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徐汇保密故事：夏衍与隐蔽战线（上）

第二篇 “歌声里的中国”

夏衍与隐蔽战线（上）

夏衍（1900－1995）

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夏衍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锋而为人熟知，但他同时又是一名中共党员，长期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虽然他谦虚地说：“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中央特科）”，但他的人生经历却与党领导的隐蔽战线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讲述几个夏衍与隐蔽战线的故事。

杨度的单线联系人

 1930年秋，在旧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附近一座小洋房，即将离开上海的潘汉年将一位五十出头的绅士介绍给夏衍，请夏衍与此人单线联系。潘汉年没有告诉夏衍此人的姓名，只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并说这房子是杜月笙的，夏衍“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于是，夏衍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当时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这位老先生则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请夏衍转给上级组织。后来两人逐渐熟悉，这位老者才告诉夏衍，他就是杨皙子（杨度），夏衍也不免大吃一惊。

杨度（1874－1931）

杨度早年参加过立宪运动，还做过“保皇党”，后来逐渐转向民主共和，营救过李大钊、成舍我等人，并由周恩来直接介绍入党，身份十分特殊。

夏衍后来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他（潘汉年），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也是严守秘密的。”实际上，夏衍作为一名资深的地下党员（他1927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中央特科”的潘汉年、蔡叔厚等人都有非常密切和长期的联系，才会被党组织委以这样的重任。

促成《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29年中央“文委”在上海成立，旨在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党组织安排夏衍参与“左联”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又发起组织中国左联戏剧家联盟。1932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由夏衍任组长，他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那段时间，电通影业公司等左翼电影机构与任光等人任职的百代唱片公司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夏衍与田汉、聂耳等人交往密切，很多电影的插曲都是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

1935年，田汉为电通影业公司创作了一部名为《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其中最后一节诗稿，后来就成为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田汉写完初稿后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文委”成员五人中的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被捕，夏衍和周扬幸免。剧本交到了夏衍手里，他在徐家汇隐蔽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把田汉留下来的剧本故事改编成《风云儿女》电影剧本，并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最后一句歌词从最初的“向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进”，改成了“向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进”。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听说《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谱曲，就主动向夏衍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这才有了后来的电影《风云儿女》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后，夏衍用更加审慎的态度去对待国歌。他在1983年1月27日专门写信给《北京晚报》编辑部，澄清了过去一些的讹传之处。比如这首进行曲是田汉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由孙师毅等人保管，而不是田汉在狱中所作，写在香烟锡纸上带出来的。80年代初国内播放一些在敌营潜伏的电视剧时，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看过后也撰文表示，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性、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可见夏衍作为一名党员的严谨与审慎。

资料来源：沈芸《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陈奇佳《夏衍与中共隐蔽战线关系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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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区保密局

编辑：叶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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