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博导严飞：内地、香港、美国名校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
文/ 郑薛飞腾 澎湃新闻
普希金在诗中说：“世界上没有幸福，但有自由和宁静。”
读书论文的日子固然艰苦，却能达到一种自我专注中的平静。在轻忽读书、人人急速向前的大时代里，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地读书，已然是一份难能可贵的自由。
这段话出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严飞老师的新书《学问的冒险》。笔锋转合之间，普希金的诗句成为他工作、学习时刻的友伴。细读这本新书会发现，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学学者，严飞常常与王小波、北岛、于坚、齐邦媛等人在文字中对话。
在严飞的求学、教学之路上，他曾辗转中国内地、香港，以及英国、美国等多地高校。2014年，从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严飞前往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以博士后身份继续研究工作。2016年，他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今年8月，他的新书《学问的冒险》与《城市的张望》出版，两本著述分别聚焦他的学术故事与香港的城市文化。
对于社会学者而言，阅读文学作品是必要的吗？严飞认为非常必要，他在自己的课上就推荐学生去读莫言、陈忠实、张炜、格非等作家的作品。他推荐的都是非常经典的小说。
“但倘若把这么多相似题材的小说放在一起，读下来就是历史，里面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我们会看到在宏大的历史变迁之下，社会对个人怎样产生冲击，个体又怎样去做选择，把这些作品连在一起就非常有意思。”而辗转中、美、英多所高校的严飞对于不同学校学生气质与氛围更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借着新书出版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严飞，与他聊聊书本背后的故事。
▲严飞
澎湃新闻：您的新书《学问的冒险》看起来像个人的学术传记，许多学者会选择在暮年写这样的作品，您现在就写作、出版会不会觉得有点早了？
严飞：《学问的冒险》这本书并不是我的学术传记，只是作为一名刚刚步入学术之旅的年轻老师的体会。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想写书，而只是一个记录。在海外求学读博士时很辛苦，所以在写英文论文时，我一般每写完一篇作业、一篇文章，就想转换思路、休息一下。休息的办法就是会写一篇中文文章，也算一种放松调节。这本书里的文章就是这样在漫长的读书期间，断断续续写的。读博有时特别郁结，比如说熬夜通宵写论文。常常会想我又通宵了，终于把这篇文章写完，把这些材料都读完，于是就会特别有倾诉欲想用中文表达，就记录了下来。
这些文章结集以后再回头去看，会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好玩的想法。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叫做《在荒岛迎接黎明》，其中有一段说我熬了一整晚写完论文，黎明的阳光照进来时，像摘草莓的小姑娘站在你的门口敲门。我现在回头读，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跳出这样的场景描写，也算是非常真实地记录下来了一个读书时的片段。
其实，不仅是我自己，我认识很多在北美读博士的朋友都会通过不同渠道方式来记录。我有一位好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他喜欢写诗，就在读博期间写了很多诗。在海外求学的年轻学者都会彷徨、迷茫、寂寞跟孤独，感觉一个人在战斗，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不断地在自我反刍、自我诘问，质问自己到底要怎么办。
澎湃新闻：新书里引用很多文学作品，您觉得文学作品之于学社会学有阅读的必要吗？
严飞：我觉得非常必要。我在清华教授一门“历史社会学”课程。这门课是我们社会学本科生的必修课。在课上，我会建议学生从戏剧、文学和电影作品里找寻一些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并推荐学生们阅读很多涉及到历史题材的小说，譬如莫言的《生死疲劳》、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王以培的《烟村》、格非的《望春风》、葛亮的《北鸢》等等。这些文学作品倘若单独从文学的角度去读，我们会觉得是一篇非常好看的小说，但倘若把这么多相似题材的小说放在一起，读下来就是历史，里面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我们会看到在宏大的历史变迁之下，社会对个人怎样产生冲击，个体又怎样去做选择，把这些作品连在一起就非常有意思。
我现在的研究更多是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四个不同的维度聚集一起，阅读这些作品时会觉得它们其实是历史社会学里典型的案例研究。诸多小说的叙述就集中在一个村庄，把这个村庄变迁的历史描述清楚，我们会看到不同个人在整个变迁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诸多运动的冲击之下，不断地和体制产生很多的互动，做出不同的命运转折，在不同的历史转捩点，人们如何分道扬镳。例如齐邦媛的《巨流河》，我也会在课上推荐，这部作品可以让学生读到人们在1947、1948年历史关头之际，他们的命运因何会发展改变，继而又影响到之后的人生走向。把这些故事放在历史的维度之下，再结合一些社会学论文的理论分析进行比照阅读，就会非常有趣。
澎湃新闻：您辗转国内外好几所高校，觉得各个学校的学生气质有什么不同？
严飞：我从教书的角度讲，清华的学生非常严谨、求实、好学，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的缺点是没能深入学习，这也是国内高校培养体制里的通病。斯坦福的一名学生每学期一般修课18到20学分，3到5学分是一门课，所以一学期就修3到5门课。课不多，但每一门课的课程作业量都非常大。相对而言，这样的话每一门课都会有充裕的时间深入阅读文献。清华的学生一学期可以修30多个学分，一门课2到3个学分，每名学生每学期会上八到十多门课，每天上午、下午都在不停地跑教室。这样的话，只能是上课时直接来听老师讲课，课后却很难有时间完成老师每周所布置的阅读文献。
香港学生的培养方式又是另外一种思维导向。整个香港的大学教育体系，更加追求务实性，常常强调对于学生职业化的道路引导。比如我过去工作过的香港城市大学，在过去十年间，它的综合排名从世界200多名跃升至世界前50名，但对于学生，培养的目标却是把他们塑造成穿着西装革履的银行职员、律师、医生，并不是往一个有思想、有人性关怀和人文素养的角度去发展。
美国的学生相对自由一些，他们更有创造力、有想法，会把创造力付诸实践，不会受制于毕业以后要买房买车的现实束缚。因为没有这些束缚，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比如毕业以后想去做NGO、做公益、扶贫等等。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常提到理想主义，您觉得清华的同学具备理想主义气质吗？
严飞：我知道清华、北大确实有很多学生非常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我们社会学系有位学生理想是要做一名导演，后来就到北京电影学院去学纪录片拍摄。我们还有特别喜欢剧场艺术的同学，她就会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剧场和舞台做一个批判分析。我们今年刚刚毕业的一位大四学生，则跑去了芝加哥艺术学院修读艺术史和策展。
从这点上说，他们和我认识的典型清华学生不太一样。在来清华之前，我对于清华学生的认识是非常的务实，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但后来也见到有不少清华学生在追求艺术、文学、电影、剧场、戏剧，这让我感到惊讶，同时也给予我一种教学上的喜悦，会见到不同的可能性。
澎湃新闻：此前，清华大学颜宁教授决定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消息发布后，引发诸多讨论。最有名的一篇讨论文章《清华才女颜宁教授为何负气出走普林斯顿？》将这桩“喜事”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随后清华校方认为这并非“负气”，而是高校间的人才常规流动，您怎么看这件事？
严飞：我认为这是正常的高校流动，颜老师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但不是唯一的案例。在清华，颜老师是一个代表，除她之外，还有建筑系的老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经管学院的老师去斯坦福大学任教，我们社会学系也有位老师去香港大学任教。
他们都非常优秀和热爱清华，但因为其他学校可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契合他们的研究方向，因此才离开。我觉得这种流动是学术圈很常态的一种相互流动。最早是在理工科，生物、物理、化学这些学科上，清华的实力已经可以和海外最好的学校如麻省理工、斯坦福进行媲美，甚至某些优势科目上已经超越他们。所以每年学校和学校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都会存在着大量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这个趋势未来会延续到社会科学，像社会学、政治学，现在年轻一代的老师不断地用英文写作，参与英文的学术交流、国际会议。他们在国际学术圈里不断受到重视，国外高校慢慢接触后会觉得你确实做得不错，也会请你去国外教学。
澎湃新闻：您作为博士生导师，觉得现在国内外博士的培养方式差距大吗？
严飞：在社科领域里，我们在博士培养上确实落后于海外，特别是落后于北美很多，这点毋庸置疑。因为我们整个思路方法、学科训练以及对于学生的压力都不可能和北美相提并论。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博士培养环节中发现很多博士对于海外文献阅读有很大欠缺，特别是对最新的海外学科发展和研究导向缺乏深度了解。归结原因：
一方面是我们在渠道资源上，常常没有办法阅读到最新的期刊论文和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我们的博士生的英文训练还有很多欠缺，英文的底子还没有非常好，需要不断加强。
我们希望可以改变这种情况。现在我们社会学系在做一件事，就是在博士培养阶段，会加重博士生们的英文学术训练，增加英文文献阅读的比例。同时鼓励他们多多参与到海外学术交流，不断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锻炼，增强他们英文的论文发表能力和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
《学问的冒险》自序
学术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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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真的走入学院之中，开启学术的人生。
我一直以为，我会成为一名放荡不羁的自由作家，我所热爱的，是在那“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穿透之下，所指向的一切和艺文有关的糅杂。譬如小剧场里的诗歌朗诵，配上独立乐队的练习曲；譬如咖啡屋里的哲学与欧洲电影，配上灰暗和明快交织在一起的混搭色彩。这种对于不着调无约束生活的近乎偏执的热爱，一直影响我到今天。当别人在跑数据、画图表、读文献的时候，摆在我手边阅读的，却是各种小说、诗歌，还有独立漫画。
上大学的时候，最爱去的地方，是学校边上一家叫作海德格尔的咖啡馆。去咖啡馆，倒不是真的去喝咖啡，而是去参加“夜行舞台”的戏剧实验。“夜行舞台”是几个复旦学生组成的民间戏剧团体，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无所顾忌地畅谈伟大与深刻，时不时撩拨一下长刘海，还有吉他上的弦音，吼两句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那几乎就是我整个的大学时光。
大学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求学漂泊生活，从英国到中国香港，从中国香港到美国，再从美国回英国，然后再回美国，三大洲四座城，一只旅行箱，如此往复。常常会在漫长的飞机旅途上，看完一本小说，然后打开遮光板，望向黑暗中一望无际的大片云海，然后问自己，这，是否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彼时，人生之前，还并没有加上学术两字，成为学术的人生。
跨入学术人生的那个时间点，现在已经难以记得，大概也不会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点。但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的人生，不是一下就飞跃进去的，而是慢慢累加，一点一滴融进去，再经过多次的激励，最终才沉淀下来。
第一次的融入，是2004年去牛津大学修读硕士学位期间。当时的我，住在离格林学院（GreenCollege)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紧挨着我的邻居，是大名鼎鼎的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教授。多尔教授是世界上首位提出吸烟可致肺癌的科学家，被称为西方反烟草危害运动的“教父”。他和合作者于1950年发表研究论文，指出抽烟是导致肺癌的“一个原因，并且是一个主要原因”。
4年后，他再次发表报告证实了自己的发现，西方反烟草运动自此开始风起云涌。坐在格林学院的草坪长椅上翻着书，常常会遇到西装笔挺、拄着拐杖去学院食堂晚餐的这位老先生。他每次都会停下来，和我聊几句，然后再慢慢地走向食堂。黄昏时分，看着这位科学泰斗走在牛津大片的草地上，我的心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很多次，晚上八九点钟离开图书馆走回家，到家前总能看到多尔教授房间的灯还亮着，那时我总是会想他在做什么呢？老先生房间那盏明亮的灯光，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学术原来是有温度的，肃然起敬之余，不禁让我萌生起献身学术的激情和冲动。
第二次的激励，则是2008年的春天。彼时还在香港工作的我，已经决定去美国攻读社会学的博士。正拽着两三所学校博士录取信犹豫不决，有一天邮箱里突然跳出斯坦福大学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的电邮。魏昂德教授是美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学者，他早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成名论述，《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Neo-traditionalism)，透过对中国国有工厂中权力庇护关系形成过程的分析，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名尚未迈入学术门槛的年轻学子，突然收到向往的大名鼎鼎大教授的邮件，那是一份怎样的惊喜。
在信里，魏昂德教授诚恳地邀请我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系攻读硕士学位，这样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做一项有关政治社会学方向的宏大研究。诚实地说，当时虽然亦有收到斯坦福硕士项目全奖，但在其他博士项目的录取信面前几乎对此没有做太多的考虑。如若接受这一邀请，就意味着要放弃其他的机会，并且还要再经历一次博士申请的冒险。但是魏昂德教授提出的这一研究计划是如此的有趣，再加上他那极富个人魅力的感召，我几乎没有做太多的思考，就立即选择前往斯坦福，开启一段崭新的学术探险之旅。而这一决定，就此拉开了一段长达七年，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师徒传授岁月。我和导师之间有过上万封的电邮往来，但故事开头的这第一封，却一直铭记在心正是这一次的召唤，定格了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志趣，让我在历史、政治与社会交叉的领域内，一头扎了进去，体会到很多研究的乐趣。
而整个学术道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沉淀，则是撰写博士论文后期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2014年的春天，我如愿申请到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工作，但前提条件是我必须在当年的9月完成博士论文的答辩，这就意味着我最迟在当年的7月提交博士论文的最终稿。压力和挑战同时袭来，让我一时慌了阵脚。知道这个情况后，胡佛研究所的马若孟（Ramon Myers)教授主动提出，将他在胡佛的办公室让我使用，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学术空间，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论文撰写之中。马若孟教授曾长期担任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保存和研究中国及东亚地区档案，贡献卓著。与此同时，他还是西方最早使用日本满铁调查档案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学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近代华北农村问题的大讨论，迄今都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马若孟教授的办公室在胡佛研究所的拐角处，比一般的办公室多出一个纵深的延展空间，可以将两把椅子拼接在一起，每日在上面做简单的午休。办公室有两块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着窗外加州明媚的阳光从茂盛的树叶缝隙间筛落下来，影影绰绰。在这一个完全属于我的静谧之地，我的心情复归平静，开始进入每日高强度的写作当中。时间被我切割成一段一段：每日9点起床，10点之前进入办公室，工作到下午1点，然后简短午饭；下午接着一般从1点半工作到3至4点，然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午休，午休之后接着工作，一直到晚上7点，再去晚饭和饭后校园散步。晚上从8点继续工作到11点，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洗漱完毕后，接着工作到凌晨2点，再进入梦乡。第二天周而复始，从未间断。
如此几个月苦行僧般的学术写作之后，博士论文终于大功告成。在马若孟教授的嘱托下，我开始帮助整理办公室内的藏书、工作笔记和私人物件。彼时他已84岁高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我的面前，突然呈现出一位优秀学者一生的全部学术历程，就如同老式电影放映机一般，一帧一帧地在办公室不同的角落里闪回出耀目而又温情的片段。我看到他身着博士袍的博士毕业照片，他和好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艾诗（Robert Ash)教授长达二十多年的信函来往，还有2012年末他亲笔写给所有师友的告别信，信里简短回顾了他这一生的学术工作，并在末尾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学术生涯即将迈入尾声。这将是你们收到的我最后一封信函，以此珍重告别。”
学术的生命，似乎就在那一刻，在那一间办公室，获得了新生般的延续，如此蓬勃，如此激昂。
我知道，这过去十几年的求学生涯，就好比一场学问的冒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院，体味学术的苦与乐。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的话说，就是“在学术旅途上，我是一个不断赶路的行者。”作为一名同样赶路的行者，今天，我的学术人生刚刚起步。
当年的海德格尔咖啡馆，在我大学毕业后不多久就因租金的问题而关门，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伴随着年岁的增长，阅读与写作的积累愈加丰厚，我却越来越喜欢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之业是危险的”这一警句，并时刻提醒自己，学术不仅仅关乎达至职称评选的论文发表，或者掌握了多么复杂的算法模型；学术更关乎的，是思想上的激浊扬清。社会学家郑也夫就曾指出：“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在学术的人生里，这两个支点构成了“学问何为”这一疑问的最好注解，成为学者灵魂深处最澎湃的生命力，让那思想之光挤过叹息的墙壁，丝丝缝缝里透出明媚。
2017年春
于北京清华园
严飞：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长期为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载于《凤凰周刊》《新民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明报》《书城》等报刊媒体。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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