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一个中国病的保守治疗方案

1979年，深圳特区成立，千万人去下海；

1992年，浦东新区成立，无数人想创业；

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全民都想炒房；

就在消息发布第二天，一群“食利而动”的炒房团，如野兽嗅到金钱的血腥，政策公布之后，成千上万的炒房团，组队涌入雄安新区。

这条路变得拥堵不堪。京牌、内蒙古、东北、江苏、河南，全国各地的牌照，都出现在这里。全国各地驶往这里的火车票，几近售罄；上百家小宾馆，几乎满房——这个2015年人均收入只有2100多元的小县城，正在被癫狂的人群和席卷而来的惊喜所淹没。

当地京牌车已经连成片，全是来看房的。当天晚上，如家、格林豪泰、千村、365驿站等酒店客源全满，工作人员也称，昨天晚上就有人在雄安新区消息发布之后连夜赶来。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来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多少资金因“炒房”涌入雄安三县。

他们携带数百万现金，当下就和房主签订“私下协议”；一位内蒙古大老板，一口气花7200万买下8层楼……

这场盛大的食利盛宴背后，是一张张为利扭曲的面孔……

所有的人，就如夺食的野兽般，为了围猎而聚集，为了独食而撕咬。

在中国疯狂的楼市面前，一向都是大胆的人有肉吃，而胆小的人被悔恨吞噬。

他们被无数次教育过，再不容错过。

在雄安，看到了一幕幕的疯狂——也许，在这里才能读懂中国。

这场集体的狂欢，如此“食利”的疯狂，实在是一种悲哀。

这背后，正是房价一波波的疯狂，才让炒房客们失了理性，被利益搅动的儒雅全失、吃相全无。

在这个小城，一眼看尽了中国万象。

但就发展速度而言，雄安新区将会比深圳、浦东都更快。

这个判断主要基于三方面因素：

一、发展起点不同。

雄安新区起步发展的经济基础远非1980年和1992年可比，1980年中国GDP  4588亿，广东省GDP250亿，深圳市1979年GDP1.79亿；1992年，中国GDP2.7万亿，上海GDP1114亿；2017年中国GDP 将逼近70万亿，河北、北京、天津三地GDP加在一起超过7万亿，雄安新区包含的三个县GDP现在也接近200亿，所以它们发展起点完全不一个概念。

二、依托人口基数不同。

1980年时的深圳是个小渔村，根本没啥人，依托的主要是广东省的5200万人口；1990年时的上海户籍人口加上流动人口也就是1400万左右；但是，雄安新区依托的7400万，北京市2172.9万，天津市1562万，更别说周边还有一个人口超过1亿的河南省了。所以，从人口基数上来说，雄安新区的起点也比前两者高得多得多。

三、人才规模不同。

发展靠什么？归根结底靠人才！现在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六七百万，这都不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深圳和浦东新区时可比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雄安新区只要在政策上处理好，全国将会有大量青年人才涌向雄安新区。

设立雄安新区的方案公布以后，全国上下一片激动。特别是那个措辞，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我也跟着激动了一会儿，认为这可能是迁都的信号。但冷静下来之后仔细想，其实这样的措辞并不能代表实质问题，毕竟新华社的通稿也不是决策者写的。这里面有多少是决策意图，多少是写稿子的人抬轿子，恐怕还有待仔细考量。千年大计的提法应该是虚的，有点过分夸张了；跟浦东新区、深圳特区在同一个级别，高于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的规格，这个提法应该才符合雄安新区的实际定位。

雄安新区的决策应该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基本敲定了。当时通州设立城市副中心的消息公布以后，同时就有两条小道消息在广泛流传，都上了各大媒体的，一条就是保定要当首都副中心，当时就有很多人去保定买房；第二条是四环以内或者东城西城设立中央政务区，单独管理。

现在第一条已经被证实了，也从侧面说明第二条设立中央政务区的传言很可能是跟通州建城市副中心、保定建首都副中心同时决策的。那么这三个决策加起来，整个京津冀一体化和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大局就很清楚了。之前讨论的迁都的可能性就不再存在。未来中国的“首都”将变成一个很大的概念，最重要的三个点就是中央政务区、通州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首都副中心，也就是“一主两副”的格局。

介于之前的许多“传言”都已经基本被证实，我们也可以合理推论还有一些渠道比较靠谱的传言应该也是真的。目前有关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定位比较清楚了：除了北京市政府及其相关企事业单位搬过去以后，还有最高法、人大、政协很可能要搬到通州副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都开始建设了，此外一批重点的中学和医院也会搬过去。

剩下的就是雄安新区，定位是把央企、事业单位搬过去。但是从“一主二副”的格局来看，既然把中央政务区还留在北京四环以内，那么我们就不太可能指望有非常激烈的改革措施，国家中枢最核心的部门既然还留在四环以内，各个部门肯定都会拼了命的留下来，这是中国利益博弈的基本原则：只有留在距离中央枢机最近的地方，才能享受到最好的资源。利益博弈的结果，最后真正能搬到雄安新区的单位，只能是相对比较边缘和弱势的部门。

扣除了确定要搬到通州的单位以后，留下个雄安新区的东西不会太多。中央部委肯定不会搬，部委直属的研究部门比如发改委宏观院应该也不会搬。一行三会作为金融决策的核心部门肯定也不会搬，那么金融业也就不可能搬迁。剩下的就是大学和非金融的央企总部，此外也可能包括诸如林业局、体育总局、旅游局这样比较外围的中央机关。

这样算下来，其实也不少，不过这种搬迁最后可能还是“局部搬迁”而不是全部搬迁。北大、清华都应该会往雄安新区搬迁，但必然不是整体搬迁，而是采用设立北京大学雄安校区、清华大学雄安校区这种办法，把一部分专业搬过去，极有可能本部还是在老地方不动。然后各大央企应该都会相应中央号召，到雄安设立新总部，但肯定还会在四环内留个尾巴。至于这个尾巴能留多大，是驻京办事处还是实际上的总部，就要看央企自身的政治能量和活动能力了。

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令人泄气。但最后实际博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我说雄安新区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因为中国最核心的资源肯定是中央，中央自己不动，光指挥别人动，效果恐怕难免大打折扣。建一个雄安新区，难道力度能够跟当年文革时期的“三线建设”相比？肯定比不了。现在距离三线建设过去了也就四十年，当年疏散出去的资源几乎全部跑回中心城市了，从北京疏散出去的人才也几乎全部跑回了北京。不仅出去的跑了回来，原来地方上有的好人才好资源也都来了。雄安新区从现在开始到初具规模，最少也要十年的时间，十年以后，中央还在四环，那些央企留在四环里的尾巴，恐怕只会越做越大，慢慢的又变成实际意义上的总部。那些“搬走”的大学，因为老校区距离中央近，享受的资源多，最好的老师还是想留在老校区。几十年下来，逐渐的设立“新专业”或者“新学院”，把好老师好学生又召集回来，高考的时候分成北京校区和雄安校区分别录取，雄安校区实际上就成了个二本，也不是没可能。医院也是一样，领导人要有一流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又不可能到通州或雄安去看病，这些一流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平时空着，总要想办法利用赚钱。于是，四环内的医疗资源仍然会是全国最好的……

总的来说，不管是通州副中心还是雄安副中心，对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总是有用的，总比现在这种都挤到四环里边好很多。但是，设立副中心的办法，终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我只能称之为“保守疗法”，能在一段时间内缓解问题，却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领导不带头，事情就办不好。要真的解决问题，只能是迁都。中央一动，其它单位不用下命令，自然都会打破脑筋想着怎么跟着走，你让它留下来它还死活不愿意。中央不动，下再大的命令，最后也会被实际利益的博弈逐步消解。中国应该建立每六十年迁都一次的体制，或者首都什么时候房价和堵车情况成为全国第一了，就什么时候迁都。什么地方落后，就往什么地方迁，带动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聚集。这个在古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现代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通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现在河北很落后，迁都到雄安是一个好办法；如果再激烈一点，还可以考虑迁都到西安和陕北中间的地区。六十年后，看情况再迁往河南湖北一带。北京会相对衰落，但它有那么优越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聚集了那么多的企业和人才，它作为华北地区核心城市的地位并不会改变。

不仅首都应该搬迁，上海市政府、深圳市政府等中心城市的政府，也应该定期搬迁，从中心城区搬到落后的边缘城区，把一些周边落后地区划入中心城市，然后把一些发达城区划出去，然后重建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系统特别是交通网络，以政治资源和交通网络实现空间资源的重新洗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破利益格局，重塑国家均衡发展和重建社会公平，为找到一条打破古代王朝因为利益固化而逐步衰亡的周期律提供新的工具，这才能算是千年大计。如果不迁都，那么，设立雄安新区的影响，也就是跟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差不多。中国会多一个类似于深圳或浦东那样的大城区，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望上一个新台阶，这些都是极好的，但也就仅此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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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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