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漂30年|无法复制的传奇,他们的生死壮举永不谢幕!

2016-11-19 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

纪念长漂30周年

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周末副刊重磅推出

“回望长漂30年”系列报道

为你寻访当年的长漂英雄

讲述当年“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原始而伟大的壮举



1986年长漂冲过通天河巴雾险滩。(右边带帽者为戴善奎)


人类探索自然和挑战自身极限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就像万古不变的长江之水。


30年前,长江漂流成了吸引万众目光的焦点,这无疑也是1986年全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之一。


关山万里,切崖凿壁到东海;断魂险滩,惊涛裂岸人恐惧。那一年,装备简陋、缺乏专业训练的几支漂流队,秉承着一个朴素的信念:中国人的长江,只能由中国人完成首漂!在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历经千辛万苦,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首次完成了长江全程漂流,并对长江沿线的水文、地质、动植物等,进行了科学而详尽的考察。


首漂完成,举国欢腾,长漂精神和女排精神一样,成为激励一代人不断奋进的英雄赞歌。


长漂活动的诞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向开放、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型,必然引发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比如,1983年初,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创造了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这部纪录片,让国人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祖祖辈辈赖以繁衍生息的长江的真实容颜;正因为《话说长江》带来的澎湃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所以,当1985年要将长江首漂的荣誉让给美国人时,包括尧茂书在内的很多中国人不能接受。


那是改革开放进行了8年之后,人们纷纷脱下全国流行的绿军装,个性化初露端倪,在一个变革来临的敏感时期,大家都在等待一个突破口,长漂这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唤醒了大家沉睡的思想。


于是,长漂应运而生。


眼下,正是长漂完成30周年之际,一篇在网上流传的名为《1986生死漂流》的文章,再次把长漂拉进人们的视线。30年前的长漂途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到底是一场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还是一场漠视生命的莽撞冒险?


当我们走访当年长漂的亲历者,还原当年的历史,讲述他们当今的生活时,我们发现,也许,如今的人们并不太理解当年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一场少数人的冒险,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在整个国民中引发了一场探险热潮,更给平淡的生活注入了探险的精神元素,让当时的人敢于放弃工作下海、不顾一切去创业、去开辟从来没有涉足的新世界。也正是这场冒险,开启了中国的户外探险之门,之后的很多年,户外、探险运动、与大自然对话,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


30年了,谢幕的是长漂活动,不谢幕的是长漂精神。


戴善奎:

唯一随漂上千公里的中国记者


讲述人:四川日报原资深记者 戴善奎

漂流地段:

试漂:岷江段新津到宜宾310公里;

长漂:沱沱河源头到通天河玉树直门达,约1000公里


在四川新闻圈和作家群里,戴善奎的名字应该是不陌生的。这位《四川日报》原资深记者,在自己人生中书写过着极富传奇的一笔:30年前,他作为国内极少的亲身下水漂完近1000公里的记者,屡陷险境,感受颇深。


采访戴善奎的时候,是在他位于成都天涯石东街的家里。谈到长漂,戴善奎陷入深深沉思,30年前那一幕幕“苦海无边”的场景令他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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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跟随尧茂书一起采访”


1985年2月,当供职于《四川日报》的记者戴善奎,意外听说西南交通大学尧茂书准备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出于新闻敏感,他立刻向西南交大核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再辗转找到尧茂书的哥哥尧茂江。尧茂江刚好送他弟弟去漂流返回成都,他给戴善奎讲述了他们从长江源头到通天河的曲折经历。


“当时我就觉得这是条大新闻,符合时代精神,故事性强,意义重大。”他马上向《四川日报》编辑部汇报了这一消息。“我想跟随尧茂书一起采访,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他当时请求说。


1985年7月底,尧茂书乘“龙的传人”号橡皮船,在金沙江通伽峡遇难。尧的行为,在中国大地引发了1986年的“首漂长江热”。1986年6月至11月,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中美联合长江上游漂流探险队漂流长江,人类首次全程漂完6300余公里的长江。这次举世无双的漂流以轰轰烈烈开始,悲壮抵达而终,加上尧茂书,“长漂”共有11人遇难。这是后话。


当时,国内新闻界,连续性深度报道这一体裁可谓异军突起。戴善奎想,如果只是电话跟踪,点上采访,效果肯定和追踪报道不同。在他看来,川报想要成为发布此事的主渠道,记者必须亲力亲为追踪采访。


戴善奎为了自始至终抓到独家新闻,他和《四川日报》同事赵坚、奉友湘等人带着当时简陋的采访工具和壮士们出发了。其中戴善奎更是成了全程唯一随漂近1000公里的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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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津到宜宾,试漂310公里


戴善奎是这样拉开他的“随漂”大幕的:1985年夏,尧茂书已在上游沱沱河开漂。戴善奎不想去虎跳峡“拦截”尧茂书采访,而是到金沙江上游巴塘,待尧茂书入川后和他同步划船。全程约5000多公里,时间数月,直至东海,非如此不能抢到独家新闻。


戴善奎先决定试漂岷江。不会划船的他,从成都部队某舟桥连借了一只橡皮船,虽然当时他已是个38岁的“大小伙”,但还是像个准备上战场的“黄莽”(自己戏称),哪管死活?或者认为死神不会打起灯笼找上门来。


1985年7月初,戴善奎从新津下水,一路漂行,先是试漂到乐山。乐山三江合一,水流湍急。晚上他把皮筏固定在江边,浪很急,打得船身晃荡不已,根本睡不着。他只好沿着江边摸黑行走。突然,他发现了一只小船,船里还有铺盖!见船上没人,他便睡了进去。半夜,船主回来了,喝问他为什么睡到自己船上。戴善奎告诉他此行的来意,船主非常感动,后来一只大船拖了他的小皮筏一段。再后来他自己划到了宜宾,岸上观者瞩目。


这次岷江试漂,总漂程310公里。


试漂成功了,人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一鼓作气,带着自己那条“小丘八船”前往巴塘。没想到在那里等到的是尧茂书遇难的噩耗。


“当时有人说,尧茂书的死客观上‘救’了我。如果我和他结伴凭两只小船长漂,其险可知。”


从巴塘归来,在川报一版发出文情并茂的长通讯《长歌祭壮士》,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社会反响强烈,热血青年纷纷要求续漂,四川地理所出面组织,经一年筹备,举世瞩目的长漂拉开序幕。戴善奎再上征程。


(点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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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作为长漂活动的一线记者,戴善奎历经了他这一生中最险恶的考验:在通天河上的烟瘴挂险滩,受惊的黑熊泅过船头,毛骨悚然;浪高一丈的曲麻莱急流,落水受惊。然而比起后来的巴雾大滩,这一切都很小儿科。巴雾大滩时遇涨洪水,山呼海啸、惊涛拍岸。几米高的三个如房巨浪面前,他和沈大刚、宋元清的小船,弱小如“脚盆”。武警的余成在岸上开枪示警,但小皮筏已经失控,眼睁睁“喂”进浪里,如入黑森森的坟茔……”


戴善奎喝了口茶,继续讲道:“那说得上失魂落魄。我们的橡皮船被抛举得上天入地:第一谷,幽深;第二谷,骇人、第三谷,大惧。橡皮船变得娇小如玩物,人身上的肌肉全部绷紧,我不敢松懈地随时校正着船头。用力稍不坚决,船儿马上倾斜。当时,我左手上的那只船桨被打烂折断,只好单手死死抓住船帮。由于抓得太紧,连脚趾甲都被抓翻了,血水很快融入江水中。顾不得疼痛,用力蹬紧抓牢,心头只想着别翻船呀,翻了就玩完,这条小命就此交待……”队员杨欣抓拍了这名为《绝望的一瞥》的图片。后来,建川博物馆长漂馆花10万元据此绘制出巨幅油画。画上右边戴黄帽子的那位,便是戴善奎本人。


戴善奎还回忆了当年《青年世界》杂志社记者万明牺牲的经过:1986年9月12日下午,洛阳长漂队副队长郎保洛被困在上虎跳峡到中虎跳峡之间一处绝壁下的岩腔中,忍饥挨饿,奄奄一息;队员孙志岭下落不明。13日下午,万明和各位新闻记者一起,隔岸采访营救经过,直到天色开始暗下来时,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营救现场,向永胜乡驻地赶去。不幸的是,在离驻地还有半小时路程的一段冲坏了路基的地方,经过时天已黑,万明被山上滚下的乱石击中头部,跌入崖下摔成重伤,旋即身亡。


“当时我和万明就跑在一起,那简直是在和死神赛跑呀。我只比他早十来分钟,刚好在天黑前跑过塌方处。如果晚到几步,也极其危险。”戴善奎说。


戴善奎的长漂河段是:从沱沱河源头到通天河的玉树直门达,约1000公里,其间绝大多数为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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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闻人的“伟大征服”


比起长漂队员一门心思漂流不同,戴善奎还要力争每天把最鲜活的新闻报道发回成都本部。


长漂期间,当时没有手机等现代通讯设备,戴善奎他们写了大量文字经常“堵塞”着发不出去,只有等到有邮电所的地方再发。


每天晚上,别人都休息了,戴善奎还在忙活,他蜷缩在帐篷里,借着昏暗的蜡烛光,完成3000多字的文字素材。经常,黄昏时节,一身泥浆的戴善奎疲乏得连站立都困难,他硬撑着身子刚一搭好帐篷,就晕晕乎乎倒头睡下。第二天早上,他想补记日前的采访素材,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人在缺氧的高山地区,容易出现短时间“失忆”。


戴善奎说,当时他们主要的发稿方式是电话和电报。打电话发稿是最累的,由于电话线路质量差,每发完一篇稿子,记者的嗓子都半哑了。用电报发稿,为了节省费用,他们每一篇文稿都不用标点符号。


他们的努力当然没有白费。之前,戴善奎刊发在1985年9月5日《四川日报》头版的长篇通讯《长歌祭壮士》,收获省好新闻一等奖。《长》发表后,大量读者写信要求继承尧茂书的遗志,继续进行长漂,当时的省委领导也十分重视。“读者寄到川报给予长漂队支持的钱物多如牛毛,我们都一一转给了省科分院地理所。我自己还拉了一万元赞助,用于接下来的长漂。”他说。


戴善奎和同事们采写的这组长漂稿件,写得非常凝练,描写生动,现场感强,让人身临其境。许多人看了都哭了。《四川日报》一时洛阳纸贵。


戴善奎他们的报道影响非常大,很快《人民日报》也介入,还选用了不少《四川日报》的文章。“在长漂的报道上,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戴善奎说。他自己也前后共写了100多篇长漂报道。


意犹未尽的戴善奎后来还写了《最后的伟大征服》(与赵坚合著)和《漂》《人生好境》等书作,记录了1986年前后那次“伟大的征服”,出版后在读者中反响热烈。


赵坚:

我曾两次面临生死考验


讲述者:四川日报原资深记者 赵坚

长漂经历:长江源头之一布曲考察,漂流莫丁大滩等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探险漂流队(以下简称科漂队)的随队记者赵坚与奉友湘都觉得,1986年长江漂流壮举之所以能够成行,记者戴善奎的一篇文章《长歌祭壮士》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文中记述了一位四川民间探险人士尧茂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长江探险漂流故事。


时隔30年,赵坚和奉友湘都还能清楚地背诵出,《长》那个在当年震动全国青年心灵的悲情结尾:尧茂书“前仆”了,那“后继”呢?


A

“千里行”途中惊闻尧茂书出事


从1984年10月中旬起,《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以每天一篇的速度,更新自己的专栏“徒步长征路”,其新鲜的视角,丰富的现场,很快吸引到大众的眼球。“当时正值新闻业改革时期,刚刚呼吸一点自由空气,这种每天一篇的报道以前还从来没有过,也算开了先河。”赵坚回忆道。


“‘徒步长征路’对沿途民风民情的挖掘,在当时媒体报道中是很少见的,赵坚很喜欢。

 

罗开富的报道给了赵坚新的灵感: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已经初见成效,僵化的社会开始解冻,赵坚本能地感觉自己应该“沉”下去,去到现场,去记录新生的这一切。


1985年夏,32岁的赵坚和同事黄远流向报社主动请缨,希望以成都到重庆为范围,观察四川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变化。这个策划得到了总编辑的同意。于是,两个记者骑着摩托上路了,边走边写稿,开始了“川渝千里行”的报道。就在川中乡间行走期间,赵坚看见同事戴善奎出了一篇很猛的稿子——报道长江漂流探险,戴善奎甚至还自己弄了橡皮舟去岷江试漂了300多公里,再准备跟随采访对象去长江源头。


“我们的千里行已经收到一些反响,没想到还有更凶的。戴善奎比我们横。”赵坚笑着说。


长漂故事的主人公尧茂书也引起了赵坚的兴趣,“从未听说过尧茂书,从来没有听说过漂流,从来没有听过通天河。通过戴善奎的报道,这些地理名字都跳出来了。不只我作为同行感兴趣,好多报纸也转载了这个报道。”


此前,赵坚只在书本和报纸上看过挪威探险家阿蒙生、日本探险家植村直己等的故事,从来没有想过尧茂书——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能做这样的壮举。


赵坚还在兴奋时,尧茂书突遭意外殒身金沙江。“我们是在‘千里行’中途看到《长歌祭壮士》中关于尧茂书出事的描写的,当时感觉很震撼。”



赵坚和戴善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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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个队伍去长漂


为理想而献身的尧茂书,在当时年轻人中间引起剧烈的反响。后来的科漂队队员,原四川省汉源县电影公司的职工宋元清,在1986年12月举行的长漂学习总结会上讲道,“在中国,伟大的80年代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她在变革中前进。在这场变革中,对每一个公民来讲,都面临一场考验。我曾立志不在这场考验中沉沦下去……尧茂书的举动给了我启示。”


对中科院成都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所)的一群30岁上下的青年研究员来说,尧茂书的举动又有另一番启示。有180万平方公里流域的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拥有57万平方公里(包括重庆)的老四川,95%以上的面积都属于长江流域。研究、利用、保护长江的资源和生态本就是地理所的责任。而尧茂书所经过的长江上游,是一个基本未开发的领域,引起了地理所极大的兴趣。


“戴善奎的文章出来以后,(各地青年)就有一些行动。另外也引发了一些疑问:长江源头沱沱河那么险的地方他都没出事,怎么刚进金沙江就死了,是不是经验不够?是不是有地理地质上的原因?……地理所的科研人员觉得,他们有责任对相关的地理、水文、灾害等进行研究。他们开始着手研究。”


1985年8月下旬,由地理所山地地理研究室牵头,研究组织一支以科学考察与漂流探险结合的队伍。9月,四川省地理学会与《四川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联合发起组织长江漂流探险队。


1985年10月17日,《四川日报》首先报道了组织“长漂”队伍的消息,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地理所一下子收到了来自全国23个省市近250名青年的报名请求。


地理所和省地理学会,当然难以组织维持一个长时间科考加探险的庞大队伍。1985年底,地理所向四川省委打了《关于组织考察漂流长江问题请示报告》。报告得到时任四川省省长蒋明宽的支持。于是,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指挥筹备组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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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上骑着牦牛挺过5天


1986年4月的一个中午,《四川日报》编委席文举找到记者部,“当时我们正在休息,他冲进来声音很大的,就在那儿吼:‘记者部,我们要找个人跟戴善奎一起去采访长江漂流!’”当时席文举提了两个条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赵坚不假思索,立刻举手报名。


4月20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成都举行。当时的副省长康振黄参加了成立大会,并由省政府副秘书长杨启泉做总协调。省公安厅和武警总队还为长漂组织了一支安保力量,“四川的长漂队伍,科学和探险结合得比较好,考虑得也比较周全。尧茂书已经死了,我们后面的人能不能少死一点。”


6月7日,科漂队和随队记者抵达了4900米的唐古拉山温泉兵站。这也是赵坚第一次来到海拔如此高的地区。科漂队队员高反严重,领队朱剑章、队员周洪京直接被送到医院治疗。


在出发之前赵坚安慰担心的家人,记者不会下水没有危险,但是去了他才发现,在金沙江以上,参加科漂队的人,无论记者、专家还是武警,必须首先是漂流队员。


“不下水漂流不行。长江上游两岸属于无人区,根本没有路,没有交通工具。必须下水。”他说。


6月12日,赵坚跟着科考人员先行前往长江源头之一布曲进行漂流考察。布曲河的弯道极多,水浅水缓,考察速度很慢,有些地方还必须下到刺骨的河水中拉纤。到下午近8点,科考小分队离驻地还很远。“大家开始着急起来,不论学者、记者全部擎桨划水……太阳落山,天色渐暗。众人愈加着急。拼命划船……每人跳下水推船十多次。”


深夜十二点,科考小分队终于抵达驻地。赵坚在当时的通讯里写道,“这种考察形式比过去在岸上考察,对河谷水系发育特征的认识更具体,更深入。”但也更加艰苦。经过一天寒冷劳累的行程,赵坚感冒了。这在高原是致命的。


但赵坚不愿放弃来之不易进入源头区采访的机会。


6月16日,赵坚随科漂队源头小分队从姜梗曲开拔,开始徒步翻越各拉丹东雪山,前往江源区。忍受着剧烈的感冒症状,在队员的帮助下,赵坚骑着牦牛挺过了5天的高原行程。“骑在牦牛上不停地摔下来,但到了源头,感冒居然好了!”6月20日夜,科漂队源头小分队抵达江源区姜古迪如冰川。



高原艰苦,赵坚在源头区皮泡脸肿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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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橡皮筏被吸在旋涡里


如果说长江源头区只是科考队的“开胃菜”,进入四川省境内金沙江段以后,激荡奔涌的江段便成为了漂流探险队的“正餐”。也正是在这里,赵坚第二次遭遇命悬一线的危机。


7月下旬,两支长江漂流队在金沙江段的鬼门关之一——叶巴大滩损失惨重:3名队员牺牲。


为了漂流队员的安全,科漂队指挥部派遣了一支由武警参谋余成指挥的踏勘小分队,前往巴塘县城以南踏勘江水的情况。赵坚也申请随行。


头两天踏勘还比较顺利,河道也比较宽,两岸有时也还有路可以走。踏勘小分队采取在平缓处放筏漂流,遇到大滩就上岸拖船过滩的方式前进。但到第三天,悬崖已经垂直入天,岸边都是巨礁,加上踏勘人员还背着橡皮筏、武器还有高压锅、食物等等,再往下走已不可能再抬筏过去。



1986年长江漂流在长江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下水前。冯春供图


“我们也没有想到会过不去。但这里已经是峡谷,两边完全是绝壁,很窄很高,江面连太阳的影子都看不见。江中是暗流汹涌。这是一片横断山脉,山上都是石头没有什么植物,只有仙人掌。很凄凉。”


余成决定冒险放筏,漂下去。赵坚有点赌气,“反正大家都是一条命,你说上就上。”而藏族战士汉布觉得凶多吉少,上筏之前开始在岸边祷告。赵坚也感觉不好,盘好一条缆绳,放在身边。


洪水季节的金沙江,波涛汹涌,橡皮筏一下水就不听指挥了,“船下去立刻屁股朝前头朝后,然后就一个倒栽葱(冲下跌水),栽到下去,正好夹在左岸两个大礁石中间”。赵坚回忆说。


礁石下部有一个漏斗式的旋涡,江水不断地把橡皮筏往下吸。桨断了,队员们觉得情况不好,各自开始吼赶快冲出去,“大家脸都变色了。”赵坚瞟到筏左边有一块很陡的三角形礁石,迅速让战士雍中把准备好的缆绳递给他。拿到绳子,赵坚乘着涌浪过来把橡皮筏抬高之际,奋身跳到了礁石一侧。队员们拉着赵坚递给他们的缆绳爬上礁石,“总算先把命保住了”。


这个被赵坚在稿子里称为“莫丁大滩”的地方,后来也成为科漂队30年来难以磨灭的伤痛:4个月后的11月19日,科漂队补漂小分队的3名队员,以生命为代价补漂完了整个莫丁大滩。



陷在浪窝里…… 冯春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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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再有的传奇


长漂是那个重新发现大江大河年代,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赵坚感觉每一次民族的变革,都离不开一次如长漂探险一般的地理大发现。而每一次地理发现,又离不开之前思想的解放,“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外交流,也不会有人知道美国人要来长江探险,不会有后来民族精神的上升。那时候我们虽然很穷,但对祖国、江河这些词汇还是觉得很神圣。”


而长漂过程带给赵坚的另一项收获,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赵坚来说,用双脚和文字丈量完的长江,已经不只是翻腾的浪花和黑色的礁石,“过去只是课本上看到山河之美,还没有人从源头到出海口看过长江,看到的都是码头、桥梁。”但经历了长江漂流,从源头到出海口,江面、跌水、礁石、还有江两岸的壮丽山河,一切教科书上没有的景色,在赵坚心里重新描绘出了一个立体的长江。



这就是著名的“中华勇士号”。赵坚摄


“但是长漂不可再复写了。”如今户外运动在中国已经十分兴盛,不会再像过去一样使用简陋的橡皮密封船来漂流,而且长江最险的金沙江段,已在建设溪落渡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和十几个巨型电站。若干年后,落差3500多米的金沙江还将出现十几个平湖,险峻雄奇金沙江峡谷再也不是漂流人向往的地方。1986年这场英雄主义的大冒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


赵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用再重复他们的路。“青年们通过学习考试,可以去非洲打工,去阿根廷做生意,美国去读书,过完全不同的人生。”人生就是一场探险。探险是一种人生投资,投资就有风险,有可能死掉,但向死而生。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贵平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制图 司婉靖 编辑 米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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