就到了深圳，这是离中国内地最近的一所国际大学了，他很感兴趣。他对自己说：“在美国十年了，该回来了。”

1958年出生的徐扬生，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春天，他结束两年的知青生活，踏入浙江大学校门，学习机械工程专业。1982年毕业后，他继续攻读浙大的精密机械专业硕士。拿到学位后，他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工学博士。毕业后，他成为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机器人研究所研究员，在空间机器人设计、控制及动力学研究，以及无重力地面试验设施研制等方面陆续作出重要贡献，几年后他开始担任这所大学的空间机器人实验室主任。

这时他还不到40岁，事业上正在“如日中天”之时。1997将临，他执意要回香港，这让他显得像个“逆行者”——香港不少同行这时候都选择了离开香港。同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一位好朋友，与他同游墨西哥，其实是想用几天时间说服徐扬生改变主意。那位朋友说，一流的中国学者不会去香港的，我本来以为你是一流的学者，你这个时候怎么能去香港？你研究的这个领域，美国做得最好，你怎么可以从最先进的学术机构跑去不那么先进的地方？说着说着，那位朋友都有些激动：你在香港不认识一个人，没有一个亲戚，自己又不会说广东话，你为什么要到香港去？莫名其妙啊！

“当时没有一个人理解我为什么要到香港来。”25年后的6月20日，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还有10天之时，徐扬生回忆起这一切，仍然感慨万端。坐在校长办公室白色沙发里说起这些往事时，有几秒钟他静静地望着窗外，仿佛能看到当年“孤军归来”的情景。

周昌院长对徐扬生说，很高兴你答应来港中大，我们等着你；至于来香港的时间，你自己决定，什么时候都可以。

徐扬生说：“我要在香港回归之前回去。”

1997年1月，徐扬生举家迁到了对他们而言还十分陌生的香港。第一顿午饭，全家在沙田的一间茶楼品尝传统茶点，享受地道的“中国味道”。他看到街上不同肤色的脸孔川流不息，有些像自己习惯的美国城市，心中感到欣慰。他当时的想法是，“东方之珠”融会中西，包容多元，正是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秘诀。

那时有首歌唱道：“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艾敬的这首歌，就像是专门唱给徐扬生的。

1997年6月30日夜，香港下起大雨。25年过去，那场大雨一直在徐扬生的记忆中下个不停。

“我在香港等待回归，见证一个时代的开始，几乎是天天坐立不安，激动不已。”徐扬生回忆说。“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啊！我们去红磡体育馆参加庆祝活动，差点儿无法准时赶到现场。到处都是车，我们的车堵在路上动不了。我跟同车的人说，我们下车，走着去。我们翻过公路上的水泥挡板，一直跑，就这样一路跑到红磡体育馆。雨一直在下。政权交接仪式开始的那一刻，现场那个感动的场面啊。分不清每个人脸上淌着的到底是泪水还是雨水，我的印象就是所有的人都在流眼泪：香港人在流眼泪，内地人在流眼泪，英国人也在流眼泪。”

▲对徐校长而言，有一种“圆满”，叫做“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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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徐校长，还记得第一次来深圳的时间吗？他说，人到了香港，深圳就常来常往了；有朋友想见我，去香港不方便，我们就在深圳见面。哪一次是第一次谁还记得。

不过，有年冬天的深圳之行让他记忆深刻。“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多年后他写文章回忆说。“我从香港赶到深圳，准备与一位内地来的朋友吃晚饭。不料这位朋友的飞机误点了3个多小时，而我却已经出海关到了罗湖。那个傍晚很冷，可能是快过年了，街边的小店里都挂着很多红色的春联、南北货、糖果袋等等，临近火车站，熙熙攘攘，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块人少一点的地方歇脚……”

那次是他对深圳的“私人访问”，悄悄到访，匆匆来去。深圳媒体上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是2000年1月27日。当时深圳有家企业正在开发集智能机器人技术、传感技术、微电子自动控制技术与娱乐、教育三位一体的主题公园，记者写道：创建全球第一个宇航机器人实验室的科学家徐扬生认为，高科技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平民的，如何让高科技深入千家万户是值得今日中国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2003年10月6日，《晶报》也第一次出现了“徐扬生”的名字。这天的《晶报》编发了一篇中新社关于“神舟”五号的报道。报道称，香港中文大学自动化与计算辅助工程学系系主任徐扬生教授表示，相信随着“神舟”五号不日将载人升空，中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建造太空站及派人在太空站长时间停留的技术条件。这位教授在美国曾参与创建全球首个无重太空机器人实验室；他又是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航天领域太空机器人专家组首席技术顾问，是香港惟一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尽管说不清第一次与深圳相遇的准确年份，他却对“2005”这个年份印象深刻。这一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访港时专门去香港中文大学看望他。他们是老朋友，又是浙大校友。路甬祥对徐扬生说：“你在香港做得这么出色，今后能不能帮内地做点什么？”徐扬生说，“那我先到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调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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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1997年那个彻夜难眠的“归来之夜”8年之后，2005年，徐扬生开启了新一轮“归来之旅”。

2005年，北京、深圳和香港等地的不少人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叫做“深港创新圈”。深圳市政府更在2006年“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让深圳、香港两地成为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创新圈。这一年的4月21日，深圳专为“深港创新圈”开了一个研讨会，与会代表中，有两个人的身份和观点格外引入注目，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另一位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徐扬生。

刘遵义校长说，香港的大学可以为深圳的学生服务，建议深圳的学生们坐着深港穿梭巴士到香港中文大学来上课。徐扬生则说，创新是需要文化的，是需要技术沉淀的，不是你想创新就可以创新的，这需要文化底蕴与技术底蕴。深港创新圈的底蕴在哪里？怎么样培养这个底蕴？

要到几年以后，人们才会发现，这两位“香港人士”在深圳的发言既不是泛泛之论，更不是空穴来风。他们为什么建议深圳的学生们去香港中文大学上课？因为他们已经发现，香港高校目前仍不可以在深圳独立办学。他们为什么又强调创新的“底蕴”？因为他们认为，深圳目前缺乏这个底蕴。这样的底蕴来自哪里？来自国际性的大学和研究院。谁又可能为深圳创造这样的大学和研究院？刘遵义和徐扬生的答案当然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于1963年，其主要组成部分，是1949年之后内地一批学者在香港创立的三所书院——新亚书院、崇基书院与联合书院。如今香港中文大学已是进入世界名校行列的公立研究型综合大学，其在人文学科、数学、计算机科学、经济与金融、医学、法律、传媒、地理等领域都赫赫有名。它的使命，正是徐扬生最认同的那两句话：“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而它的灵活学分制、书院制、中英兼重和多元文化特色，更使得大学成为城市创新的旗帜、引擎与土壤。

徐扬生认为，深圳就缺少这样的大学。2005年他专门做了一个调研，涉及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三个经济带。“我当年调查时，这三驾马车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百分之七八十。”徐扬生说。“可是，如果比较一下三地的大学力量与科研力量，会有什么结果呢？拿到数据后，我大吃一惊。”

徐扬生的结论是：其一，以他自己所定“比较好的大学”而论，北京一地有36家，上海自己也有17家，珠三角把标准放低点，也不过六七家，而深圳只有深圳大学一家。其二，以“国家级研究院”的数量而言，北京是251家，上海是67家，广东勉强算有7家，而深圳一家也没有。

徐扬生说，经济发展的背后是科技，科技创新的背后是人才，人才的背后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深圳需要好的大学，需要国家级研究院。他和刘遵义校长找广东省谈，找深圳市谈，说我们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在深圳办一所一流的国际化大学，把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模式引入到深圳河这边。他马上着手写方案。“我是做方案的人，我在飞机上写了一个四五页的方案，包括一些章程、协议等等都是我起草的。”

我问：“这些手写的方案现在在哪里？”

徐校长一笑：“谁知道在哪里，早找不到了。”

2010年12月中旬，深圳和香港中文大学就合作办学问题达成共识。2012年3月12日，深圳市政府与香港中文大学关于在深圳办学框架协议终于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院选址龙岗区，市政府将提供校舍，并按照深圳相关高校标准给予办学补贴。预计首阶段招收6000至7000名学生。

媒体报道说，深圳市政府与香港中文大学约定，市政府支持深圳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创办一所秉承香港中文大学优良学术传统、扎根深圳、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学校由香港中文大学和深圳大学推荐人选组建理事会，研究决定学校重大事项。

出席签约仪式的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徐扬生接受专访时表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院将继续以书院制、国际化、通识教育为特色创办。学院所提供的科目将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强项，课程设计会配合珠三角地区发展的需要。师资将向全球招聘，保持港中大的国际化特色。

2013年8月1日，深港媒体又报道了一则消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预计2014年正式招生，徐扬生获聘首任校长，聘任8月1日起生效，聘期4年。

消息介绍说，港中大（深圳）校长人选经由全球招聘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港中大（深圳）校长遴选办法》遴选。校长遴选委员会包括港中大校长沈祖尧教授、深大校长李清泉教授等7名成员。校长遴选委员会共接获21份申请及提名，经详细考虑后，一致同意推荐徐扬生教授为港中大（深圳）校长。

▲港中深校园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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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消息没有透露的是，到底要不要担任首任校长，徐扬生不是没有犹豫。

作为港中大负责内地事务的副校长，推动深港两地合作办学是分内之事，他自觉也有一份使命和责任催生一间国际化研究型大学在深圳呱呱坠地。可是要做创校校长，天天处理各类大小行政事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是科学家，他需要时间做科研，需要时时盯紧国际前沿动向，遵循他自己的创新节奏，每5年微调一下研究方向，以期不断有新成果问世。而当校长，那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了。

那些劝徐扬生下决心接受聘任的人，太懂得如何说服他了。一位领导说：“港中大（深圳）的方案是你写的，校址是你选定的。你不负责把大学建起来，如何能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

当初深圳方面确定了几块“备选校址”给港中大选择。一开始大家希望港中大能看上西丽留仙洞附近的一块地，争相劝道，你们去看看，好大一块地，0.7平方公里呢。徐扬生找了个晚上，独自开车去现场转了一圈，边转边算，觉得不合适，一来没有说得那么大，二来，这地方太靠近城里了，离繁华和诱惑太近。读书做学问还是安静一点好。他心里的选址标准，是离市中心有些距离，但又不过分偏远，交通还十分方便；面积要尽量大些，最好有山又有水。

他的这幅“蓝图”，差不多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样子。当年主持创建港中大前身三书院之一“崇基书院”的人正是深圳人凌道扬。他向港英政府申请的首选之地是马料水，因为此地“面对马鞍山，俯临吐露港，乐山乐水，正是一个理想的息游潜修之所；校舍建于山谷之中，青翠环抱，犹如坐在一张安乐椅之上。”据崇基学院史料，凌道扬如愿取得政府这10英亩（约合0.04平方公里）地之后，又提议要再租借30英亩（约合0.12平方公里），扩大崇基范围。没想到官员的回复是建议租给崇基300英亩（约合1.21平方公里），让凌氏可以发挥其农林专业，协助政府在崇基北面的山地上植树造林，教导乡民垦植蔬果作物。这300英亩（约合1.21平方公里）造林地在1963年港中大建校时，就地转成学校基地，原先在九龙与港岛的新亚书院、联合书院陆续迁入这个山谷，形成今日的沙田样貌。有文章写道：如今香港中文大学地处自然保护区旁，“四周仍保留着茂密的树林，校园中偶尔还能见到猴子甩着红屁股跨越车道走入树林的景象，每回相遇都令人又惊又喜。大学图书馆的屋檐下，则挂满了小白腰雨燕的燕巢，这里是香港最大的雨燕栖地。每到夏天傍晚，数百只雨燕在图书馆周围啁啾飞翔，是港中大人最深刻的记忆。”

徐扬生深爱港中大校园，他当然清楚在深圳复制沙田风景完全不可能，但是起码也要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喧闹、单调、逼仄的空间里，养不成人文气息浓郁的港中大校园生活。他去了大鹏，看了坪山，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了龙岗已确定的大运会主场馆附近的一片荒地。他觉得面积的大小、离市区的距离，都和港中大差不多。校园内也有山有水，山不高，水不深，但“这个状态总算和香港中文大学很像”。

这块地最吸引他的，是未来。他写道：“龙岗，是有着勃勃生机的，这里的街头每天都在变化，这里匆匆行走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这里有一大批欣欣向荣的高科技企业，灯火彻夜通明。你在这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这不就是一所大学应该立足的地方吗？”

领导对徐扬生说，筹备港中深你都筹备到这个地步了，校长这个位置你能推掉？

另一种说服策略就更直接了：徐教授，在深圳和香港合作办一所大学，这个校长需要具备“香港情”“国际脑”，还要有“深圳眼”“中国心”，这样的人不容易找，您正好都有。

徐扬生说促使他最后下决心的，是在一个辛亥革命100周年庆祝典礼上他听到的一句话。“典礼蛮隆重，香港选了5个人演讲，都是海归，我是第5个。我前面那位金融专家在演讲结束时说，辛亥革命后这100年，也是‘海归’效力国家、民族，致力中国现代化的100年。这句话对我刺激蛮大的。100年就这么走过来了，下一个100年怎么办？我当时就想，自己该做的，就是好好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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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成为港中大（深圳）校长之后，徐扬生几乎每天都要开车到龙岗的大学建设工地来“上班”。有时从香港来，有时则从南山来。2006年，因为他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和深圳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建起了一所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基地就在南山。

徐扬生回忆说，龙翔大道边上的这块大学用地前身是一座废弃的电子厂，周围既不是乡下，也不是城市，荒凉得很。“我们中午不知去哪里吃饭，可是那些工人们有饭吃。我问他们，饭是哪里买的，他们说，自己从宿舍带来的。那时外卖也不发达，没有人会往龙岗那个地方送外卖。我们很多老师只好自带饼干当中饭。”

徐扬生就去找龙岗的领导，希望帮着解决老师们的午餐问题。领导答应马上解决，问，需要什么水平的午餐？徐校长说，你们区委食堂的水平就很好了。第二天，区委食堂的两个师傅，挑着饭菜和餐具，来工地办起了食堂。两个星期后，这个简易食堂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二十几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董们。他们是一批著名实业家和银行家，身价确实很“贵”。当时的汇丰银行行长是校董之一，他说，“我最喜欢吃这样的饭，这是创业者的饭，是做事的饭。内地的朋友请我吃过至少100多次饭了，今天我吃的是最好的一顿。”

全球招聘的教授们也陆续到位了，可是学校还没有会议室，徐扬生就在南山的研究院借会议室开会。那个后来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百千万”的说法，就诞生在这里。徐扬生说，第一句话，“一腔热血”，我们办这个学校，创业做事情，就凭一腔热血。第二句话，“百年大学”，我们修路盖楼，制定规章制度，都要用“百年大学”的标准。第三句话，“千载品牌”，创品牌，争一流，质量最重要。第四句话，“万世良心”，做教育，要凭良心，我们到这里，不为名不为利，就是要在中国的这个大湾区，在深圳，创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2014年9月2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第一批313名本科生迈进了一所前所未见的大学之门。现在回忆起创校岁月，徐校长说有个场景他至今难忘。学生们在厂房改建的教室里上课，但是宿舍楼还没有建好，怎么办？市领导说，我帮你们在对面的信息学院借一栋楼先用着（最后实际只借到了三层）。这间以“百年大学、千载品牌”为目标的大学，它的首届学生，于开学之年的秋天，在晚上结束简易教室里的自修后，需要穿过宽宽的龙翔大道，到对面借来的宿舍去休息。

徐扬生说，“当时这个路灯啊，许多灯泡是不亮的，从这个亮着的路灯，到下一个亮着的路灯，中间是黑黑的一段路。你在这个路灯下走过，你的影子是很长很长的。我们的女学生穿过这样的路到宿舍去，我是很不放心的。我跟城管局的领导说，求求你们，能不能赶快让路灯都亮起来。可是修路灯需要时间。那几天，每天晚上，9点半开始，我就找个路灯照不到的最暗的地方，站在那里，望着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过马路。我发现一个广州来的女孩子，可能觉得有责任帮全国各地初来南方的同学防备潜在的危险吧，下课后她嘻嘻哈哈地陪一拨同学过去，送到寝室后自己回来，再接一拨同学过马路。那几天我经常看见她来来回回在龙翔大道两边穿梭，我蛮感动的……几天之后，路灯亮了。”

几年之后，这一切就都成了回忆。我们想去拍一下当年那个简易食堂，徐校长笑了，说：“早就找不到了，那个地方盖起的新楼现在叫做‘乐天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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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斯坦福大学的那对老夫妇的故事你知道吧？”徐扬生校长问。

那对老夫妇的故事似乎在哪里读到过，终是不甚了了。结束采访后，我上网去查，版本如下：斯坦福大学是由时任加州州长及参议员的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及他的妻子简·莱思罗普·斯坦福于1891年共同成立的。1884年，他们的爱子小利兰·斯坦福随父母在欧洲旅行时，感染伤寒，不幸病逝。斯坦福夫妇返回美国后，决定用2000万美元积蓄和他们在帕罗奥多市的3561公顷（约合35.61平方公里）土地，来创建一所以他们儿子的名字命名的大学。

但是，那天采访徐扬生校长时，他讲述的版本与此略有不同。他说，当时哈佛大学已经非常有名，老夫妇本来想把钱捐给哈佛，可是，访问哈佛洽谈捐资时，校方代表傲慢的态度让他们很不开心。他们就想，建一所大学究竟要花多少钱？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建一所大学呢？

徐校长是在回答我的一个与大湾区高等教育愿景有关的问题时，提到斯坦福大学的。我问：前一段时间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签了一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怎么回事呢？港中深不就是港中大和深圳合作举办的吗？

徐校长讲完老夫妇的故事后说，“2017年吧，我去了一趟斯坦福大学。大学门前是块大草坪，我在那里躺了整整半天时间，脑子里就想一个问题：那对老夫妇当初创办大学时，会不会想到50年之后这所大学会成为美国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那我们这里会不会出现一所世界前五名的大学？什么时候？我深深地相信：这样的学校最有可能出现在广东，广东最有可能出现在大湾区，大湾区最可能出现在深圳。那时我就想，香港和深圳两个港中大，一个品牌，两个校区，如果联合起来，按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路子去做，三五十年之后，是有可能成为全世界顶尖大学的。我非常期待着这一天。现在我们跟全球120所大学有合作，和最著名的大学都有深度合作。大学如果做不到国际化，培养的人才不可能成为国际化人才。我们的七大学院全方位全球招聘教师，经管学院全职聘用的100名教授都是从海外招募进来的。这个体量的国际化、专业性教师队伍，让我们拥有可与世界上任何一家一流商学院媲美的师资力量。我们新创办的医学院、音乐学院，也会办成国际化的。医学院聘请了很多国际化的专家，要与香港中文大学共建世界级医学院。音乐学院也聘请了叶小刚等世界知名音乐家任教。深圳有今天，靠的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办大学更要这样。”

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校长李卓敏博士曾说过，香港中文大学是把中国文化的境界融合到各学科的大学。后来的沈祖尧校长又说，香港中文大学希望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也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如今港中深的徐扬生校长强调的则是“我们不能光是用中国的眼睛看世界，我们还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香港中文大学，这所“中西合璧、古今结合”的著名大学，8年前跨过深圳河，开启的既是“归来之旅”，也是“出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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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园内原有一个小水库，巧的是这汪湖水竟然也和香港有些关系。据说，这水库曾经属于那类紧急关头也可为香港供水的“战备水库”。湖边有山丘隐隐，当地人称“神仙岭”。徐扬生爱这一汪“有灵气”的水，就名之为“神仙湖”。他写文章说：“教书育人就是神仙的活，办大学要有大神、大仙，才能培养出大神、大仙。”他说他在湖边转一圈看到的花，比他在香港一年看到的花还多。当然，湖边散步，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寻找到快速变化中的永恒。“这周边的龙岗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追求新技术的突破。”他说，“然而，我们却不能忘了，世界总有一些不变的道理，那些永恒的东西，就像这一汪神仙湖的湖水，让我们感受到百年大学的意义！”

2019年12月31日，我在“徐扬生”公号读到过一篇题为《曙光一片》的文字。因写此文，今天重读，暗自心惊。那天是堪称“分水岭”的一天：那天之后不久，世界就进入了“新冠疫情时代”。我心惊的是，那些天在“神仙湖”边漫步的徐扬生似乎预示到了什么，所以他才写了下面的话：“我们所面对的未来充满了挑战，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这个国家和人民，相信爱的力量，无论前面有多大的风雨，都不要失却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只要记住一直往前走，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不要停下来。行山中雾遮山路、迷失方向时，我们不要忘记山峰就在前头。在寒冷的冬天，阴云密布时，我们不要去怀疑太阳的存在，阳光一定会出现，春天一定会到来，山坡上的任何一株野百合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转眼三年将过，因为疫情，我们和港中深接触的机会少了许多。今年3月初，我和徐校长联系，请他为3月21日的《晶报》写篇文章。学校传讯及公关处的马明霞博士微信说：“感谢您有心，还记得这个日子。”我笑回：“这是我们报纸计划要刷新版面的日子，我当然记得。”马博士说：“啊！原来你不知道啊，3月21日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生日。”

还有这么巧的事！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本来我担心徐校长忙于校务，无暇专为我们撰稿。这下好了，港中深八周岁生日，不用担心了，校长一定会写的。果然，我们很快就读到了校长那篇题为《创新：文化与人才》的3000字“庆生文章”。文章说：“办学8年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深深地扎根于深圳这片热土，创校历程中有艰辛，有喜悦，有孤独，有憧憬，然而，就像这座城市中无数的创业者和奋斗者一样，勇于求索的创新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都已汇入这座城市交响共鸣的篇章。”

一个多月前，2022年5月21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办2022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每逢此时，学生、家长和媒体都期待着那一精彩时刻——校长致辞。2018年首届港中深本科生毕业时，徐校长说，“是这所大学将你们推向世界，但也可以说，是你们把这所大学推向了世界”。去年的毕业典礼依然在疫情中，校长鼓励毕业生“要有直面人生的勇气，面对这个偶然的、不确定的人生”。今年，仍然有很多学生因疫情无法到现场领取毕业证，徐校长致辞时首先给大家报告的是校园内花草的消息：“今年中央大道两旁的蓝花楹开得格外好，每一株树都开了花。2018年的时候，我们种下了中央大道两旁的几十株蓝花楹，因为它蓝紫色的花朵与我们学校的紫色十分相称。也是在那一年的9月，你们来到了这个崭新的校园。转眼间，4年过去了，在过去的4年中，你们和这片蓝花楹一样，深深地在港中大（深圳）的泥土中扎根，枝叶伸向广阔的碧空，你们一起沐浴了阳光，也经历了风雨，一起变得成熟。终于，四年后，时机到了，几十株蓝花楹一起绽放出了它们饱满的花朵，而你们也学业初成，为自己的青春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他很高兴这一届毕业生有80%选择到世界各地最好的大学去攻读硕士、博士，他对他们说，一个人真正重要的不在于开始了多少件事，而在于圆满地结束了多少件事。对徐校长而言，有一种“圆满”，叫做“归来”。就像他在“神仙湖”边静待花开一样，今年他又送走了一批远行学子，同时也开始期待新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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