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清华园与倪正东慕岩王兴们的青葱岁月

选择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刊发此文，是为了告别，也为了更好的眺望未来。

昨日，清科聆讯，清科的创始人，正是本文中写到的清华科创第三位会长，倪正东。一个“资格够老但不善言辞的人”，他领导他的团队将清科集团建成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服务机构。

这篇文章全是一片片的往事粘贴而成，花了我们很多的功夫。其中的任何一角碎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粘粘在一起，同样也是平凡的文字。

但它似乎更是一张底片，拍摄着一群在最好的岁月里晒梦想的孩子，光线把他们的身影投在底片上，留下来便是历史的印痕，不再更易。

清华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地方，写清华人的创业也是最难的，因为写不胜写……但这也是困难的另一部分，因为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毕竟是极少数人，但他们也是环境和人共同成就的。

就像以前我们写过的走上国庆阅兵台的硅谷精英回国参访团，何尝不是含英咀华，但大家记住可能也就是李彦宏、邓中翰寥寥数人。

你成了别人成功的背影，你的成功又装饰了别人的梦……我们不知道历史会把我们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如果你生而有幸，踏上了一片还算扎实的土壤，你便当努力前行，不管活成什么样子，也要活成自己努力过的样子。

2020年过去了，文中绝大多数人的成功，也在渐渐成为“昨天的成功”。但更重要的是，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依靠商业模式创新的时代基本结束了，一个依靠基础技术创新来赢取成功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是2020与2021年的区别，也是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的区别。

在一个小时代结束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我们也诚挚的祝福我们的读者：新年快乐，实现自己的梦想！

“又红又专。”

采访中的慕岩屡次提起来这个词，这是他在上学时清华大学对于学生干部的要求。红，是要思想积极向上，爱国爱党爱校，专，是要基础扎实、学习优异、能力出众。

慕岩至今还清楚记得1991年9月，他来到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上，老师们所说的话：清华大学培养的是最优秀的工程师，最顶尖的科学人员，国内最关键的项目上活跃着的都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技术骨干。老师的这句话在大学期间反复回响在慕岩耳边，他不断地思索，我们清华的学生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做到什么样的事。

9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动荡反复，对于怀有报国热忱的学生而言，中国的发展和未来是他们最深切的期待。但就算再红再专，也难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美国力差异巨大，美国生活环境和事业机会就是要比中国好一些，说是诱惑也好，说是追求也罢，美国的吸引力比国内大多了。

清华出身的顶尖学子之间掀起了一场出国热潮，就像在《中国合伙人》中出现的场景一样，考GRE考托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当时学生中间甚至流行这样的想法，读博不如读研，读研不如读本，博士毕业再出国，那可就太晚了。

为了吸引更多学生留在国内，主管学生工作的计算机系党委副书记杨士强老师曾经支持慕岩的舍友、计算机系的团委书记田范江举办一些爱国教育活动，比如“科技魂民族潮”的联想之光活动，请联想人来学校搞讲座，举办计算机竞赛等等。

这些活动当时效果不错，但是没有解决学生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留在国内，我们有比赴美留学更好的发展前景吗？

创办科技创业者协会

时光荏苒，转眼五年大学时光已经匆匆度过，慕岩和田范江双双留在了清华，一个保研，一个保博。

这个暑假，没了学业压力的两个人准备在国内IT行业的中心中关村找个公司打打工。他们俩找了好多家公司，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老板都是北大毕业的，而且都是文科生。慕岩忍不住问了出来：“老板，你是学中文的，怎么来开软件公司？”老板乐了，说：“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能找到清华的理科生来给我工作不就行了！”

这句话如同惊雷一般打开了慕岩的心灵，凭什么清华大学的学生就只能当技术员、研究院，凭什么要把老板的位置留给别人？清华的学生缺了什么吗？

田范江在这个问题上思索得更远，他向左林右狸描述过他的思想转变过程。田范江在刚读大学的时候经历了诸多清华学子曾经感受过的巅峰跌落的失重感，一度非常迷茫。年轻人对国家命运怀有满腔赤诚，看到的却是中国的贫穷落后，还有大量高级人才流失国外的现状，这让田范江内心充满煎熬。

田范江

那一年他接连不断地读了很多书，后来在一个校内跳蚤市场淘到了一本《西行漫记》。这本关于中国三十年代陕北根据地描写的书籍改变了田范江对于未来的沮丧。一切都是有希望的，只是需要时间。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何况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中国呢？后来他还搞了青年学生新长征的活动，组织了一批人马重走长征路，他的民族自信心又被点燃了。

在自我期许和心忧天下的合力之下，慕岩和田范江两个人最终形成了一个共识，科技创业者在未来一定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清华的学子一定要主动站出来，既要承担历史的使命，也要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1997年2月24日清晨，一辆满载着清华师生的大巴车从校园驶向301医院，送别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清华91级计算机系学生慕岩也在这辆车，紧攥着一份文稿，心潮澎湃。这份文稿正是他自己写的《“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创立宣言》。

清华大学有一项规定，协会的成立一定需要一名指导老师，慕岩在校团委担任组织部副部长，田范江担任系团委书记，他们希望长期主管学生工作的系党委副书记杨士强老师能担任指导老师。

杨士强接过来读了一遍《宣言》，其中的词句深深打动了他，“只有产业，只有民族的科技产业才能救中国。振兴民族工业的大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我们青年人的肩上。”后来有一次田范江也在校园里跟他说过相似的话，中美终有一日会走向对抗，而对抗的关键就在科技产业，要振兴科技产业，就要鼓励中国最高学府的青年学子走向创业之路，出国热也会随之降温。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杨士强很快批准了协会成立并担任科技创业者协会的指导老师。此前这份宣言已经贴在了教学楼前后的宣传栏中，吸引了二三十个学生来报名，并且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慕岩担任首届会长。除了慕岩和田范江两位发起人外，首批会员里还有杨锦方和倪正东等人。

慕岩

互联网是新生事物，雅虎、搜狐这些公司就是在平静的水面当中扔下了几颗石子，远远称不上浪潮汹涌。科技创业者协会也是全国第一个以创业为宗旨的学生社团，要做什么事情慕岩和他的朋友们也是一头雾水。他们从头摸索，一开始是和学校校企合作委员会合作，推广学校的科研项目，参加组织“北京高校科技成果推广展览”，后来组织学生购买金山正版软件活动等等。

真正做得比较长久的、有周期性的，是协会组织的“创业者论坛”，慕岩邀请了国内企业界、政府部门、研究机会的负责人和专家来清华做报告，比如当时联想集团公关部总经理陈惠湘、亚信总裁“互联网先生”田溯宁、四通利方总经理王志东等等。爱特信的总裁张朝阳是第一个受邀而来的演讲者，当时出租车不准进清华，张朝阳带着小助理从南门走了半个小时来到演讲的教室。演讲完了之后，97级的电子系新生王兴是第一个举手提问的学生。

王兴是协会里的一个异数。科创协会最开始时的规定是，只有大三以上的学生才能入会，因为大三以上的学生才会面临创业、就业以及出国升学等等选择的问题。王兴是大一的新生，他找到慕岩磨了好长时间才被允许进入协会。

就这样，清华大学的科创协会不仅办了起来，而且做得还不错。

清华创业协会的第1张海报，在《清华园的创业启》一书中收录

创业大赛诞生

1997年的圣诞节前夕，比尔盖茨来中国访问，在清华做了一次演讲，这之后，“辍学经商”在清华园里的讨论热度空前提高。比尔盖茨也被清华学生的热情鼓舞，回去就改变了之前定下的去印度的计划，来年在北京设立了微软中国研究院（2001年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年轻的科创协会低调地迎来了换届。大学社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会长都是一年期的。到了1997年年底，慕岩卸任，资历最老的同学之一杨锦方担任了第二任会长。

杨锦方和慕岩不同，他的本科是在北大读的，研究生的时候才来到清华。据说当时在14号寝室楼下面看了协会成立的海报后，杨锦方立刻去9号楼去找慕岩。这种协会杨锦方之前在北大也没见过，他的想法和慕岩他们相似，立刻就被海报上激情四射的发言打动了。两个人见了面才知道两个人是同班。慕岩本科时候就在清华，而且还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所以一直住在9号楼。

接手科创协会后，杨锦方就一直和副会长郭文平讨论要干些什么事情。演讲也好、展览也好，这些活动都没有深入到学生群体里面去。一个晚上，两人从北大回清华的路上，郭文平提出，应该把今后的工作重点放在举办类似麻省理工学院的商业计划竞赛上。

商业计划竞赛？听起来这个主意不错。1998年3月下旬，1998年3月中旬，恰逢清华大学与MIT联合培养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第一次师生交流，当时的协会会员张辉正好是项目学员，杨锦方和慕岩就去和这些来交流的师生聊天。这些人中正好有一些参加过创业竞赛的学生和指导老师，他们告诉杨锦方和慕岩，如果科创协会想要举办类似的创业竞赛的话，他们可以去麻省理工的官网上去看看大赛的一些具体资料。

杨锦方与左林大叔合影

杨锦方他们找到的信息是，麻省理工从1991年开始举办创业竞赛，最初将近是1万美元，后来增加到5万美元，因此这场赛事又被称为5万美金大赛。

虽说协会里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有，学生干部也不少，创业过的却是一个也没有，创业大赛比什么，怎么比，他们也是一头雾水。杨锦方就去麻省理工大赛官网上直接翻译了所有的竞赛资料，比赛规则也完全按照他们的来。

1997年的4月，清华园内外物复苏，绿意盎然，年轻学子的活力有如岩浆，只需要一场震动就能喷薄而出。

杨锦方总是行色匆匆，一个人在在校内校外跑来跑去。因为想要做清华自己的创业大赛，他一直在四处筹集奖金。他去学校申请过经费，学校没有批准，不过他没有气馁，校内不行就找校外资源，清华的学生，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

协会里的成员王科在新东方当老师，在麦肯锡兼职过，还认识通用电气的首席代表，校外人脉多，帮忙联系了一段时间，麦肯锡和通用电气两家都给了一些经费，但离实际需要还是有差距。杨锦方没日没夜地打电话，问遍了他能找到的各个公司的联系方式。据说他在一个半月之内打了1000多个电话，最后一家生产交换机的公司北方电讯拿了7万块钱以示支持。

1997年的7万块钱可不是一笔小钱，按照北京每平米2000元的房价来算，这几乎能买上一套小型商品房了。这笔钱也是当时清华大学学生社团收到过的最大一笔赞助金。

大赛轰轰烈烈地启动了。因为北方电讯的赞助，第一届创业大赛也被命名为“北电杯”。科创协会没有固定办公室，开会一般是临时借间教室，有时候一群人就在照澜院旁边一个喝茶的地方坐下来直接聊。去学校各个部门寻求支援是常规动作。因为理工科的学生要与商学院的学生一起组队，杨锦方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经管学院跑，院长赵纯均教授很支持，提出把大赛转由经管学院来举办，但杨锦方没同意。

第1届创业大赛决赛答辩时间表

那是一段特别忙又特别充实的夏日时光。在杨锦方的回忆中，他每天学习和工作加在一起要花十七八个小时，经常凌晨两三点回到宿舍，冲个凉水澡，沾上枕头就能马上睡着，第二天早上6点钟起床的时候，身上的汗水会把席子印出一个大大的人形印记，然后又是日复一日地循环。

第一个冠军队伍诞生

杨锦方没想到的是，比赛章程和奖金额度一公布，参赛团队竟然来了上百个，大部分是清华的学生，也有少部分的外校团队，整个协会都忙得团团转，协会元老田范江都带着一个团队来参赛了。更没想到的是，原来这么多年轻人都思考过创业这回事儿，梦想着要靠创业来成就自己、建设国家。

清华水利系的赵勇和往常一样，骑车穿行在校园的主干道上，临近毕业，他从留学、考公务员、去外企、考研几个选项中选择了后者，收到保送本校 MBA 的结果之后，又变得有些茫然。保研更多只是在随波逐流，而无论选择哪个，好像都不是他真正想做的。在思考如何打发剩下不多的本科生时光时，他在路边撞上了宣传栏里“创业大赛”的消息。赵勇停下车，看了一遍宣传海报，主办者是“科技创业者协会”，金奖有1万块的奖金，那句“If we dream, everything will be possible”的口号被特别标注了出来。

他把这个口号反反复复读了几遍，突然打了个激灵，是啊，这事儿，我能干！

赵勇立马调转车头去找了高国栋，商量一起组队试试看——他俩同级，高国栋是电机系的同学，两个人都被保送了MBA，高国栋肯定也想一起来。没错，高国栋听完他说的话，立刻就同意了，两个人又看报名条件：必须几个专业的学生交叉组队，赵勇和高国栋就又回去找了其它专业的几位同学。

赵勇与左林大叔合影

到了当天晚上10点多，已经是宿舍快要熄灯的时间，赵勇和高国栋跑到科创协会会长杨锦方的宿舍，把后者从床上揪了下来，在参赛报名表上填了名字。

组队是组好了，报名也报完了，然后呢？几个人突然发现他们还缺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参赛项目。

接下来的几天，团队几个人开始绞尽脑汁地想点子，甚至跑到了国家专利局去找创意，最后都无功而返。好在高国栋联系上了电机系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发明了一个通过高压电作用产生臭氧，利用臭氧清洗瓜果蔬菜的专利。

小组成员们觉得这个点子不错，社会上很多人关心这个话题，肯定能加分。原来当时《北京晚报》曾经报道过一则新闻，主人洗完的水果，被家里的飞鸟误食，而后狗被毒死。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就连赵勇的毕设指导老师每次吃水果前，都要用高锰酸钾溶液泡一泡再洗掉，如果能做出一个果蔬清洗机，肯定会有市场。

根据这项专利，团队里的“技术总监”高国栋设计了一个微波炉大小的容器，原理是用微气泵打入臭氧，降解农药残留。

产品出来了，在看接下来的项目接下来的市场调研、成品呈现都需要钱，这群学生自己没钱，他们就想找个能赞助的公司。专做小家电的亚都公司就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亚都以加湿器起家，那几年正是亚都的黄金时期，公司营收丰厚，北京市民经常在广播、公交站牌上听到和看到亚都加湿器的广告。

赵勇直接给亚都公司办公室打电话，没人回复，又跑到亚都公司门口蹲守，也无功而返。后来他找到一本名为《亚都物语》的书，这是亚都创始人何鲁敏的自传。读了两遍之后，赵勇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何鲁敏是清华校友，他还有一个同学在清华做教授。高国栋和赵勇赶紧找到这位老师讲明来意，老师也很豪爽，当即给老同学何鲁敏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两个清华的小师弟想见见他，给他们约了一个时间。

赵勇和高国栋骑车跑到清华科技园的亚都公司，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去民企，两个人兴冲冲上楼，看到“办公室像篮球场一样大”，震撼到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房间，自己待在校园里视野实在太狭窄了。

这次谈话不太成功，聊了一会儿，何要谢客，赵勇和高国栋只能讪讪告辞。外面正在下雨，他们躲在亚都大厅，一个人跟他们搭讪，聊了一会儿，他们才知道，这是亚都副总、清华师兄文辉。文辉站在大厅里听完了净菜机的想法，回头划给了他们十万块钱。

拿到了钱的赵勇和高国栋兴奋不已。接下来那个疯狂的夏天，这两位MBA研究生几乎完成了所有的实践课程。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炎炎夏日下去街头做市场调研，废寝忘食地调试产产品，所有的迷茫情绪一扫而空，留下的是坚定和激情。

5月份的初赛过后，报名了创业大赛的田范江举办了一场发布会，宣布他做的中文搜索引擎天问要开始商业化运营，之后就退出了比赛，赵勇有些窃喜：强敌又少了一个。

慕岩的弟弟慕磊做了一个音乐分享网站，有点像是Sportify的远古版，他拉来了力学系的陶敏一起组队参赛。陶敏和科创协会渊源也不少，她和慕磊是同班同学，还是倪正东同一个实验室小几届的师妹，当时正在校报做记者，经常跑来科创协会做报道。慕磊的这个音乐分享网站初赛就被刷下来了，赛事组织们看到这边正好缺一个新闻专员，就把陶敏拉了进来。

倪正东

筹办赛事是一方面，组织创业学习与交流是协会更重要的日常活动。协会里很多人认可《第五项修炼》的方法，大家争相学习，提出也要把协会打造成一个学习型组织。相应的读书交流必不可少，有一阵子，王兴说自己在读《全球通史》，杨锦方放在手边的则是《资治通鉴》，陶敏连连感叹，协会里果然卧虎藏龙。

王兴是协会的宣传骨干，作为本科小师弟，他承担起了贴海报和发宣传手册的工作。陶敏对王兴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海报定好之后，王兴带着几个人一夜之间就能刷满整个校园。他还有个贴海报小技巧，就是一定要在别的海报都贴完之后再贴上创业大赛的海报，这样自己的海报就不会被覆盖。他还要把四千多份宣传手册一本一本地发到各个寝室。后来大家笑传美团的地推文化就是在清华大学贴海报和发宣传册时候建立起来的。

比赛到了后期已经是深秋，天色寒冷，王兴贴海报的浆糊桶有时候都会结冰。他们经常在贴完海报后去吃顿麻辣烫，几毛钱一串，又便宜又驱寒，有时候也去倪正东家里蹭一顿火锅。在一群住宿舍的学生里，倪正东是协会里唯一一个已经结婚在校门口租房子住的。

这些协会成员没什么经验，但是他们的干劲儿足。决赛当天，北方电讯临时找了路透社等几家外媒来采访，被问起决赛通稿时，陶敏才慌了神：自己都没见过外媒，哪里有什么英文通稿。不过她马上反应过来，立刻找了英文系的肖家放同学来做翻译，两个小时之内就把英文通稿送到了外媒记者手上。

1998年10月16日下午，在经管学院的伟伦楼报告厅，创业大赛决赛上，协会请来了校长王大中亲自上台讲话。面对着评委席上的麦肯锡中国区董事长欧高墩、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冯波等人，赵勇的净菜机团队拿走了金奖奖杯和一万元的奖金。

大赛走向全国

清华是全国高校的风向标，第一届清华大学创业大赛的消息如同东风一般吹遍了全国。“大学生也能组织创业大赛”，“大学生也能创业”，“创业也是一种选择”，这样的认知开始慢慢扎根，许多高校学子开始自发组织如同清华一样的创业大赛。

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民建中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实业的提案》，后者在此次政协会议上被列为“一号提案”，如同催化剂一般点燃了国内将研究成果向项目转化的热情。

当年10月，首届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决赛结束后，时任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清华大学见到了慕岩、杨锦方、倪正东、陶敏等大赛的主要组织者和赵勇等参赛者，鼓励他们“大胆尝试，争取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成思危看到了清华创业大赛的潜力。当时全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5%，而将技术转化为产品，正是参加创业大赛的大学生们要尝试的道路。

年底的时候，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亚洲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论坛，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陈小悦带着慕岩、杨锦方、倪正东三人参加。到了论坛上他们才知道，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名古屋大学等亚洲最知名高校中，举办过创业大赛的只有清华一家。清华大学有意借大赛的东风，在北京打造一个能媲美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创业圣地。

天时地利人和。第二届创业大赛举办的时候，科创协会已经和一年前大不一样。

倪正东接任了会长一职。据说由于倪正东不善言辞却又资格最老，大家并不知道他能否把科协做起来。但是倪正东很快就显露了他的优点，有定性不动摇，用慕岩的话说就是“心里有根”。大赛筹备期间，已经是研究生最后一年的倪正东收到了美国一所名校的offer，很果断地放弃了——他已经决定要做好大赛，扎根国内。因为工作太忙，这一年他还屡次累出了胃出血。

如果说第一届大赛只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前奏，第二届赛事才是这支乐曲的精华章节。这一届中，多个清华创业小组接连出场，发布会接连不断，校园内外关于创业的话题高潮迭起，他们成为了真正的时代之星。

水木双璧

又红又专影响的不仅是慕岩和田范江，精致利己还没有霸占校园的时候，有些同学自发产生了和他们相似的想法。

清华大学的汽车系曾经是清华大学最王牌的专业之一，吸纳了不少“状元”，比如93年广西全省理科第一名陈曦。入学的时候他们对汽车产业无比向往，陈曦的上铺兄弟童之磊还记得在他入学的第一堂课上，老师这样说：“汽车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谁能成为全世界第一汽车大国，谁就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但是不久后他们就发现，现在计算机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专业，这让这群汽车系汽车协会的小子们愤愤不已。

如果说专业之间的竞争还只是小小的心里挫折，97年的时候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打破了他们心中最牢不可破的理想。当时汽车第一大国日本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如果汽车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为什么汽车工业强国日本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而美国却显得毫发无伤？

他们溯游寻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70年代开始，美国的支柱产业已经不再是汽车产业，而是以新型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其中的代表正是苹果、雅虎这样的硅谷公司，这些公司带领着美国挺过了金融风暴。

换而言之，中国如果想要成为像美国一样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不能只靠汽车产业，还需要从现在开始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提升基础设施，出现一大批苹果、雅虎式的公司。

天下兴亡，从我做起。虽然他们是汽车系的，但是现在也要抢计算机专业的行当。第二届创业大赛开始报名的时候，担任汽车协会主席的鲁军提出，要以协会成员刘颖的个人网站“化云坊”为根基，做一个商业化运行的项目。

化云坊是1998年12月15日开通的，用的服务器是清华大学16号宿舍楼519活动室里的一台老式PC机。刘颖的文笔很好，积攒了一大批忠实粉丝，当时网站日访问量超过一万人次，与此同时服务器也越来越贵，所以他也同意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网站。

创业风潮下，清华大学为了鼓励学生创业出了一条新规，允许学生暂停学业去创业，创业不成功，还可以返校继续读书拿学位。当时媒体都在报道材料系的邱虹云已经休学，正在创业的鲁军和刘颖也都有了暂停学业的打算，看到有了打头阵的，立刻把自己的休学报告也交了上去。没想到，邱虹云休学只是媒体的一场误会，鲁军和刘颖两个人一起成为了“休学创业第一人”。

鲁军与左林大叔合影

5月份，鲁军、刘颖、童之磊、陈曦、马云合力创业的公司成立，取名为FanSo，来源于“We are fans, so we do it.”的集体信念，公司中文名叫易得方舟。团队开始分工很明确，鲁军作为CEO，主要精力花在融资上；童之磊是常务副总裁，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管理；陈曦负责技术，刘颖依然是：”站长”，负责网站运营；来自电机系的马云则负责市场营销。

易得方舟在创始之初就被视作希望之星。化云坊在校园内名气很大，不少学生都觉得这家公司肯定能成，还有高年级的研究生给了他们几万块钱，做了易得方舟真正意义上的天使投资人。为了进一步获得媒体关注，尽快拿到融资，他们报名参加了第二届创业计划大赛。

同届赛事中的另外一个希望之星项目是视美乐。视美乐的合伙人是王科、徐中和邱虹云。

王科是科创协会成员，之前一直在做组织工作，这次，他想自己下来做。

他是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颇有经济头脑。他是协会有名的“大款”，在新东方当老师，一个月能挣两万块钱，花998块钱买了全协会第一部阿尔卡特手机，杨锦方都羡慕得不得了。当时张朝阳来演讲，王科看当时的张也挺不起眼，“一个穷学生，打着出租车来学校讲课”，怎么能够两年后就上了杂志封面，成了全国闻名的互联网创业新星，全国各地做演讲呢？

还是要创业啊，王科心里想。正巧他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个发明比赛，结识了材料系的天才少年发明家邱虹云，觉得邱虹云做出来的投影仪成本低廉，能抢占进口投影仪的市场，决定和邱虹云一起创业。邱虹云当技术，王科当销售，他还拉了MBA学生徐中来做管理工作。

王科家里很支持他，公司注册的时候，家里寄过来了多年积蓄的存款，王科和徐中去清华照澜院邮局取款，然后去工商局注册。这个时间，正是科创协会第二次创业大赛的启动时间，三人就“顺便去参加了一下”。

视美乐最亮眼的成绩在于它是清华内部最早拿到融资的学生创业项目之一，那时候中国的金融投资行业极不发达，马化腾为了新生的腾讯融资来北京多次，都铩羽而归。田范江的天问，也是因为找不到融资后来就被迫关闭。知道融资这个概念的大学生都不多，易得方舟几个人为了了解融资是什么，专门买了一本《风险投资》，看到作者是人大教授刘曼红，跑上门去请教才搞明白。

王科和邱虹云、徐中他们比较幸运，刚成立的兴业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潘福祥教授给他们牵的线，上海第一百货总经理张引祺第一次听到这个项目就特别感兴趣，签下了前后两期共5250万元的投资协议书。

视美乐还在清华大学同方大厦多功能展示厅召开了融资发布会，上海市秘书长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发布会，就连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也来了。一同参加清华创业计划大赛、并在预赛服务类拿了冠军的叶滨坐在隔壁学苑大厦的顶楼十楼办公，看到下面热闹的发布会，内心充满了羡慕之情。

当年媒体对视美乐的报道

易得方舟也拿到了融资，他们自己在搜狐网的搜索框里搜索“风险投资”几个字，一条结果也没有，后来搜了“投资”两个字，按照搜索结果一家一家过去找，找了两百多家，绝大多数都是虚假信息。后来找到了一个叫麦刚的投资人，他创立的浦东科创给他们注资了600万，加上此前鲁军一个朋友投进来的30万和零零碎碎的一些钱，易得方舟一共凑到了660万元人民币。

易得方舟和视美乐两个项目，不仅在学校内的创业大赛上所向披靡，接下来的全国创业总决赛上也是击败了各路高手，一起为清华大学捧回了两座“挑战杯”的金奖，他们的名字全都刻在了清华大学的“历史墙”上。

年轻人的第一次失败

视美乐和易得方舟名气搞得都很大，但是很不幸，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早期的网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赚钱，易得方舟同样不清楚怎么赚钱。几年后有一位做培训的老板对鲁军说，当年他找到易得方舟，想投广告，居然被拒了。作为全国最大的大学生门户网站，所有人包括投资人在内，都在跟他们说，不需要什么盈利模式，你们只要把流量做到极致，然后就能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就能赚钱了。也许是这种思想，也许是年轻团队的不经事，结果就是流量花花涨，收入几乎没有。

没有现金流，就需要靠融资生存，幸运的是，易得方舟不缺投资人的信任，老投资人都愿意持续投入，不幸运的是，不管新老投资人都无法继续投资。原因在于，公司在1999年9月几位创始人注册成立了公司，随后就有了几位天使投资人，浦东科创等三家投资公司在2000年1月份和易得方舟签署了投资协议。当时有个工商规定，半年内注册的公司不允许变更，这样就形成了在机构投资人进来之后，工商股东是创始人团队，实际股东是创始人加天使投资人，这时只要一位天使投资人不签字，就无法完成变更。

易得方舟与浦东科创当年的投资签约合影

看上去的工商变更难题，实际出在创始团队的内部矛盾上。易得方舟的创始人之前都是清华大学汽车协会的会员，彼此之间不仅熟悉，也没有什么身份上的差别。虽然鲁军是会长，但是大学社团里的会长也不过就是一个身份而已。现在这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公司，鲁军出任CEO，童之磊承担电子出版业务，其他三个人各自管着技术、市场和运营。公司里有了什么事儿，大家马上就会像在协会里一样拿出来讨论一番。不同的是，现在的讨论上有了一种微妙的身份上的差别。

凭什么你说了算就算？为什么我说的就不行？一个人从市场的角度讨论网站应该这么做，另一个人马上反驳这在技术上根本实现不了。结果往往就是几个人讨论一天而毫无结果。他们在清华创业园公共会议室开会，其他人都很羡慕他们之间气氛好，讨论激烈，其实这才是易得方舟的大问题。

某件事情迟迟不决之下，还出现过这样一个情况。鲁军以CEO的身份决定施行A计划，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不同意，我提议立刻召开董事会，由大家投票决定。”反正董事现在在场的有一大半，大家立马就开了一场董事会，推翻了CEO的决议，决定施行B计划。突然又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不同意董事会的意见，我提议我们立刻召开股东大会，有股东投票决定。”这些人也占了一大半股东席位，所以股东大会立刻就召开了，经过投票，B计划又被推翻了，讨论重回原点。

当然他们的争论都不涉及个人，全都是就事论事。只不过到了最后，意见不一错过了本身就成为了易得方舟最大的负累。最后时刻，易得方舟还有一次融资救命的机会，但几个外部股东之间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最终错过了这次机会。

结果到了2000年的4月份，公司倒是快破产了。这几个人赶忙想了一个法子，做了一个校园系统，方便大学生选课、查成绩、查学分等学业活动。高校的网站系统都很原始，清华大学里的学生每次选课也要去机房“排队三小时，上机五分钟”，这个系统放在学校里肯定受欢迎。

马云给这套系统起名叫做校园时代，英文名Campusage。马云有个同班同学的父亲是华南理工大学电机系的系主任，他就找上门去免费提供校园时代系统的试用，就把这位叔叔拉上发布会帮忙站台。此外一起站台的还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系主任。

这场发布会看起来效果很好，媒体报道也很多，但显然易得方舟的问题根结不在业务或者产品上，年轻气盛导致的内部矛盾，让任何资金都无法进来，而鲁军，刘颖对公司的执著，又使投资人另立新公司的计划无法执行。后来有很多说法说是2000年的第一波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盘导致易得方舟融资困难而关闭，其实不是，易得方舟一直不缺投资，2001年后都有投资人愿意投资重新开通Fanso网站，只是经历了这一段经历的人，不愿意在跳进去。

在公司出现问题后，鲁军意识到问题很难解决，就把在线出版业务放到一个“救生艇”中文在线上，由童之磊独自掌舵，漂流而下。10月份的时候，因为交不起每月12万元的服务器托管费，易得方舟网站关闭。

公司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大部分员工都是学生，没有生活成本，所以不发工资也不走。鲁军清退了一半人，接了几个项目，做研发系统赚了点钱，把之前欠下的半年工资用另一种方式补上了。随后他宣告易得方舟彻底关闭。

这件事儿给他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一次会议结束以后，他走到马路上，心里疼得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全部是灰蒙蒙的一片。之后为了休息，他回家开了一个小吃店，每天炸油条下馄饨，就这样过了两年，才慢慢从这种痛苦的状态中走出来。

视美乐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王科深受科创协会的影响，坚信创业是与国家未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事业。当时市场上在卖的最便宜的也要几万块钱一台，邱虹云手工做出来参赛的投影仪成本只要一千多元，所以王科希望视美乐的投影仪能够用低价突破国外的投影仪产业链，带来国产投影仪的一片新天地。

视美乐的投影机

理想的美好总是与现实的残酷形成鲜明对比。在量产产品的研发阶段，为了严格控制成本，视美乐要尽可能在国内采购零部件。一台投影机有几百个零部件，有十几个关键部件需要进口，当时国内上没有一个液晶投影机的专门配件生产厂。

王科和徐中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在国内寻求合作方的努力中，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结果是，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供应商在技术和工艺上都远远达不到要求，这些厂家的产品多属于手工或者半机械化操作，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不稳定。视美乐是一个初创公司，市场前景不明，零部件合作的厂家也不愿意投资去改善生产线。就这样，视美乐虽然基于夏普液晶片的单片投影机获得成功，但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也遇到了关键部件供货困难的问题，后来不得不采取了与台湾厂家的合作。

国际知名的投影机巨头Epson、Sony等都有一系列的高中低端产品，视美乐如果要参与竞争，也需要开发出一系列的产品，而国际上开发一款产品大约需要5000万。王科就发现三片式投影机即将成为市场主流。视美乐紧急召集新的研发团队，在2001年底拿出了中试样机，可惜这款样机的生产成本远高于视美乐与台湾厂商大亿合作生产的产品。视美乐还相继成立了LCOS投影技术、数码相机、液晶背投等多个研发团队。后来由于投资要求过大或不具备商业价值，只能作为公司技术档案存档。

对于如何打开市场，视美乐也是困难颇多。尽管是全国知名的明星创业项目，但对于动辄数千上万元的投影仪，采购方仍以企业和高校为主。视美乐的产品稳定吗？售后可靠吗？这些不能不在采购人员心里打上一个问号：如果索尼的投影仪出现问题，所有人都不会认为是采访人员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家小公司的产品不够好，那他就要承担责任。

内忧不断，外患频仍。视美乐2001年初销量低迷，但是投影机零件订货一直没有停止，日本夏普公司以双方签订预期订货合同为由，迫使视美乐采购了大量过时的单片式液晶，导致现在库房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原材料和单片液晶投影机，流动资金几乎告罄。到了7月份，视美乐实在忍无可忍，明确通知夏普公司停止进货。

另外两个对视美乐造成严重打击的事件是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和创业板中途喊停。创业板要开放的时候，视美乐就排在了上市企业中的第一个，2000年底就找来了中信证券做上市辅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管理决策都是围绕着融资和创业板上市而进行的，创业板喊停影响巨大，直接造成了后期融资困难以及资金链断裂。

关于创业板的噩耗王科还没有消化完，没过几天，另一个坏消息又传到了他的手中，2001年的11月份的公司销售业绩大幅度下滑。为什么会下滑呢？市场负责人说，市面上出现了大量价格低廉的水货投影机，原本是销往欧美的，但是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严重打击了欧美进入市场，所以只好以水货的形式进入中国。

听到这个消息，王科突然觉得很疲惫，生平第一次萌生出了放手的念头。视美乐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二期资金的波折、研发的困难、销售的不利、供应商的压榨、以及上市的受挫，这些他们都一一克服了。但是现在，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个意外的黑天鹅事件，就能把视美乐压得抬不起头来。

不，还有希望。因为日本供应商对台湾厂商要价更合理，视美乐与台湾厂商合作推出的新款投影机看起来还有一战之力。只要这款投影机销量起得来，视美乐就能活下去。

王科迅速制定了新的销售计划，准备大干一场。春节会有一个家电消费热潮，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他要打出一场漂亮的反攻战，他要——

董事会决定辞退王科的消息来得无声无息，就像是那年北京下的第一场雪一样安静。投资方的理由很简单，视美乐应该是一个研发公司，而不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这会影响投资方的名声。

春节过后，王科就离开了视美乐，徐中接替了他的工作。没过多久，徐中和邱虹云也相继离开，关于视美乐的江湖传说至此风流云散。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清科创业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第二届清华大学校园创业大赛是科创协会主办的最后一届，之后随着大赛规格升级，校团委接过了主办权。

毕业在即，倪正东心里还是想着科创协会，想着中国的未来以及产业救国的念头，“做一个创业者服务的平台吧”，这个念头在他心里萦绕不去。

正好创业大赛告一段落，倪正东把协会成员组织起来，讨论了这个想法，大家热烈响应，陶敏等五六个同学当即加入，几个学生在一起决定创办属于自己的公司，名字就叫做“清科创投”，亦有传承清华科创协会之志的意思。

清科创投刚开始的那几年，倪正东也是先后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业务转型、裁员收缩等等困难，后来同学们全都因故离开，坚持下来的只剩下倪正东一个人。他是穷学生出身，没有什么社会资源，依然在需要资本支持的创投领域坚持了下来，20年过去，清科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最全面的创业投资综合服务平台。今年6月清科集团旗下的清科创业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招股书，已经于12月30日成功上市。

除了清科创投这个正统外，慕岩和田范江创办的百合网、王兴创办的校内网、饭否，以及杨锦方加入王兴后一起创办的美团网都是科创协会的血脉后裔。有人说，那几届清华出来的创业者，大部分都跟科创协会以及创业大赛沾点边。

百合网初创，田范江（右三）与员工、清华同学（右一右二）合照

赵勇后来在KPCB中国开始做VC行业，2009年加入游戏公司恺英网络，任联合创始人及COO，公司后于2016年在A股借壳上市后，他于2015年创办早期VC零一创投。

鲁军在家乡卖了几年包子后，发现了餐饮业与互联网之间碰撞改造的价值，重出江湖创办了通卡。通卡协助商家管理会员体系，提供餐饮CRM精准营销服务。2012年，通卡为腾讯所收购。

谈起曾经的易得方舟，鲁军说自己做过的唯一正确的决定就是分拆中文在线。在易得方舟几乎山穷水尽之时，喜欢读书的童之磊带着“生死有命”的想法担起了中文在线，几经波折，2015年于A股上市。

马云舍弃了自己在清华的研究生学位，转头加入了网易，开创了网易的SP业务，2003年，他和浦东科创的麦刚决定再次联手，加上刚刚回国的刘勇，三个人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社交网络亿友网。同期诞生的社交网络还有慕岩创办的yoyonet（友友网），后来与百合网的前身heiyou合并，以及校内网，这群科创协会和科创大赛的人占据了web2.0时代的半壁江山。

左林大叔与麦刚合影

后来亿友网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法国交友网站Meetic，马云和刘颖又创立了母婴网站妈妈说和电商网站麦乐购。

刘颖在中文在线做过几年，现在他在尝试一个新的网络文学模式对话体小说，他的新项目就叫做“话本小说”。

邱虹云的发明创造欲一直未减，视美乐失败后，他回到清华拿到了光学专业博士，手工制作了中国第一台用于天文观测的科学CCD相机，后来创办了天文相机公司光速视觉。现在他的兴趣是每天拿起望远镜巡航漫天星河。

徐中选择了回清华授课，现在他是管理学社群清晨领导力的创始人。

当年满脸羡慕、在隔壁顶楼观看视美乐发布会的叶滨，曾是第二届清华创业大赛预赛中服务类项目的冠军，比赛中跟评委王功权聊了一次后就决定退出比赛，专心于自己的创业项目V2。V2是中国最早的网络视频会议产品，现在还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V2的天使投资人是一名海外商人，1999年的时候面对叶滨他们犹豫了很久，后来眼看中国入世成功，觉得祖国崛起大势所趋，咬咬牙给他们打了一百万。

2007年的时候叶滨又创立了海报时尚网，2011年初由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购。后来叶滨在清科做到三年投资人，2013年的时候不甘当一名旁观者，再次下海创办了“The One智能钢琴”。

叶滨与左林大叔合影

还有一对值得一提的北大清华兄弟俩，虽然唐宁作为宜信创始人现在更有名，但在20年前，在第二届清华创业大赛预赛中，凭借掌上电脑项目WebPAD获得“初赛优秀计划奖”的唐阳首先获得了媒体关注。WebPAD项目没能成功商业化，后来他在校园内创办了类似于早期Netflix的租碟网站“流星小站”。毕业之后唐阳创立了宠物社区门户网站“狗民网”和金融巴士等，他还是校内网最早的天使投资人之一。

上述几位只是当年曾经参与过创业大赛的学子，在全国范围内，科创协会以及创业大赛掀起的风暴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如果不是受到视美乐激励，刘庆峰可能根本没有创业的念头，科大讯飞也根本不会出现；没有叶滨的亲身示范，他的高中同学杨浩涌也不会见识到国内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变化，迅速回国投身到分类信息网站的战争中来；昆仑万维的董事长周亚辉可能没有机会从清华停学创业，只能老老实实读完书后再进入社会……

二十年后的中国，果然如同田范江当年所设想的那样，在信息科技领域全面发力，与美国科技产业的竞赛全面爆发。而当年由几个学生所组成的科创协会，再次被人们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估算其价值。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培养和鼓励了一大批大学生创业者，更在于点燃了中国信息科技产业创业的火把，在一片黑暗中为那些仍有一腔热血欲报国的青年们指明了方向。

欢迎各位邻里点击 阅读原文 到 左林右狸的知识星球讨论开扒更多行业八卦，同时也可 加入读者群 与我们讨论更多互联网江湖往事，添加 左林右狸小二妹微信：leiphonelinli（新朋友请备注 姓名+行业+所在地 或 发送名片）即可。

往期推荐

欢迎扫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加入知识星球，第一时间与林狸大叔畅聊更多的行业“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