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颠覆了我们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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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森潘，红色高棉领导人
1998年12月25日，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向柬埔寨政府投降。1999年2月9日，最后1700名红色高棉战士在安浓汶被编入柬政府军。3月6日，红色高棉最后一位领导人切春被政府军捕获。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激进组织之一红色高棉，终于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红色高棉创造过辉煌，更有过失败；曾让人肃然起敬，也令人不寒而栗。四十年来，它对世人来说始终是个未解开的谜。
农村包围城市的又一成功实践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重建柬共组织的这批人竟改变了柬埔寨的历史。
柬埔寨战后就存在共产党组织。它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法斗争中成长起来，1953年11月柬独立后大部分解散或转入地下。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支部，它的领导人不是越南人，就是亲越派，因而难免一切都服从越南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他们一般出生农村富裕家庭，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回国后有待遇优厚的工作，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但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中学时期就参加反法斗争，在巴黎这个“激进思想摇篮”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加入法国共产党。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太看得起“乡土派”。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倾向于在柬独立开展反封建的革命。
1962年柬共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
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还算是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但绝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磅湛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乔森潘、胡荣和符宁以左派代表人物的身份活跃在政坛，因正直敢言受到民众爱戴。1966年再度当选议员，并出任政府部长。不久，他们也只得“失踪”进入丛林根据地。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
“红色高棉”原是西哈努克对柬左派势力的称呼，这时就成了柬共的代名词。在内部柬共被称作“安卡”，也就是柬语“组织”的意思。
柬革命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
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年底革命军就增至2500人。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捐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5月5日柬民族团结政府成立，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担任副首相。
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
民族团结政府得到民众衷心拥护，抵抗力量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僧侣、朗诺政府官员、军人奔向丛林，加入红色高棉的行列。
1971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1973年8月美机停止轰炸。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到5万人，解放了90%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金边外围地区。金边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是因为抵抗部队还缺乏足够的进攻武器。
1975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4月1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月17日，金边挂起了白旗。
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
让柬埔寨人民自豪的是，金边的解放比北越军队攻下西贡要早13天。
要“一举建成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
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正在治疗病人的医院也不能例外。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因此，在这年年初，波尔布特等人就决定，全国胜利后要取消城市。到9月，全国城镇都完成了迁出人口的任务。柬共认为这在世界上是个“创举”。
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大修水利，平整土地。所有人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过时不候。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
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寺庙用作仓库。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又被称为“四一七分子”，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他们处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在柬越南人遭到驱逐和杀害。在许多地方华侨也成为肉体消灭的对象，他们被集体杀戳之前可以在食堂里美餐一顿。
1976年1月柬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柬共党内人人自危。包括胡荣、符宁等在内的一批中央高层领导被血腥清洗。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奇异的国家派有外交人员。
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
红色高棉精心构筑理想的天堂，却给高棉民族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在其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至少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该国总人口只有700万人。
在十四年抗越战争中重整旗鼓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民柬执政时代结束。
在长期的抗法和抗美斗争中，柬越曾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但也有一些积怨。两国革命胜利后，越南企图通过越柬的“特殊关系”控制柬埔寨，实现其“印支联邦”美梦。1975年6月就乘解放越南南方之机出兵占领柬的威岛。而红色高棉不屈服于越南的压力，利用民众根深蒂固的仇越反越情绪予以反击。1977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不断。年底因越军入侵鹦鹉觜地区，柬宣布与越断交，而越南则公开号召推翻柬共政权。民柬自信能轻易击败越南的任何侵略，不料劫难正在降临。
仅仅两周时间，民柬就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别说波尔布特没有想到，连越南人也深感意外。除兵不如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希望早日结束民柬的恐怖统治，并不响应政府发出的抗敌号召。
四下逃散的红色高棉官兵渐渐聚集起来。他们整编军队，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斗争。丛林游击战是艰苦的，但他们对此比建设国家更有经验。1981年后民柬国民军逐渐恢复了元气，摆脱被动防御。越军旱季进攻，国民军雨季出击。越军在边境围剿，国民军则分散进入内地打游击，开辟新的根据地。民柬是抗越战争的主力。
民柬领导人也多少进行了一些反思。他们承认由于过于理想化，在政策上犯有错误，并申辩说已着手改进，是越南入侵打断了这一过程。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政策上，民柬也作出重大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心。“为了民族和人民的神圣事业”，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
1985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
柬共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
尽管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为了共同的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之携手合作。不过，这时的西哈努克和另一位抵抗派别领导人宋双都有自己领导的小股抗越部队。
1982年6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团结抗越局面的形成为红色高棉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交环境。
柬抗越斗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979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谴责越南侵柬，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维护民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拒绝承认金边当局。
1986年以后三方力量有了明显增强。越南20万军队陷入柬埔寨战场的泥潭之中，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因侵柬战争和国际制裁，越南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苏联逐渐改变支持越南侵柬政策。这些因素迫使越南和金边当局考虑政治解决方案。
到八十年代末，红色高棉是抗越力量三方中最大的派别，也是仅次于金边当局的柬第二大政治军事势力。它拥有25个师，共7万人的军队，控制着近20%的国土。它组织严密，经验丰富，经济自立，是一支谁也不敢轻视的力量。
战略失策和内部分裂导致衰亡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
从1992年2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2.2万工作人员，花费近28亿美元来帮助柬实施和平协定。这是联合国战后最大一次维和行动。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它先是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而后拒绝裁减军队，不断采取军事进攻，并多次发生扣留和伤害联合国人员的事件，最后是在大选前撤走驻各地的联络站。红色高棉提出的理由不无道理，如金边当局仍控制实权和柬存在大量越南移民问题，但它不参加大选的决策却违背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这一战略失策使它声誉扫地。
除红色高棉外，其他19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得票45.47%，出人意料地战胜了金边当局的人民党。而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大选后柬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
红色高棉虽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控制区和解散武装。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协议。1994年7月7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的确，民柬军队能征惯战，政府军的围剿常常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
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作为“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96年8月他率领两个师“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他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4000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而后改组并入政府军队。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保存组织力量，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无所适从。
1997年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民柬武装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人民党。然而，7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压力下，柬再次举行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
波尔布特1998年4月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毕姜、江裕朗等5位高级官员和马本、波尔布特遗孀梅松等人先后离开红色高棉。最后是12月5日肯农等8位将军率数千余部的投诚，以及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的回归。1998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
红色高棉的兴盛和衰亡，构成了柬埔寨当代史的重要篇章。外部(即外国)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似乎举足轻重。如果没有美国干涉导致的柬民族矛盾激化，红色高棉不可能在短短五年内由弱变强，崛起为柬的主导力量。如果没有越南军队的入侵，柬共也不会执政三年多就失去政权。但另一方面，红色高棉的衰败和消亡，不能不说主要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在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后，红色高棉狂热地推行一系列超越柬埔寨现实的极左政策，造成经济崩溃和人心散失，动摇了其政权基础。在长达十四年的抗越斗争中，红色高棉积极扞卫民族利益，并且促进了柬问题的政治解决。但在和平来临之际，它却迷信武力，一意孤行，拒绝参加联合国监督下的议会大选，置身于柬合法政治之外，而后不思变革，一误再误，在短短的五年中就落得个众叛亲离、曲终人散的悲惨结局。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却走得如此之远?
红色高棉：向着毁灭人类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
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本文作者王晓林，原题为《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与汪东兴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大屠杀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们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45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一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调。他就是柬共总Z书S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沙罗绍特”。这是他第N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
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了5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MR•CHUM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20公顷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6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岁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直到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1950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因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给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Z书S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1962年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Z书S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1963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Z书S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Z书S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1965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1965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年3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沙罗绍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
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C 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句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了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会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1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约珍贵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Mr•HIMHUY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
1975年4 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防失联及商务合作请加小编微信643379716和QQ同号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人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结束语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颠峰。
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
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
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
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
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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